我想到楼下打酱油

我想到楼下打酱油

“到海外去打酱油”，听上去很怪诞的情景却已经成为现实。不仅深圳人到香港去抢购廉价日用品，内地人对港澳婴儿奶粉的青睐甚至导致了当地的“奶粉荒”。去日本买茅台酒，到韩国带中华烟，在美国买各种服装……漂洋过海买回来的其实就是“中国制造”，中国人如此舍近求远到底为了什么？

答案其实也简单，一方面是因为海外的“中国制造”质量放心，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家的价格足够便宜。前者好理解，别人对产品质量和安全的监管更到位。可是，为什么漂洋过海之后的“中国制造”反倒比在家门口卖得还便宜？《新周刊》举例说，产自东莞的某品牌牛仔裤在中国柜台里的身价是899元人民币，到了美国亚马逊网站上却只标价24.42美元，合人民币166元。这绝不是CPI上涨所能解释的，何况CPI只是一种结果而不能拿来当做原因。

谈到这种现象，央视评论员白岩松在一期节目中提及“看得见的税”的影响。《福布斯》有一个全球税收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排名第二。中国税制的特点是，既有直接税又有间接税，这两种税的税率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所谓税收的痛感，一方面表现为个人所得税等税种所带来的直接压力，另一方面则通过包含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种的过于高昂的商品价格来将压力传导给消费者。《南都周刊》算账说，一瓶售价为1480元的女士香水，实际上包含了增值税250.6元、消费税444元，以及城建税48.7元，税款超过了商品售价的一半。

这些尚且没有包含种种有中国特色的“费”。除了税务部门所征收的税之外，工商、质检、卫生、教育、公安、交通、环保等等部门，都可以依据红头文件向民众收取各种各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1月底，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再次发文宣布取消31项涉企收费项目。而2009年1月，相关部门宣布取消的收费项目为整整100项。要问中国企业和民众所承担的收费项目到底有多少，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准确知悉，我们只能从一次又一次的“停收”目录中隐隐约约地感知这份名单的庞大。有人估算，一个人在北京买一套房子，47%的房价款转换成了税和费。从这个计算中，不难体会“看得见的税、看不见的费”对商品价格难以忽略的“贡献”。

事实上，“费”也不全是行政性收费。“中国制造”之所以会出现在外国甚至比国内还便宜的怪相，这与政府环节所征收的税费有关，同样也与国内市场环节并不低廉的消耗性费用有关。一件商品从工厂出来，不仅要经过密密麻麻的收费站，而且还要经过大型超市企业进场费、广告费、过节费等层层加码的盘剥，这些不正常的市场费用最终都要由消费者买单。全世界收费公路14万公里，其中10万公里在中国。1公斤货物从上海运到贵州，居然比运到美国纽约要贵6倍。全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比重，发达国家为10%，中国则超过20%。在这样一个市场面前，“中国制造”焉有不贵之理？

越是昂贵，民众的消费潜力就越是会被冻结。国内消费的乏力，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中国出口所获得的美元，都要通过发行人民币的方式进行平衡。越多的商品出口，就意味着越多的廉价“中国制造”被投向国际市场，而我们所留下的除了美元之外，还有被不断稀释的货币购买力。这个过程转换到市场终端，只能是“中国制造”越来越昂贵这一现实。

“到海外打酱油”，也许听起来挺美，实际上如果加上路费成本，出口转内销的“中国制造”也并不便宜，何况海关税收政策的转变正将越来越多的捎带物品堵在门外。再说，出境方便的群体对于整个中国而言，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民众尽管深有痛感，却并不具备“到海外打酱油”的便利。最终的解决之道，只能是通过改进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便利地在自己的楼下打到安全、便宜的“酱油”。诸多病灶如前所述，眼下的关键是有没有行动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