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市认定‘文化创意园区’”说起

从“北京市认定‘文化创意园区’”说起

北京市首批认定了10个文化创意园区，其中包括曾经准备拆除的“798艺术区”和一度不许其生存的“宋庄原创艺术与卡通产业集聚区”。政府对“文化创意”从以前的反对、严管甚至压制，到如今的赞成、支持乃至大力扶植，从观念上是值得称道的巨大进步。

如果说，“文化创意”的核心是个人的创意、技巧和才华，只有在宽容、宽松、自然的环境中，艺术家才能真正“创意”的话，那么，其他文化活动亦莫不需要宽容、宽松的环境。

可以肯定地说，一个环境宽容、宽松的时代，必是文化新进步与大发展的时代。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和中国唐代文采斑斓时代的到来，既是当时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动力，又是开明、宽容环境使然。20世纪上半叶，尤其在人文科学方面，人才辈出，知识分子地位高，薪水多，人格较独立，思想较自由，可以为学术而学术，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著作扎实不浮夸，自有传世价值。而遥想当年，抗日根据地、大后方和沦陷区，是三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若论生活和工作条件，根据地无疑是最艰苦的。大批文化人来到这里，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高粱，不但要学习和工作，还要参加生产劳动，甚至要拿起武器直接参加战斗。但是，这里没有专制而有民主，没有所谓书报检查而有自由研究的宽松环境。

领导方方面面的关心、照顾、支持，也是一种宽容、宽松的环境。当年曾担任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同志，他对北京的几个京剧名角，如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戌等，的确网开一面，他对负责文艺工作的人说：“……对马连良的要求不要那么高。你老人家又不给人家创作，又不许人家演这个、演那个。我们要去管大的思想，管政策。”在彭真的领导下，北京京剧团演出和创作了一批不错的戏。张君秋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自己的流派——张派。

宽容、宽松的环境，之于文化工作者，之于文化事业发展的意义，是毫无疑义的。要知道，文化是社会经济政治的能动反映，也是人类聪明才智和潜在能力的集中体现。社会发展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文化发展同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建设先进文化要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充分尊重文化发展规律和文化工作者的创作个性，政治上充分信任，生活上真诚关怀，创作上热情支持，保证有个人创造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文化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宽容、宽松的环境到底是不行的。

譬如，就我国目前艺术创作而言，艺术创新不足是制约艺术创作发展和繁荣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而制约艺术创新的因素尽管是多方面的，整个社会对于新作品缺乏足够的包容和鼓励，甚至横加指责，在艺术创作上往往用沿袭多年的固有观念来评判，或用所谓的“正宗”标准来衡量，对新创作品求全责备，这是束缚艺术创新和探索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艺术创作的管理体制也存在阻碍创新的诸多问题，如“长官意志”、“政绩工程”等。此外，艺术创新也还缺乏良好的法治环境、管理环境等。因此，要振兴繁荣艺术创作，就必须实施艺术创新战略、构建艺术创新体系，尤其必须为艺术创新提供宽容、宽松的生态环境。艺术创作如此，整个文化事业建设又何尝不是如此！

为文化事业和文化工作者提供宽容、宽松的环境，反过来，也对文化事业和文化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工作要求。在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上，温家宝总理作了经济形势报告，他指出：“我们这个民族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时候，正在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大飞跃。这是一个全民奋起、艰苦创业、摆脱贫困、实现小康，进而从不发达国家转变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历史大飞跃。这个进程是伟大的，是复杂的，光明面是基本的，又有某些黑暗面。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一样，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文化工作者而言，我们必须坚持社会责任和创作自由的统一，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统一，努力把自己的创造热情与时代发展的洪流融合在一起，满足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绵延、赓续和伟大复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作出应有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