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樱花鉴证历史

武大樱花鉴证历史

吴　骁

上、种植史

“樱花”一词，最早见于唐李商隐的诗句：“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巷垂杨岸。”以后也有诗人多次提及，郭翼有“柳色青堪把，樱花雪未干”，于若瀛有“三月雨声细，樱花疑杏花”等诗句赞美樱花。樱花花形美丽，树姿洒脱开展，盛开时如玉树琼花，堆云叠雪，甚是壮观，是优良的园林观赏植物。夏季樱花树枝叶繁茂，绿荫如盖，甚是壮观。

全世界有50多个野生樱花基本种，中国约占38个之多，其次为日本、朝鲜、缅甸、不丹、锡金等仅产几种，但樱花栽培盛于日本是无疑的。有日本学者认为，“樱花是由于从中国引进梅花时夹带到日本的”，平安时代（1151—1192），樱花在日本广泛种植，并取代梅花成为日本国代表性的花木。由于樱花开时热烈，落时缤纷，短暂的绚烂之后，便随即结束生命的“壮烈”精神深受日本人的喜爱，他们认为樱花具有高雅、刚劲、清秀质朴和独立的精神，是勤劳、勇敢、智慧的象征，因此，在以后的数百年里，樱花在日本受到广泛重视，乃至被定为“国花”，从而和富士山一样，成为了日本国的象征：“欲问大和魂何在？且看野樱向阳开。”

武汉大学的樱花，在全国很有名气。不过，提起武大樱花的来历，这里面还有一段曲折的历史往事，它记载了一段令人辛酸的国耻。

20世纪30年代，初创的国立武汉大学在珞珈山大兴土木，辟山建校，逐渐将这片原本乱石丛生、坟冢遍地的荒山野岭，变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校园。经过9年的植树造林，珞珈山林木葱茏，花丛掩映，成为华中最好的植物园，被郭沫若盛赞为武汉三镇的“世外桃源”。然而，正当武大的发展势头蒸蒸日上之时，日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半壁河山很快沦入敌手。至1938年初，武汉形势吃紧，武汉大学开始迁往四川乐山。10月底，武汉三镇沦陷，武大珞珈山校园亦遭日军侵占。

而早在1938年7月，当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率领最后一批师生离开珞珈山前夕，曾委托以法学院助教汤商皓为首的5位教职工留守护校。若干年后，汤商皓在一篇名为《1985年回国重游珞珈母校武大忆往感怀记》的文章中，较为具体地回顾了自己当年留校看守校产的经历，并简要交代了侵华日军在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种植樱花的来龙去脉。

据汤商皓回忆，在武汉沦陷后，他曾多次前往珞珈山校园与日本驻军进行交涉。约在1939年春，负责接见他的一位文职武官高桥少将，曾将武大与“日本日光、箱根之风景优美的文化地区”相提并论，并表示“当尽力加以保护”，但他同时又表示，“惟值此春光明媚，尚欠花木点缀，可自日本运来樱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调”，接着，又将汤商皓等人带到文学院前，“遥指将栽植樱树之处所”。汤商皓对此心有不满，但又不能公开反对，于是针锋相对地提出：“可同时栽植梅花，因中国人甚爱梅也（予意，樱为彼之国花，梅乃我国国花）。”但是高桥却回答：“樱苗易得，梅种难求，明年今日君等可来此赏樱。”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汤的意见。

从汤商皓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推算出，侵华日军从本国引来樱花树苗栽植于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的时间，最早应是在1939年。而在武汉大学战后复员之后，武大生物系师生亦曾在1947年3月通过科学鉴定，判断出这批樱花树的树龄应为8年。一般认为，日军在珞珈山种植樱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解住在这里休养的大批日本伤兵的思乡之情，同时，亦有炫耀武功和长期占领之意。因此，在珞珈山校园内出现的这第一批樱花，可以说是日本侵华的罪证，国耻的象征，同时也是今日武大樱花的缘起。

