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华秋实杞乡人

春华秋实杞乡人——谨以此篇献给钟爱枸杞事业的杞乡人

·王晓晴·

眼前一亮是枸杞

“农业真难！农村真穷！农民真苦！”是谁曾经几何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呐喊？是谁准确触及了农民的“隐痛”？兴许我受不了此“隐痛”的原因吧，我离开农村了，准确地说我离开了乡镇。2003年4月我离开工作八年之久的枸杞西乡——舟塔乡，就职于县某单位。“嗨，你终于脱离苦海了！”“你这家伙真幸运走了个好单位！”有此感慨的人是了解我的，“苦海”和幸运的比喻祝贺也恰在我的心坎上，我有点热泪盈眶，认为从此真的脱离农村、脱离苦海了，我也很欣慰真的逃离了二十多年农村乡镇工作“万金油”的繁杂、忙乱和漫长……

在机关稍有空闲，就有一种被水泥四壁围困的焦虑感，一杯一杯的热茶喝进去，虽然温暖清澈但总感觉缺点什么，摊开书刊报纸，眼前的文字也是轻飘飘的，扯开窗帘，或近或远花花绿绿的广告牌，慢慢悠悠的黄包车，拉开办公室门便立即关上，大家都在守岗尽职上班。单位是微机化程序操作管理工作，不容许哪个人高声喧哗窃语闲聊。单位风气很好，我可坦然安静地了此一生了。

在别人眼里，身居好单位，守着豪华办公桌，应该体面着装，时尚修饰，有点官架，弄弄小权，扬眉吐气地换个活法。换个什么样的活法呢？时间的困守，让我时时怀想四十不惑中最充实的日子。感情的思绪不知不觉就回到袅袅炊烟野火、漫漫尘沙泥土的乡村，思念父老乡亲骨子里的那种固守和痴情——痴情于土地，固守着家园；痴情于祖业，固守着传统；痴情于儿孙绕膝，固守着热炕火炉；痴情于牛羊鸡舍，固守着泥泞小巷。

这种痴情和固守，我在枸杞西乡舟塔体会得淋漓尽致，体味的最为深刻、最为牢固、最为坚决。让我眼前时时一亮，心里处处一热，便想到：人应该一辈子忙忙碌碌地耕耘，欢欢喜喜地收获，便想到枸杞西乡红红火火的日子，风吹茨花香飘四溢的田园风光，对茨乡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枸杞果，粒粒皆辛苦”痴情固守的感悟越来越深。眼前一亮，心里一热，感情一悟，便是晶莹剔透玛瑙般的红枸杞，便是太阳下红绿相衬香甜迷人的枸杞树、枸杞园，便是背着喷药背篓，挎着竹篮箩筐，摊着枸杞果栈，便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劳作耕耘的杞乡人，每想到这里我的活法便在勤勉诚实平常的工作生活里充实起来。

就中宁西乡的杞乡人，我始终存有“地方主义”的思想。无论什么人谈论枸杞，“那还用说，到中宁、到舟塔，世界的枸杞在中国，中国的枸杞在宁夏，宁夏的枸杞在中宁，中宁的枸杞在西乡”，“六月杞园树树红，宁安药果擅寰中，千钱一斗矜时价，绝胜腴田岁早丰”，这有乾隆十七年进士黄恩锡的《竹枝词》为证。又据史书记载：民国22年，清水河从舟塔乡的芦草沟决口，舟塔乡被淹。这次大洪灾，成片的农作物淤平了，许多农舍被毁，全乡只有枸杞园安然无恙，郁郁葱葱，秋果收成尚佳。第二年，被洪水淹没的枸杞不用上肥都喜获丰收。从此，中宁枸杞产区的中心逐渐转移到舟塔一带，形成著名的“茨乡”和“西乡枸杞”。明朝的宁夏当局在宁安灌区开发1 5年后成书的《弘治宁夏新志》记载了宁夏“宁安枸杞岁岁纳贡，清水河下游延伸到鸣沙洲”的实事。

