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随俗眼看文章

不随俗眼看文章

时下，有的编辑总是大发感慨：“我是伯乐，却无千里马。”殊不知，伯乐与千里马之间本来就有着必然联系。韩愈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信焉！

是啊，假若编辑自己确乎是伯乐，那么，应该亦必然能够发现和培养一批千里马的。否则，便意味着自己的失职与失责。

一个名副其实的编辑，理应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有一个不计得失的胸怀，有一颗甘作“嫁衣”的良心。其实，一些闻名全国乃至世界的名作家、大作家，都是被编辑们发现和扶持培养出来的。要知道，当年郭沫若写诗的才情，是被《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编辑宗白华先生发现的。而北京文坛“四大名编”——龙世辉、章仲锷、崔道怡、张守仁的故事，则更是家喻户晓。

作为一个业余作家，如果说，我有那么几篇稿子还有点儿影响，还有点儿价值的话，那么，是与编辑们的关爱分不开的。从中，无不浸淫着编辑们的思想，倾注了编辑们的深情，印记着编辑们的执著。

想起了初次给《人民文学》投稿的情形，本以为，其结果会是泥牛入海。想不到，过了半个月，有一位编辑给我来电，并约我赴京面谈稿子修改。因为忙，我未能成行。可好，过了段时间，那位青年编辑竟抽空乘飞机赶来我处。坐在茶室里聊，他没有半句客套，而是直奔主题。而今已经很少有人在不说半句恭维话里来直接指出你的缺点，在我，不仅乐意，而且以为大有裨益。在这位编辑的呵护里，我得以在《人民文学》上连年发稿，并多次荣获征文奖。

给《散文》(海外版)投稿，亦令我得益匪浅。那是一位女编辑，在众多自然来稿中，她一眼看上了我的那篇《我们距离白马湖有多远》。不出一月，就将这篇文章赶排上了当年的最后一期。要知道，2004年，我以此文而荣获由中国作协主办的“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而当我将一篇《重读曹娥碑》寄于她时，她不仅专程从天津赶来与我商榷稿子修改，还专门让著名作家李存葆审阅，请他提出修改意见。《雨中登东山》一稿，更是在她的直接指导下得以成为散文精品，收录在2005～2006年散文精品《世间最美丽的眼睛》一书中。

让我感动并刻骨铭心的，则是《中华英才》那位做了无名英雄的编辑。2000年春节，由于当代茶圣吴觉农弟子、著名茶人刘祖香先生引见，我得以采访时任中国美协副主席、黄土画派创始人刘文西大师。当我将长篇报告文学寄给《中华英才》时，编辑直言不讳：“前几年，我去陕西采访过刘文西大师。你的文章，我看看再说。”当时，我想这稿子准撞“枪口”上了。人家专程去陕西采访，又是栏目编辑，又怎会用我的稿子呢？若能在她名字后面挂个名，算是大幸了。可过了两个月，稿子竟刊了出来，让人无法相信的是，只署了我一人的名字。几天后，她又来电告诉我：“最后，我们还是用了你的稿子，你将人物写活了，很丰满，很有特色。”如此直率，如此作出自我牺牲，终让我感念不止，感恩不尽。

须声明的是，我并非千里马，也绝无炫耀自我之意，我只是从自己的写作经历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好的作者能够遇上一个好的编辑，便是千里马遇到了伯乐，会一辈子受益。否则，千里马再多遇不到伯乐，那怎会有千里马呢？

著名散文家、《光明日报》副刊编辑韩小蕙女士说得好：“21世纪，是编辑时代，因为作品创作更需要编辑的策划。”如果说，一篇作品的成功，首先是编辑的成功的话，那么，在得到褒奖的同时，我们的编辑更须记住作家汪曾祺赠给名编辑张守仁的诗：“独有慧心分品格，不随俗眼看文章。”要做一个编辑，做一个好编辑，做一个名编辑，对自我要提出更严的标准、更高的要求。

编辑从事的工作具有特殊的社会属性，作为文化人，我们应当牢记文化的根本使命是传承社会文明。让一代又一代人受惠的中外名著经典，作为文化领域的“保留节目”，正是通过编辑、出版工作流传下来的。作为今天的编辑人、出版人，在享受这些美好遗产的同时，也应当去发现、扶持一大批优秀的作者，并抓出有生命力的当代“保留节目”，留给后人，泽被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