据当时留守校园的武大老一代园林工人回忆，日军当年在武大种下的日本樱花不超过30株，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樱花大道上。抗战胜利后，国立武汉大学于1946年10月复归珞珈山；1947年3月，广大师生观察发现，校园里共有28株樱花树开花，它们均匀地分布在老斋舍三个拱门之间及其两侧的4个门栋前（每个门栋前各有7株）。

1949年初，曾有人建议当时驻守武汉的国民党将领张轸（后率部在金口宣布“起义”）将樱花树砍掉，结果遭到拒绝。张轸后来曾表示，武汉大学是座宝库，里面的一草一木都要保留。1957年，武汉大学主管部门对这些樱树进行了更新。1973年，武大农场又从上海引进了一批山樱花，同时再次更新了已老化的樱树。近几十年来，武大的园林部门还不断对其进行补栽。

樱花树的生命周期很短，一般只有二三十年，而据武大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武汉大学校园内的樱花树，由于长期受到学校的精心呵护，寿命一般能达到50年左右。但尽管如此，由于年代久远，1939年由日本人种下的第一批日本樱花，经过数十年来的多次更新，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已基本死绝。据观测和研究珞珈山樱花长达60年的萧翊华教授向笔者透露，日本人当年种下的那批樱花树，其最后一株约在1997年前后死去，因此，我们今天在武汉大学樱花大道上所看到的日本樱花，已远非当年的侵华日军所留下的花种了，而多为原种的第二代、第三代。

日本国的樱花再次来到武大珞珈山，已经是3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但这次已非国耻的印记，而是和平与友谊的象征。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向周恩来总理赠送了1000株大山樱，其中800多株留在了北京，种植在玉渊潭、植物园及陶然亭等京城几大公园里（虽然呵护有加，但绝大部分樱花最终还是死去了），100株植于周恩来曾居住过的南京梅园新村；1973年，中央有关部门考虑到周恩来曾在武汉大学居住过，于是便将其中50株转赠给了武汉大学。据武汉大学档案馆老馆长徐正榜介绍，这50株樱花树后来又有30株转赠给了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剩下的20株则由学校园林部门栽植于半山庐前，1976年开花。

1983年1月15日，为纪念中日友好10周年，日本京都府日本友协和日本西阵织株式会社向当时在京都大学学习的武汉大学生物系教师王明全赠送了100株垂枝樱苗，经王明全转赠给学校后，栽植于枫园三舍南侧公路边和樱园附近，1986年全部开花。1992年，在纪念中日友好20周年之际，日本广岛中国株式会社内中国湖北朋友会砂田寿夫先生率团访问武汉大学，赠送樱花树苗200株，后栽植于八区苗圃，现今武大校园各处的樱花树苗，除武大园林工人自行培育的之外，大多都来自于此。

20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绿化委员会成立后，对校园内的樱花树进行了全面、合理的布局，扩大了樱花的栽植地段，使樱花树从樱花大道及其道下的广阔地带，逐步扩展至鲲鹏广场、第四教学楼、人文科学馆以及行政大楼等处。1989年春，武大园林科从东湖磨山植物园引进原产于云南的红花高盆樱桃16株，栽植在校医院前公路北侧。1991年至1993年，这些樱树共生樱苗近600株。1995年，武大校友、湖北省农科院研究员张朝臣研究出试管樱花，大大缩短了樱花的生长、开花时间，很快受到园林部门的青睐。时至今日，武大校园内已有樱树1000多株，内含日本樱花、山樱花、垂枝大叶早樱和红花高盆樱桃共4个植物学种和十多个栽培品种或变种。

总之，自1939年樱花在珞珈山落户，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多年来，武大几代园林工人对其精心培育，并为此耗费了大量心血。樱花的栽培管理、育种已成为武大园林工作者传统研究方向，并在人为“延长”樱花花期的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另外，武大还经常将自己繁殖培育的各种樱花品种赠送给其他兄弟院校和社会单位，如1988年就转让16株名贵品种垂枝樱花给当时的中南财经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校区），在财大的思园落户生根，1991年又转让200多株近10个品种的樱花树苗给北京玉渊潭公园的樱花园。现在，武大园林部门正在继续努力采取有力技术措施，保护樱花，并不断繁殖和培育新的樱花品种，以求更进一步地美化珞珈山校园。

