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接任武大第四任校长

临危受命，接任武大第四任校长

徐正榜

周鲠生（1889—1971），又名周览，汉族，湖南长沙人。1889年3月6日出身于一个贫寒的教书先生家庭。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回国，在汉口参与创办《民国日报》，宣传民主革命。1912年与皮宗石、杨端六、任凯南等创办《汉口民国日报》。1913年与好友杨端六等在汉口创办《民国日报》，并任编辑，抨击军阀专制，反对袁世凯独裁，因而报馆被查封，编辑人员被通缉。他逃往上海，改名周鲠生。1928年积极参与国立武汉大学的筹建。1929年9月任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兼政治系和法律系主任、法科所所长。1945年夏任武汉大学校长（1945年7月——1949年8月）。他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广揽贤才。抗战胜利后克服重重困难，学校由四川乐山复员武昌珞珈山，恢复农学院，增设医学院，使武大成为拥有文、法、理、工、农、医的著名综合大学。

父母早逝，孤儿得成大器

周鲠生幼年十分不幸。他4岁丧母，跟随在县衙门做录事（管文笔一类差事）的父亲生活。10岁丧父，幸得父亲朋友相助，照顾他的生活并让他进入私塾念书。周鲠生少时读书聪颖，才智过人。13岁就参加科举考试，居然以文章名列榜首考中秀才。在清末废除科举制后，周鲠生成为湖南省立第一小学首批考取的年龄最小的学生。由于他先天营养不足，又无父母周济，仅靠微薄的官费念书，常常是衣不暖体，食不果腹。然而他好学不懈，各科成绩名列前茅。

1906年，周鲠生17岁时，公费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攻读，随后加入了孙中山、黄兴等人组织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周鲠生回国参加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在此期间，他与出身湖南望族的黄芳君结为伉俪。黄的长辈明知周鲠生是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贫寒青年，但出于爱才，托名士为媒将长女许配于他。

婚后不久，周鲠生即来到武汉，和几个朋友创办了《民国日报》，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不久报纸被查封，他受到通缉而亡命上海。后来，在黄兴的支持和帮助下，他获得湖南省官费资助到英国留学。他先在爱丁堡大学攻读政法，后又转到法国巴黎大学继续深造，获得法国国家法学博士学位。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各战胜国在巴黎举行“和会”，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接受日本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中国留学生的强烈愤慨。周鲠生和留英、留法的中国留学生一道，包围了在巴黎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不准他在和约上签字。这时，国内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海内外学生遥相呼应，掀开了中国革命新的一页。

学识渊博，文章誉满中西

1921年，周鲠生从欧洲回国，即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总编辑；第二年应蔡元培的邀请，赴北京大学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1926年北伐开始后，他放弃北大教职，南下赶赴广州参加革命，后随北伐军来到武汉，旋又转至南京。南京政府成立时，他不愿当官，到东南大学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长蔡元培任命他和李四光、王星拱、刘树杞、麦焕章、黄建中、曾昭安等人筹建国立武汉大学。随后他在武汉大学担任教授、法律系主任、政治系主任、教务长。由于他学识渊博，勤于钻研，他所用的教材都是他自己的著作和不断研究出的新成果，因此他的课堂里总是座无虚席，甚至窗外都挤满了学生。在1921年到1945年这二十几年里，周鲠生写出了十几本专著和上百篇重要学术论文，对培养我国政法界人才和推动该领域的学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的《国际法大纲》一书曾经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国际法科的指定参考书。他的《赢得太平洋上的和平》一书1944年在美国出版后引起国际法学界的兴趣和重视。

对抗“国联”，积极宣传抗战

正当周鲠生和李四光、王星拱、刘树杞等人创办武汉大学稍有头绪之时，1931年9月传来了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的消息，顿时，全校师生群情激愤。周鲠生在一次全校总理纪念周会上演讲，指斥政府不抵抗和退让的行径，认为不可相信美国能为中国说话，它出面调停的结果将对中国不利，并预料中日问题不是一时所能解决的，要求青年学生要做多方面的准备。随着日寇的侵略步步深入，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周鲠生以国际法为武器，积极站在宣传抗战的前列。

1932年，英国李顿爵士率领“国联调查团”来我国调查“九·一八”事变，某些团员偏袒日本帝国主义，说事变的发生起因于我国同胞抵制日货，是反日运动所造成的。周鲠生参与这次与调查团的谈话，他引经据法，结合事实，全团为之折服，为调查团后来撰写比较客观的报告，起了较好的作用。在抗战中，周鲠生不仅运用国际法学到处演讲鼓励抗战，而且身体力行地组织民众抗战和捐款捐物支援抗战。