清水河的洪淤带来了中宁枸杞特需的30多种微量元素和1 8种氨基酸，惠泽了枸杞之乡的百姓。想起这些，好似“三农”问题的隐痛缓解了。如同“杞乡真好，杞园真美，杞农真忙，杞果真甜”的这种赞誉和感叹，我是发自内心的偏爱。

偷吃杞乡贡果的感悟

1996年8月，我接受组织安排，捎着铺盖卷，领着穿开裆裤的儿子，告别了工作十年之久的石空镇，就职来到舟塔乡。这年我32岁正是而立之年，这些日子正是中华杞乡“六月枸杞树树红”的季节。

初来乍到，我被舟塔乡一幅幅蓝天白云与红绿相衬的杞园画卷陶醉了。自小我都在乡村长大，脑海里一直是绿油油的麦浪，金灿灿的稻海，蓝茵茵的荞麦豌豆拔节抽穗时被轻风摇摆的微波，忽然被眼前“万绿丛中一串红”的枸杞田园代替，一下子惊呆了。枸杞园电视里看过，枸杞贡果听祖辈讲过，像这样的身临其境随手可得还是头一次。我不可思议：这里的人怎么会把枸杞树当小麦水稻一样种植呢？我好奇、喜悦地走一处看一处，满杞园、满庭院、满农庄都是晃动忙碌的竹篮、草帽、花头巾、果栈……

惊喜之处便牢记偷吃贡果的一件趣事，想一想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那是初到农家杞园，想吃枸杞的愿望十分强烈。几乎是想偷吃的欲望，都碍于人眼，一个多月都未能“偷”到一粒枸杞，心里十分沮丧。一次，下午下乡回家，路过铁渠村一个枸杞园，借口小解扔下自行车便钻进茨园。“偷”多了没处藏，便美美摘了一大把，全填在肚子里。

第一次“偷吃贡果”就像小时候偷摘生产队的香瓜菜瓜一样，十分渴望而又胆怯害怕。后来同事问起，便吃惊地啊哟几声：“吃那么多呀？”“你还藏在里面吃？”“咱舟塔谁在乎一把两把枸杞子！”好像有点嘲笑我小心眼的味道，我心里有点堵，我并不完全知道枸杞树是怎样长成红果子的，但我深信种枸杞比种小麦水稻这些粮食难，一把两把也是血汗钱，怎么就随意让我去“偷”呢？

“哈哈哈，你言过其实啦，吃就吃，摘就摘，拿就拿吧，你们这些城里人，来茨园看看风景，和咱们说说心里话，看看我们有多苦多忙，几把枸杞咱还稀奇个啥！”村妇女主任边摘边笑我。看着满竹篮鲜红欲滴的枸杞和她缠着胶布的手指，我对那次的“偷”心里依然不安。

自此以后的日子就不叫“偷”而是“采摘”和“收获”，无论什么地方什么人到此一游到此一看，我毫不犹豫抢先一步，将枝头最红、最大、最亮的枸杞摘一把分给他们。无论到哪村、进哪园、摘哪棵，是谁家跟自家的样，很安心很自然，乐此不疲，津津乐道，无比自豪。在枸杞西乡的8年，始终把感受“杞乡”“杞园”“杞农”“杞果”定位成自己工作的情结。

一次中央电视台来记者专访中宁枸杞，清早六点钟左右，我带着中宁县宣传部、组织部领导陪同中央电视台几名记者来到铁渠村枸杞园，他们要采拍露珠枸杞。憨厚的茨农告诉大家，带露水的枸杞养颜美容解乏消渴，好处多得很，你们都尝尝。大家便你一把我一把地采摘起来，边摘边尝。记者尝着带露的枸杞鲜果，镜头对准一串串鲜艳欲滴的红果子，几架照相机也“咔嚓咔嚓”忙起来，枸杞园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衣衫脏旧脸膛粗黑，歪着脑袋拄着铁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在他看来有人为他的茨园照相留影，是多美的一件事！临行时有位记者把20元钱塞给老人，老人生气了：“你这娃干啥呀，给我的枸杞照相我高兴。”“不是，老大爷，我们摘了你的枸杞，吃了你的枸杞应该付钱，它是有价值的。种枸杞很辛苦不容易啊，在过去这叫贡果，皇上才能吃……”记者的这一席话让我们随同的人回过神来，大家又凑了几十元钱给老人，老人手脚慌忙地不知拿谁的好。