中、观赏史

武大种植樱花原只是为了美化校园，供广大师生观赏，但时日一久，却逐渐发展成武汉市一大全国著名的景观。每年春分时节，珞珈山樱花盛开，既有梅之幽香，又有桃之艳丽，争妍斗艳，菲菲如云，在凄厉的寒冬之后，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愉悦和欢乐，从而引来无数游人驻足观赏，流连忘返，堪称江城一绝。

樱花的花期一般在3月中旬至4月上旬，不同品种的樱花略有区别。樱花的盛开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在叶子长出前先开，有的与叶子生长同时开花。樱花的美，不仅在于盛开时的热烈，更在于它怒放后纷纷飘落时的那种高尚、纯洁和果断的壮烈场面！难怪有人说：除看樱花难算春。

在武汉大学，到珞珈山看樱花，也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武大师生当年从四川乐山回到武昌珞珈山之后，便对老斋舍前的日本樱花倾心不已，有位老校友在数十年之后还回忆道：“春天里，满山遍野开满了各色各样的花，大家可以尽情欣赏。特别是男生宿舍前的那一片樱花，住在最下一层的同学，只要站在自己房间外面的阳台上就可以一饱眼福了。”据萧翊华教授回忆，1947年的阳春三月，就不断有美式小轿车开进校园，国民党官员及其太太们三五成群来看樱花，气氛十分热闹。而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也曾在樱花树下拍照留念。“文化大革命”时，“全国山河一片红”，武汉大学停止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成为全国的红卫兵们南来北往串连的好地方，每年三月，经常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串连到武大来看樱花。尽管这些红卫兵经常在武大校园里大肆破坏，却没有对这些樱花树有所损毁，在整个“文革”期间，武大的樱花树都保存完好。

到1978年，武汉大学已有樱花上百株。樱花烂漫时节，对花草淡漠已久的市民又陆续赶到武大，争睹樱花芳容。这时校方仍以“为人民服务”为主，自发组织师生保持环境卫生。后来，原武汉市市长黎智听说市民看樱花让校方“手忙脚乱”，便提议适当收取门票，加以控制。到1985年，游人日渐增多，校方有人提议将樱花全部砍掉种上梅花，“以激励武大新时代的人文精神”，但最后以“武大樱花是历史的鉴证”为由未果。1986年，时任武汉市市委书记的王群在武大赏樱时明确指示，要采取措施对樱花加以保护。时至今日，校方对园林环保日益重视，要砍树已是不大可能也不必要了；相反，还经常对遭遇病虫害或已老朽的樱花树进行抢救性修复。

20世纪80年代以来，武大供观赏的樱花及樱花类植物已有4个植物学种（不包括栽培品种或变种），分别是：

日本樱花（Cerasus yedoensis Matsum．），又名东京樱花或江户樱花。1939年由侵华日军引进栽植，历史最早，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樱花大道至行政大楼东侧；其特点是每朵花为单瓣，5枚花瓣，大而艳丽，花先于叶开放，花色粉白（白色至微红色），有微香味，特点醒目，观赏性极强；3月中下旬至4月初开花，花期集中，开时花繁似锦，满树灿烂，落英随风飘荡，如天女散花，美不胜收，极为壮观。

山樱花（Cerasus serrulate Lindl．），又称福岛樱或青肤樱。1973年由日本和中国上海引进，品种、数量都很多，有不少变种，在校医院前、教四楼前、樱园入口路旁、樱园南坡绿地（下沉花园）中均有栽植；花瓣有单瓣、重瓣、半重瓣，花色有大红、粉红、白色及淡绿，花、叶齐放，生长茂盛；4月初开花，花期较长，可持续20天以上。