迎难而上，出任武大校长

1945年7月初，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议定由周鲠生接任武大校长。周鲠生受任校长时，面临最紧迫的两大难题：第一，由于武大进步力量强大，斗争激烈，被特务密告的人和事颇多，校长左右为难。第二，抗战胜利在即，迁校复员武昌成了当务之急。周鲠生对于第一个难题的态度是效法蔡元培先生，决不无故开除一个学生。然而第二，抗战期间的珞珈山校舍，先是被日军野战部队占用，后又为日军野战医院和文职官员霸占。日寇投降后，珞珈山校舍表面上看依然宏伟，然而校舍内部设施却被破坏无遗。东还与西迁相比较更为困难：一是学校人员增加了两倍以上，师生员工总数已达3290人，还有大量的图书档案、仪器设备要装运，仅公物就有939吨。加上物价上涨了2000倍，西迁乐山时仅用2．7万元（法币，下同），经过十年的货币贬值，东还珞珈山却要29．2亿元。二是交通工具紧张，飞机、轮船等主要交通工具多为国民党行政官员和军队征用，学校复员只有靠木排和徒步。由于周鲠生校长的精心筹划安排，总算一个个地解决了。1946年3月10日，第一批物资从乐山启航，同年6月20日首批人员起程。师生们历尽艰辛，终于全部平安东还；1946年10月31日，先期到达珞珈山的师生们在学校礼堂举行了“武大成立十八周年暨三十五年度开学典礼”。

此时，周鲠生校长立即着手恢复农学院和设立医学院的工作。武大农学院在抗战前已粗具规模，西迁时奉命并入中央大学农学院。这次恢复，聘请叶雅各为筹备主任。早在935年，武大在东湖磨山一带购置了5000多亩农田果园和林场。8年沦陷，大半荒芜，叶雅各主持了垦荒兴种修整，才使磨山林场重披绿装，到解放前夕，武大农学院已发展到农艺、森林、园艺、农化4个系。1946年10月，武大又着手设立医学院，聘任李宗恩为筹备主任。医学院下设解剖学等18个学科，并在武昌东厂口设立附属医院，开办医护学校等。科学研究方面也出现活跃的好势头。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创办和恢复了一度被停办的刊物。

武大图书一向丰富，但是经过西迁东还的千里辗转，加上日寇敌机的轰炸破坏，损失严重，但在曾昭安教授主持下进行了一次大清理，此时图书仍有154 455册之多，为教学科研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武汉大学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不断提高，得到国内外的称誉。1948年2月20日，教育部国际文化教育事业处函告学校：英国牛津大学已认可武大毕业生在牛津之研究生地位，即武大毕业生前往牛津学习凭武大审查成绩即可入学。享有同等待遇的还有北大、清华、南开、中央、浙大及协和医学院。1948年年底，中央研究院选举1949年度院士时，武大曾选出9个候选人。随着武大学术地位的不断提高，学校对国外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日益频繁。

一腔正义，深受学生爱戴

周鲠生爱护学生，富有正义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立法委员，他不接受，请他去做教育部长，他不答应。1947年5月，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全国学生运动中，武大进步学生要出版一张铅印的报纸《武大新闻》，请他题写报头，他欣然应允。这份学生报纸，专门报道校内外新闻和各地学运动态，抨击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最后被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以“言论荒谬，煽惑人心”的罪名，勒令停刊。

1947年6月1日，武汉大学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持枪杀害学生3人，打伤多人，还逮走了进步教授和学生。当时，周鲠生正在南京，闻讯后立即飞回武汉。他看到惨死的学生，悲愤地说：“我决心全力争取惨案的合理解决，被捕师生立即释放！”由于全校师生的斗争和他的奔走呼号，迫使国民党当局撤销了武汉警备司令彭善的职务，释放了被捕的师生，从优抚恤了死难之烈士的亲属，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1948年8月，国民党“武汉特种刑事法庭”妄图以传讯的名义加害18名武大的进步学生。周鲠生明确表示，由校方、教授会及学生自治会的代表护送学生出庭，并成立以韩德培教授为首的法律顾问委员会，准备为学生辩护。由于师生的配合斗争，被传讯学生很快获保释放。