一个骄阳似火的中午，中宁县妇联领导陪同自治区妇联主席一行六人到上桥、潘营、舟塔等村调研“三八绿色基地”创建情况，被嬉笑吵闹、红红绿绿的花头巾场景所感染。盛夏的茨园聚积了许多采摘枸杞的打工嫂打工妹，我们和这些打工者攀谈起来。她们有的一天能摘三四十斤挣十几元钱，清早赶来晚上回去，有的吃住在茨农家，工钱当天算清。大家像平常一样采摘了几把鲜枸杞，中宁县常委妇联主席把10元钱放在这家茨园小主人——一个小姑娘的竹篮里，我们拉着小姑娘的手依依告别。

在人们眼里，宁夏中宁是盛产枸杞贡果的地方，舟塔是贡果的祖地，很有几分神秘和崇拜。外面来人观其景观，与我初来乍到的惊叹喜悦是多么相似，枸杞贡果之地的劳动多么辛苦，人们虽然吃的是十几二十元，但却凸显了它的价值。

自第一次“偷吃贡果”后，我再也用不着小偷的心思。枸杞的甘甜与苦涩，犹如枸杞茨枝在我心里疯长。在杞乡我努力修剪小小自我心里的枝枝叶叶，总想着把有用的东西留在杞乡。蓦然回望我的渴望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心愿。土地的厚重碾压着农民的脊梁，饱经了茨农的沧桑，我仅仅是在他们的脊梁上长大，沧桑里成长了些而已。

掷地有声的把根留住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宁枸杞”完全被外地枸杞充斥了市场，农民十种九赔只好毁树，改种其他农作物。跌至低谷的1996年，全县枸杞种植面积不足3000亩，原产地的舟塔乡“挖茨、毁园”面积不足1000亩。中宁枸杞几乎全军覆没，市场份额丧尽。

“中国枸杞之乡”路在何方？“中宁枸杞”路在何方？

在历史上每一个最后的现实选择，都是因为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

“无路可走”的中宁人，开始痛定思痛的抉择：中宁县委、政府主要领导集中县四套班子集体的智慧，重新认识中宁枸杞“千钱一斗矜时价”的含“金”价值，制定了“依托特色优势，大力发展枸杞产业”的战略规划。枸杞产业要发展最关键的是需要干事创业的气魄和胆识。“宁夏枸杞在中宁，中宁枸杞在西乡”，对！中宁枸杞路在西乡！县委、政府从领导抓起，1996年初县委为舟塔乡选派了很强硬的领导班子。

20世纪90年代乡镇的工作方式有个特点就是“定人、包村、抓工作”。在舟塔我们的重点和中心就是“栽枸杞建基地，保品牌上规模”。90年代中期，全县枸杞栽种面积不到5000亩，舟塔西乡的枸杞也仅1700亩。要“包”出今天的万亩枸杞绿色基地，我们当年“包”抓是何等的沉重和甜蜜。