垂枝大叶早樱（Cerasus subhirtella Miq．var．pendula Tanaka．），亦称丝樱、垂彼岸樱，是大叶早樱的变种。1983年从日本引进，现分布在枫园三舍南侧路边和樱园南坡绿地中；这种樱花在日本享有盛誉（日本人称之为“八重樱”），其主要特征是枝条下垂开展呈弯弓形，花粉红色或淡红色，花瓣多达50枚以上（雄蕊约20枚），叶前或与叶同时开放；花期为3月底至4月初，开时花繁叶茂，绚丽多彩；由于这种樱花的花期比日本樱花更晚，故其有“早樱”之名，而无“早樱”之实。

红花高盆樱桃（Cerasus cerasoides Sok．var．rubea），是高盆樱桃的变种，与西府海棠较为相似（云南昆明等地即称其为西府海棠）。1989年从东湖磨山植物园引进，植于校医院前公路北侧；其特点是先花后叶或花叶同开，花色鲜红，花为重瓣，近圆形，花朵繁密，垂枝重重；2月中旬至3月初开花，为武汉大学校园内所有樱花类植物中开花最早者，故常称“早樱”，与前述垂枝大叶早樱正好相反，这种樱花可谓是有“早樱”之实而无“早樱”之名；由于其花期比日本樱花早，又在梅花将要凋谢时开放，故更为引人注目，从其花色、花期上看，这种樱花大有发展前途。

樱花花期虽短，大多数只能维持一周左右，但考虑到其花色丰富，花期整齐，常常一夜之间就能繁花满枝，若是能将这些花期并不一致的、不同品种的樱花合理搭配，则整个花期可延续50天左右，那么人们就有更多的机会领略樱花的风采，再也不会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在武汉大学校园里，除樱园外，第四教学楼、鲲鹏广场、人文科学馆、行政大楼、校医院一带以及工学部主教学楼、信息学部星湖、医学部等处皆有樱可赏。而最佳的赏樱地点，还是莫过于“樱园”。樱园一带以日本樱花为主，收集了早樱、晚樱和垂枝樱等共6种10余个佳品的樱花，花色丰富，绚丽多彩，枝、干多且花期不同。每当寒冬过后，梅花凋谢之时，早樱开放，继而日本樱花、垂枝樱花、晚樱等开放。盛开时节，樱园酷似花的海洋，成千上万游客慕名而至，流连观赏，如醉如痴，大有“三月赏樱，唯有武大”的意趣。樱园老斋舍前，就是著名的“樱花大道”，近200株纯种日本东京樱花沿着300米长的大道盛开迎宾，与银杏、松柏、桂花以及老斋舍这一古典式建筑相映成景。在这座“樱花城堡”高大雄伟、庄严肃穆的银墙碧瓦的映衬下，洁白如雪、灿若云海的樱花怒放于笔直宽敞的“樱花大道”之上，构成了一副美妙动人的图景。沿着樱花大道看樱花，极有层次感和纵深感，仿佛一条白玉飘带浮于半空，伸向无尽处；如果登上老斋舍楼顶平台向下俯瞰，则樱花又如朵朵轻飞的云，浮动在翠绿之中，别有一番景致。总之，无论是透过花簇看古堡，还是从古堡向下看樱花，都让人不由惊叹二者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自然美与人文美在这里互相碰撞、融合，被演绎到了极致。

对于赏樱，武大的广大师生和校友个个都是热衷之至；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还有台湾校友专程从台来汉，回母校观赏樱花！中文系“五老八宗”之一的李格非教授，就曾在他的《珞珈山游》这一“变文七言诗”中写道：

漫山清和读书馆，处处香花命雅名。
梅花樱花常相伴，夜读不觉五更寒。
请看阳春三月间，万紫千红花开遍。
惟我樱花多丰韵，总领春光数十年。
红樱绿樱两相伴，神州风采自粲然。
白花鸳鸯双瓣樱，来自蓬瀛甚可观。
嘉朋寻芳载春酒，藉草铺花烂漫游。