1949年元月，国民党特务在武昌戈甲营逮捕了7名准备赴解放区的进步学生。消息传来，学生自治会代表找周校长出面要人。周鲠生坚决地说：“只要你们打听到下落，我可以去要人！”由于周鲠生和武汉其他民主人士的努力，以及学生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了被捕的学生。

周鲠生与学生在斗争中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949年3月6日是周鲠生60寿辰。武大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自治会为周校长举行了一次祝寿活动，还在武汉《大刚报》上发表访问记以扩大影响。学生们把周校长夫妇请到台上就坐，并致祝辞。最后，演出了一幕歌颂周鲠生夫妇的话剧，把老校长的形象搬上了舞台。

团结应变，拒绝迁校桂林

1949年4月上旬，爱国民主人士李书城、张难先等人召集各界人士，成立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遵照陈毅、刘伯承的指示，安排好欢迎解放军入城的一切事宜。此时的白崇禧自知大势已去，企图在逃跑前对武汉进行大破坏。武汉三镇一时谣言四起，社会秩序一片混乱。为了稳定学校秩序，周鲠生积极邀请李书城等人前来给师生作形势报告，消除了人们对解放军的各种疑虑。

武汉临近解放时，白崇禧又命令武汉大学迁校桂林。周鲠生当面予以拒绝。1949年4月，他在学校团结应变迎解放的座谈会上公开表态：“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迁校！”周鲠生还对学校的安全和师生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他说：学校安全，“则有待于群策群力，团结联防，互助应变，切实开展各项工作，始能共度难关”。关于师生生活，他“保证学校负责筹措五六两个月，甚至七月的粮食及日常用品。”周鲠生在学校紧要时刻，临危不乱，态度明朗坚定，稳定了全校人心，最后，把武汉大学完好无损地交给了新中国，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这个功绩，后人不会忘记，将会记入史册。

链接一：自成一派的国际公法理论

周鲠生教授先后发表过大量论文著述，其中在其原著《国际法大纲》的基础上，写成的《国际法》是世界国际法学中自成一派的法学著作，在我国的国际法学界具有权威地位。

在《国际法》这本书中，周鲠生阐述了他的国际公法理论，首先他认为，国际法按其字意来讲，意味着它是国家间的法律，具体说来，它是国家相互关系上行为的规范。从实质上说，国际法是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各国公认的，表现这些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在国际关系上对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现在各国际法学家在阐述国际法概念时也都取自周鲠生教授的这一概念。

在论述国际法的主体时，周鲠生教授指出，在国际法关系上国家是享受权利、承担义务者，即所谓国际人格者，因而国家是国际法主体。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基本特征在于它具有主权，国家主权是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所固有的，是当然存在的，并不是国际法所赋予的，反之，国际法是在主权国家相互交往的事实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国家的基本权利包括自保权、独立权、平等权和管辖权，他强调权利和义务两者是关联的，国家享有权利，同时也有不侵犯别国享有的权利的义务，国家违反这种义务，就构成了侵权，对此要承担责任。这一理论现在已经被国际法学界所公认。

链接二：周鲠生“智荐”李济

1948年初夏，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邀请了几位校外学者到武大讲学，其中之一就是鼎鼎大名的胡博士。第一天讲座的主讲人是胡适和李济两位。李济先生是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学家，当时武大没有考古专业，大多数同学对李先生比较陌生，不少人主要是慕胡适的名而来。当胡适、李济两人同时出现在讲坛上时，挤满了大礼堂的听众眼巴巴地望着周校长，看他怎样安排这两位客人“亮相”。

周鲠生校长站在讲台正中，环视全场听众之后微笑着说道：“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贵宾，一位是北大校长胡适先生，姓胡名适、字适之，另一位是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姓李名济字济之。他们两位的名和字是不谋而合啊！胡适校长昨天给我开玩笑说我把他们两人‘押上（珞珈）山’来了！大家知道，我对考古学是一窍不通，好在胡适校长是无所不通，现在就请他代劳给大家介绍一下李济之教授，好不好？”这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被推到前台说道：“你们的周校长是我的老朋友，他才是博古通今哩！他非常谦虚，要我来‘跳加官’，其实，我和大家一样，今天是来听李济之先生的讲座。”接着，他简要地介绍了李先生的情况。随即李济之教授也寒暄了几句才言归正传讲了起来。周鲠生校长安排这两位学者的“出场”进退得体，事后传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