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精神下跪比千人下跪政府更可怕

群体精神下跪比千人下跪政府更可怕

千人下跪政府设若不是官媒刊载的真事，我一定以为是一条愚人节新闻。

我从2010年4月25日人民网读到：4月24日大连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鉴于庄河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明同志对4月13日海洋等社区居民到庄河市政府集体上访事件处置失当，造成恶劣影响，应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孙明同志实行问责，责令其辞去中共庄河市委副书记、庄河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其中，责令其辞去庄河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

老实说，对于千人下跪政府这档子烂事，说什么怎么说都无法宣泄平息我心中的愤懑，而此时我只有无语。因为：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只有而已而已”。因为：“惟沉默是最大的蔑视”。因为：即便说出十万个“悲哀”“蒙羞”来，骂它个狗血喷头也顶个屁用！因为：说了白说，不说亦罢。

无论如何，千人下跪政府是一幕法治社会的尴尬活剧。然而，我非但不忍讥讽嘲弄下跪者，反而对他们抱以同情和佩服。我同情他们的境遇，因为假如有其他有效表达诉求的办式，大概打死他们也不肯下跪的，因为毕竟“男儿膝下有黄金，只跪苍天和娘亲”，选择下跪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佩服他们在万般无奈下还能保持理性坚守良心坚信正义的精神和韧劲。

相形于千人下跪政府的肢体下跪，现下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是不少国人的群体精神下跪。我所谓的群体精神下跪，表现于官场职场生态，是向权力下跪，下对上唯唯诺诺唯命是从者众，特立独行自由表达诉求者寡；对违法乱纪行为助纣为虐沆瀣一气同流合污者众，敢于监督检举捍卫正义者寡；信奉潜规则者众，恪守显规则者寡。表现于社会生态，是向金钱下跪，弱对强摇尾乞怜精神依附者众，依法维权不畏强暴敢于抗争者寡。表现于人文生态，是向世俗逆流下跪，危难时刻充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麻木看客者众，担当“路见不平，拨刀相助”的见义勇为者寡；集体人伦沦丧正义跳水者众，坚守“炎黄子孙”身份标签和“礼仪之邦”文化符号者寡。

群体精神下跪和肢体下跪有着共同诱因。就现实动因窥，少数地方人治干扰法治甚至代替法治的官场潜规则和甚嚣尘上的拜金主义尘俗潜规则可谓“功不可没”。当国人发现法治文明与社会现实、亲民理念与官员表现“两张皮”，公民道德建设文明倡导与公民道德表现文明现状两码事时，“识时务者为俊杰”则成为人们无奈而又现实的抉择，再而被亦步亦趋殊途同归地同化。

精神下跪当还有着奴性的文化基因。梁启超早就说过：“我国民不自树立，柔媚无骨，惟奉一庇人宇下之主义。暴君污吏之压制也服从之，他族异种之羁轭也亦服从之。但得一人之母我，则不惜为之子；但得一人之主我，则不惮为之奴。……品格之污下贱辱，至此极矣。”他将奴性称为“劣下之根性”，并旗帜鲜明地提出国人必须“剪劣下之根性，涵远大之理想”。陈独秀也说过：“盖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而在另一个场合，鲁迅则干脆十分愤激地说，中国只经历过两个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有些人毕生所追求的，正是某些人与生俱来的。到生命完结的时候，有些人得到了他们毕生所求的，而有些人却失去了他们与生俱来的。”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我注意到，大连市委、市政府要求，必须认真对待庄河市部分群众上访事件，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实事求是依法依纪妥善解决。然而，我要提醒的是，群体精神下跪比千人肢体下跪更可怕，后者顶多赖以处理几个人搞定一件个案关门落闩了事无虞，而放纵后者则势必掣肘阻力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发育和法治文明的正向演进。因此，因应千人下跪政府及其背后折射的社会群体精神下跪世象，绝对不是辞一个市长这么简单，换言之，辞一个市长也许可以暂且解决个案纾解民愤回归公信，而要消弭千人下跪政府及其背后的群体精神下跪病毒则非一日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