每年樱花盛开时分，前来武大校园赏樱的游人都是络绎不绝，并且与日俱增，堪与任何一座公园甚至是国线景点相媲美。到武大看樱花，已成为武汉市每年三月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以及最闪亮、最吸引人的“卖点”。不少外地旅行社均将武大樱花作为一个重要景点来进行经营，很多外地人也会在此时慕名而至，为此甚至不惜乘坐飞机，或是不辞劳苦地在火车上一夜颠簸，从千里之外专程赶来武汉，目的仅仅只是为了到武大去赏樱！据统计，樱花时节武大校园内的人流量，1999年为70万人次，2000年便突破100万大关，2001年更是超过150万，最近几年则稳居200万以上！而每逢周末的赏樱高峰期间，一天之内进出武汉大学校园的人次，竟达30余万之多！

下、文化史

珞珈山的日本樱花，记载了武汉大学与日本国数十年的恩怨。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发动的残酷的侵略战争中，武汉大学与全国人民一道，既遭到了巨大而惨重的物质损失，同时也蒙受了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诚可谓千年易过，日寇的罪孽难消！

然而，在武汉大学战后复员武昌珞珈山之后，当广大师生第一次见到这些来自敌寇故土的陌生花木时，虽国仇校恨犹历历在目，但却并未对其加以伐挞，而是选择了与这些美丽的“国耻花”为伴。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樱花虽然的确是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耀武扬威的产物，但它本身是无罪的；人们之所以会欣赏它，喜欢它，完全是因为它自身的美丽。对樱花的喜爱和对日寇侵华暴行的愤恨，根本就是两回事；单纯的艺术欣赏和民族仇恨的情绪，实在不应强扯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当年曾“受命于危难之际，留汉护校，三年苦守”，以“手无寸铁之文弱书生”的身份，“冒险犯难，与寇酋数度周旋”，最终无比艰难地完成护校保产之艰巨任务与光荣使命的汤商皓先生，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阔别数十年之旧地重游，亲友欢聚，抚今追昔，曷胜感怀……所幸予曾守护之校舍益见壮丽，珞珈东湖愈觉明艳，尤以弦歌大振……加以校区树木葱郁，昔日幼枝，今成干材，令人更深故国乔木之思，殊感激校当局培植之功绩。其中敌酋所植之樱木，树本无辜，亦欣欣向荣，绿叶成荫，惟花已过时谢矣。上月东游Washington D．C．，见白宫前亦樱木成林，可知景物无分国界也。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20世纪30年代末日本人在珞珈山种下的这批樱花，不仅是对广大师生进行国耻教育的好素材，同时也是武大的科学工作者开展科研的好对象。当年周鲠生、李达等诸位校长对这批樱花均未伐之，大概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在武大，就有这么一位观察、记录和研究了樱花长达60年的老教授——人称“樱花教授”的萧翊华先生。萧翊华是湖南涟源人，生于1927年，自幼在农村长大，日本侵华，“长沙大火”之后，他的学校几次搬迁，饱受战乱所造成的颠沛流离之苦，对日寇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深有感触。抗战胜利后，萧翊华于1946年考入武汉大学生物系就读，当时的系主任正是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先驱之一张珽教授。1947年3月，武大师生在复员武昌之后，首次迎来了珞珈山日本樱花的盛开。于是，张珽教授将自己的课堂搬到了樱花树下，为同学们讲起了这批樱花的来历：

樱花属蔷薇科，落叶类乔木，是日本的国花。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樱花又称日本樱花。这是当年日本人侵华，把我校开辟为后方医院后，那些伤员们思乡心切而种下的。这本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不过现在，日本人被打败了，这几株樱树反而成了战利品，成为日本侵华的历史罪证。

看到日本的樱花，萧翊华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就个人而言，从民族感情上很难接受；另一方面，作为一名生物学专业的学生，用科学态度客观分析，樱花是很重要的一种观赏类植物，很有研究的必要。于是，这位立志献身科学而又饱受侵略战争之苦的武大学子，怀着这种矛盾而复杂的心情，在老斋舍的4个门栋下各选择了2株樱花树（共8株），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观测。1973年后，珞珈山上的樱花又新增了山樱花、垂枝大叶早樱、红花高盆樱桃等品种，但为了保持记录的连续性，也为了保持他观测的初衷，他始终将目光锁定在这8株日本樱花上，对其开花期和落花期的记录数十年来从未间断过。其中，1954—1958年，萧翊华留学苏联，这段时间内武大樱花的花期都是由他的学生、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刘文芳，连同他的老师陈权龙先生（陈赓大将之兄）一起代为记录的，而刘、萧二人也最终由樱花做媒而走到了一起；“文革”期间，这份记录资料在抄家中幸存，1973—1976年，萧翊华又先后被下放到武大沙洋分校和襄阳分校，这期间代为记录樱花花期的，仍然是他的妻子刘文芳。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耳濡目染，使得他们的女儿萧玫后来也加入到了观察记录樱花的行列。