栽枸杞不是种小麦，春种夏收，年年耕耘年年收获。一棵枸杞树以枝条扦插的方式，让其生根、开花、结果，再生根再开花再结果……这并不是机械简单的劳作，仅一个剪留枝条就有十几门学问。“一把伞”“三层楼”“蘑菇形”的树形可以想象到，但“一把剪刀速成定型法”不懂的人会感到眼花缭乱，无从下手。舟塔的茨农却是成竹在胸，一茬一茬一气呵成。说枸杞红果是剪出来的一点也不为过，春修新稍，冬除枯条，茨农叫“揎茨”，顺顶、清膛、修围、截底这四个步骤一个也不能少。至于“虫口奇果”“灭蚜取食”的学问更是粗中有细，茨农各户以适用而宜，所以，枸杞西乡之美并不是简单的栽种而已，确有观赏的韵味。一片杞园就是一处风景，连片红果该是怎样一种仙境，初到枸杞之乡，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1996年刚去不久，我们一个下乡的干部被弯弯曲曲、尘土飞扬的“搓板路”坑绊倒，后面紧跟的自行车也摔在坑坑洼洼的泥土路道上。茨农围过来，一位茨农抓住乡领导的手说：“你们看看，这么美的茨园子，这么好看的红果子，就是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啊？”乡领导诚恳坚决地告诉农民：“没有路我们修，你们能种出这么好的枸杞，我们一样能修好平平宽宽的枸杞路……”

“搓板路”几经实地调查，乡党委政府开始谋划“舟塔西乡枸杞保卫战”了。

1996年冬季党员干部大会上，乡党委在乡村党员干部大会上鼓舞大家：“中国枸杞在宁夏，宁夏枸杞在中宁，中宁枸杞在西乡，西乡就是我们舟塔乡，我们守着这份祖业就守住了历史文化，就守住了中国枸杞之乡，守住了宁夏红宝，守住了中宁枸杞产业，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这个产业的发展当好铺路石、当好奠基人，重振中宁枸杞雄风，一定要把根留住……”

班子领导一句掷地有声的“把根留住”，把干部党员感染了。1996年冬天，重振中宁枸杞雄风“舟塔西乡枸杞保卫战”打响了。1997年春，中宁县枸杞产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拉开了帷幕，主战区的舟塔是拼搏发展的大会战。

80亩，1000亩，5000亩，1万亩枸杞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乡干部们不怕脏不怕累，一心扑在为舟塔乡修路上，雨天一身水，晴天一身泥，没有节假日休息天。

当时历史记载的“黑水国”的潘营村，是全县有名的贫困大村之一，沟路零乱，黑水滩涂，适宜水稻，是当时“茨乡”唯一没有枸杞茨园的行政村。乡主要领导带着一班人，包村驻扎在“黑水国”的潘营村，带领干部群众抗涝治水、修田筑路、填埋黑水坑、拉土铺垫枸杞园、按规划完善夯实枸杞园区基础建设，整整拼了三年时间，将“黑水国”改造成了“一片枸杞红”。到叶书记2004年秋离开舟塔乡时，发展成了3000亩的“红枸杞基地示范村”“枸杞育苗基地村”“生猪养殖基地示范村”，舟塔乡“种植养殖”双收获。

潘营村的农民谈起“黑水国”变成今天的“一片红”，依然津津乐道当年改天换地的“大会战”。

2000年，乡主要领导调离了，继任领导把艰苦的担子挑起来，主要领导整整九年坚守在“枸杞西乡”——舟塔。中宁枸杞由90年代初的5000亩到90年代末的l.5万亩，又由2000年初的3万亩扩展到2002的8万亩，由并非神奇，并不是拔苗助长，守株待兔，这里有中宁茨乡舟塔乡茨农艺人辛勤的劳动，有那里乡村干部和党员的固执死守。

他们积极献计献策，包村抓点，带头带领乡村干部定计划，守在田头地块做动员，发动干部党员连片栽植，一片一片绿，一年一年的红，让他们忘了季节忘了年龄，忘了杞乡天外的世界……

“把根留住”成了“枸杞西乡”舟塔乡广大干部党员群众战略性的宏伟目标，“把根留住”成了枸杞之乡二十多万回汉儿女参战的一个进军号令，“把根留住”成了“枸杞西乡”一个历史性的口号。

多少人为之奋斗执着追求，带着红枸杞的丰硕、喜悦、鲜红、甜美走出杞乡，走向新的里程，中国杞乡永远牢记那些“把根留住”大会战的人们，记住那些守住了中宁枸杞产业的杞乡人。