萧老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地观测樱花花期，在全校是出了名的；同时，萧老预测樱花花期能八九不离十，在武大也是出了名的。萧老对樱花花期进行系统的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他发现近十年来樱花开花提早的趋势特别明显，结合武汉50多年来的气温记录，他终于找到了关键所在。1997年，为纪念陈权龙先生诞辰80周年以及中日邦交恢复25周年，萧老和妻女合作，写成《珞珈山日本樱花五十一年的开花期与气温变化的关系》一文。萧老这篇文章在湖北省植物生理学会第十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交流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认为，萧老提出的不仅是樱花花期预测的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观赏类植物的花期预报。1999年，湖北省气象科研所根据萧老无偿提供的记录资料，经过近两年的开发，补充、完善了气温、湿度、光照、日均差等相关资料，初步建立了一个樱花花期预报模式；2001年，该所通过武汉各大新闻媒体，提前三个月对外发布樱花花期，预测结果与开花期误差仅为2天。

而日本气象厅最早是从1953年3月5日开始选定几株樱花树，用作预测樱花季节是否开始的。萧老没想到自己记录樱花的历史比日本还要早上好几年！

从1947年至今近60年的时间里，珞珈山日本樱花每年的始花期、落花期、持续天数及原因，都巨细无遗地保存在萧教授的记录里。萧老的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繁殖生物学、物候学、气象学、生态环境学等学科的发展均有相当贡献。“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还想记录樱花到60年！即使我死了，我还会让自己的女儿、孙辈继续记录樱花、研究樱花！”2007年10月19日，刚刚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观测樱花60载之心愿的萧翊华教授，带着对珞珈山樱花的无限眷恋，溘然长逝。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一幅挽联高度概括了他不平凡的生命历程：“格稻一生平易彰显名家本色，恋樱五纪执著铸就学者高风。”而他的未竟之事业，自然亦会后继有来人，在他去世后，他的女儿、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高级工程师萧玫就表示：“父亲走了，我和姐姐会继续观测樱花。”

事实上，身为武大学子，又有多少人不曾有过自己那份独特的樱花情结呢？无论是国耻的标志也好，友谊的象征也好，武大的樱花的确已远远地超出了普通花木景观的含义，在历史的长河中浸透出意味深长的人文气息。那些视珞珈山樱花为“国耻花”的武大学子们，他们自发地在游人中散发传单，大声疾呼“樱花虽美，国耻勿忘”，努力利用“樱花节”对广大同学和游客们进行爱国教育。在他们的推动下，校方于数年前在樱园老斋舍前竖起了一个“武汉大学樱花简介”的指示牌，向观光者讲述着那段永难磨灭的历史。而更多的武大学生只是将樱花当作一种普通花卉来看待，而不是让这些本身无辜的花木承载起太多政治文化层面的内容。在他们的心中，武大一年一度的樱花盛开，是一种唯美的心境，和一种激起美好青春回忆的珞珈情愫。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时至今日，珞珈山上的樱花，早已成为武大校园文化不可缺少、甚至是深入骨髓的一部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浪漫的武大人，便开始将老斋舍一带区域称为“樱园”，将老斋舍前植满樱花树的小路称为“樱花大道（樱园路）”，将老斋舍称为“樱花城堡”，将自己在老斋舍的住所称为“樱花树下的家”，甚至将“落英缤纷”一词改为“落樱缤纷”，继而是——“珞樱缤纷”！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珞樱”依旧缤纷，在美丽珞樱的熏陶和洗礼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武大学子，也一定能够将武汉大学的校园文化继续推向繁荣，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