像爱护自己的手指头

在1997年至2001年，“中宁枸杞”艰苦创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全县枸杞面积猛增到8万亩，平均每年以1.38万亩的速度递增，舟塔乡背水一战的“西乡枸杞保卫战”让“中宁枸杞”浴火重生。

为了“把根留住”，舟塔乡的父老乡亲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党员干部承受的太多太多。“把根留住”的红枸杞精神像一盏明亮的枸杞灯照亮着中华枸乡的未来，磨砺出一批为红枸杞献身的杞乡人，同时伴着我走过西乡最苦难的成长岁月，成为我终身的记忆和怀念。

1998年，在舟塔“西乡枸杞”举步维艰的关键时刻，中宁县四套班子领导钟情西乡枸杞的发展，倾全力支持枸杞西乡舟塔枸杞产业的发展。他们经常踩着泥巴，步履坚定，与舟塔乡的干部党员群众并肩站在一起，鼓励舟塔乡的干部和茨农，“舟塔西乡枸杞是中国枸杞的原产地，是中宁最大的历史优势和资源优势，我们一定要立足优势，发挥优势，再造优势，舟塔乡要狠下决心要大干，要拼，要守住祖业。我们一定要支持大家干成，要干好，要对得起枸杞西乡舟塔的老百姓。”只要县上有能力解决的困难，中宁县委政府都是实地答复并给予解决。但是当时中宁县的财政连保吃饭都显得捉襟见肘，在这样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中宁县委政府仍然按联片种植50亩，每亩以奖代补苗木款50元的标准对茨农从奖代补。

当时的舟塔乡，农民承担着农林特产税和农业税“双重”税收，是全县纳税最多的乡镇。父老乡亲一亩责任田“双重”税收，这是明显的不公，聚众和抗争时有发生。“皇粮”当差，历史固有，毫无办法免征。当吋，别说是扩大栽植“建功立业”，就是保住面积完成“军令状”的任务也足算“艰难守业”。但这是祖业，是中国枸杞“九五”计划，要服从大局，要向前看，最终，我们的父老乡亲“忍”了，也“认”了，但也让乡村干部们吃尽苦头。栽得多，纳税多，乡村干部们一家一户上门征税，一户少则三四百元，多则千元以上。因为全县发展大棚蔬菜和畜牧养殖增资争势的既得利益，农民毁掉茨园的选择也可理解。

毁茨挖园的势头在舟塔乡抬头了。舟塔乡党委政府以“拼”确保“军令状”，把“艰难守业”与乡村干部的工资挂钩，像“卧底盯梢”一样守在田边地头，与茨农一起劳动做宣传。

1999年春寒料峭的3月大早，乡领导陪同县上诸多领导驻村入园调研枸杞栽植情况，每到一处都是茨农无奈的叹息、责难、哀求有的甚至骂娘。领导们拉着茨农的手，耐心听着茨农的苦诉，对茨农的哀叹予以同情和理解，耐心讲发展，讲前景，讲未来。

当来到“舟塔”塔西靳崖村一片枸杞园里，发现一群茨农围在一起叽叽喳喳吵闹着什么，一群人走进茨园，有人指着一个拿着铁锹挖坑填土的男子。走近一看，才发现是乡长拿着铁锹，与枸杞办农艺师一起在茨园做培肥实验。汗流在他们的脸上，口里呼出的热气潮湿着大家的眼睛。乡长抬起头笑笑说：“大家放心，我们舟塔乡会像爱护自己的手指头一样爱护枸杞树，绝不会给全县丢脸的。”在场的领导缄默无语，静悄悄离地离了。

每想到这一幕，我便想到另一处哀叹的画面和场景。

记得很清楚，1999年初春的大清早，派出所接到报案：舟塔四队一农户家70多棵枸杞树，被人一夜砍倒了。作为一个枸杞产业大乡，几年来我们坚防死守流血流汗，好不容易初步实现“铁渠洼子一片红”，逐步延伸扩张有了几处连片规模。初春，正是确定面积打硬仗的时刻，如此案情让人怒火中烧。

一大早，乡领导跨上刚刚熄火的摩托车，赶到案发现场。枝条初发的枸杞园围了几十户农民，女主人坐在田埂号啕大哭，男主人耷着脑袋，时时对女人呵斥几声，办案人员问什么他们都说不知道。我望着枸杞树一刀一刀白森森的豁，真有“杀父之仇”的痛恨。并不是因为是我包抓的村，出现了一起治安案使我气愤痛恨，而是我想不明白：人和人之间的怨恨私仇，怎么会想到用“砍茨”这样既愚蠢、卑鄙又笨拙的办法呢？我和派出所人员调查走访了很多日子，就在罪犯露出水面之时，他不打自招了：“你们别查了别逼我，我家的树我砍了，臭婆姨死脑筋，想用枸杞树拴住我，没门！老子就是不想种枸杞……”

我们痛心，我们沉默了。

这一年是枸杞价跌入低谷的时期，特字号枸杞一斤才卖到7元左右，各村挖茨毁园的现象呈上升趋势。春种的三月弄得乡村干部人心惶惶，乡委、政府只好给本乡党员干部施加压力，用一些不成文的扣罚措施控制态势。枸杞西乡的茨农懂得祖业懂得血汗，挖掉一棵茨就像断了自己的一根手指头。我们理解茨农的苦心，果断科学地实施了“更新老茨”缓解矛盾的措施。这一年，全乡枸杞面积减少了300亩，同时又栽种了700亩，全乡一减一增面积扩大了400亩。王文惠书记包抓的黄桥村，原来只有零星种植的10几亩枸杞，这年一下子联片新栽了150多亩。全乡枸杞园区种植规划的实施，喜大于忧，功大于过，总算对上对下有了交代。

中国枸杞之乡的繁衍、扩张养育了一代一代的人。中国枸杞——“贡果”的美誉妙喻，医药价值，美容养生之学，发展前景，让世人去发现吧。中宁杞乡人欣慰的是：枸杞的根无论扎在那里，枸杞的叶子都是青翠嫩绿的，枸杞的花儿是细密多彩的，枸杞的尖刺是坚硬攀升的，枸杞的根是延绵伸展的，枸杞的果是苦涩甘醇鲜红的。

红枸杞是怎样红起来的？10年、13年……漫长的杞乡之路，流水的蹉跎岁月，杞果一样甘甜苦涩的青春年华。杞乡不会忘记，历史不会淹没，老百姓念念不忘……

亮着的枸杞之灯

世界知道中国枸杞，世界知道“宁夏红”“杞农”“圣杞乐”……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生长在杞乡的孙占财、周金科、王自贵、朱彦华、刘国祥、胡忠庆、严光星……这些让中宁枸杞走向世界的创业者、劳动者，因此而博得喝彩，或成功或失败都令世人敬重和赞叹。然而还有一些杞乡人，他们也许一辈子走不出杞园，跨不出杞乡，走不出国门，更谈不上走向世界，他们正如杞乡走出来的农民作家说的那样生动：“茨园的灵魂／如同浪花涌进茨根／红了儿孙的血脉……守望父亲的天空／点着的枸杞之灯／亮了父亲劳苦功高的一生”。

我以为这几首诗应该送给如我们父亲一样的老茨农张佐汉，在茨乡称他为“茨父”也是名副其实。张佐汉老人的家在舟塔上桥一队，2003年痴情于舟塔枸杞的老茨农、全国劳动模范张佐汉去世了，我的遗憾大于怀念。他93岁寿终正寝正中了枸杞“延年益寿”的养生之说，对于他老人家我想也知足了。我要说的是他的后人或子孙，如张佐汉一样的固守和痴情的西乡人，我想到老人的儿子张维忠。

2001年仲夏，正是枸杞红的时候，中宁县宣传部的几位领导带着中央电视台和中宁县记者要看望张佐汉，这个敬重的看望是偶尔的，因为大家都想见见“大麻叶的故事”里用120块白元换360棵茨苗子的张佐汉，而我更想知道这个老人一辈子固守在茨园，从小到大传经送宝，以茨艺济困扶贫，到底为了什么？遗憾的是，老人出门走亲戚家了。他的儿子张维忠从茨园匆匆赶来，这对50余龄的夫妻并没有太多的惊喜，很平常的切开西瓜招待大家，我独自一人东瞅西瞄，想从他家玻璃台板底下或挂像里寻找张佐汉。

我和大家什么也没有寻找到，老茨农儿子张维忠的话一直印记在我脑海里：“我爹一辈子爱务劳枸杞子，我也一样干了大半辈子。年轻时想干别的，舍不得老爹，现在想干别的，舍不得老爹更舍不得茨园子。这么多年人家栽了挖，挖了栽都折腾几回了，我家没有伤过一根枸杞苗，我没有多有钱，但从来不缺钱，也不觉得苦，习惯了，就是感到价格不稳，种枸杞的人太吃亏”。“太吃亏”三个字像棒槌一样重重敲在我的心上，没有身临其处身受其苦的人，是感受不到“太吃亏”这三个字的哀怨和悲叹。

“中宁枸杞”产业大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规划”，更是一场保卫“中宁枸杞”品牌鹿死谁手的攻坚战。

这些年来为了缓解茨农“太吃亏”的哀怨，舟塔乡一大批枸杞贩运大户应运而生。张守杰、严琪、严进忠、张顺安、殷学伟、张学贤、张维忠、龚斌、郭德荣等土生土长的茨乡人，扛起“打假”的大旗，把自家盛产的枸杞推向市场。

2000年，一枸杞营销大户在乡上组织的座谈会上流了泪：“1986年我就背着家乡的正宗枸杞在兰州、四川、广州、深圳、海南等地方摆地摊，30多岁的我到处上当受骗，赔尽钱财丢尽了脸面，多次想到过死，但我不能坏良心。我背的是家乡父老乡亲的枸杞，被骗了，钱没了，是我没本事，我不能骗取乡亲们的血汗钱，只好打肿脸充胖子，东凑西借，把一家一户枸杞子货款给补上，可最终我成功了，把货真价实的中宁枸杞运销到了日本和新加坡。”

到目前为止，仅舟塔乡贩运大户，把中宁枸杞推出国门，以正宗枸杞的市场份额占据鳌头，在省区外的民营企业家就有230户之多，为中国杞乡的发展增添了浓浓厚重的色彩。生在杞乡，长在杞乡，如无杞乡的血色和本色，我们将愧对这片沃土。

我一直在扪心自问，张佐汉、郭德荣、张维忠……这些茨农算不算杞乡的“脊梁”？红枸杞诗人柳风说：“每次春雨走过／通往枸杞园的小路／总在我心中泥泞／不论我走到何处／枸杞树的根须／早已伸进我的血管……”我们可以称谓他们是点亮枸杞之灯的杞乡人，应该算“农民英雄”，无论我多么浅薄幼稚，我心里的茨乡之灯就是这样的茨农点亮的。

当枸杞红了的时候我想着茨乡。在《红枸杞》文学里有这样的描述：“杞乡的红枸杞始终牵拉着我的手，无论世界多么妖娆，我依旧感觉红绿相衬的枸杞园，才能使我们大喜大悲，大彻大悟。”

如今姹紫嫣红绚丽多彩的“红枸杞”现象千姿百态。“枸杞宁安堡产者佳，红大肉厚，家家种植”“春采枸杞叶，名为天精草；夏采花，名长生草；秋采子，名枸杞子；冬采根，名地骨皮”，这是史书《本草纲目》对枸杞的记载，“中宁枸杞甲天下”的品牌地位已从法律上被予以确认和保护。

红枸杞作家严光星说：“花的美德是结果。”但我以为枸杞花开是果，枸杞花落也是果。

无论花开花落，我将始终守望着那甘醇甜涩的红枸杞，红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