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无痕”与“有痕”

教育的“无痕”与“有痕”

“没有教育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这是对无痕教育而言的。何以这样说呢？在没有空洞说教的环境里，受教育者早已感受到教育的浓厚氛围，早已潜移默化、默默聆受。事实上，这样的教育，其效果远比喋喋不休的满堂灌、注入式教育要好。

最近读报，看到这样一个材料：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期间，李慎之同志负责会议新闻。21日那天下午，因为事先知道要通过最后宣言，周总理嘱咐李慎之不要去会场了，而是拿着最后宣言的初稿在别墅里等会场的通知。每通过一段就交给电台向北京发一段，会议对初稿有什么修改就照改，等全文发完，就大功告成。事后，到了半夜12点左右，电话响了，才知北京来电，说发回去的最后宣言比别的通讯社所发的少了好几段。经仔细回忆，才想起大概是打在极薄的打字纸上的原稿，在被剪成一段一段的时候，有的竟被风吹走了，因为办公桌正好临窗。李慎之怀着极其惶恐的心情走进周总理卧室，看他似乎还余怒未平，就叫了一声“总理”，等着挨一顿严厉的批评。不料周总理说的竟是：“你来了，我气也生过了，火也发过了，不想再说什么了。你到机要室去看看我给中央的电报，然后赶快补救，北京还等着呢。”总理亲笔写的电报，一个字也没提到李慎之，只说他自己“应负失职之责，请中央给予处分”。回到北京后，李慎之料定这次玩忽职守罪是逃不了啦。自然，李慎之也绝无逃避的意思，准备被起诉，坐牢半年或者三个月。不料第二天，总理又叫他随同一起访问柏林，然后是华沙、莫斯科，最后回北京……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暂且不说周总理勇于揽过的品质，其让李慎之“到机要室去看看我给中央的电报”，这无声无痕的教育，何以不令李慎之在对周总理肃然起敬之时，顿生自我负疚感？而这种负疚感又何以不能驱使自我反省、自我检讨？又何以不能一生一世时时提醒自我、警示自我，以免重蹈覆辙？要说这种教育效应的形成，该是无声无痕教育之功。

无痕教育作为一种教育艺术，固然是好，但因人因事，有痕教育亦断然不能少却。言传身教，便证明了有痕与无痕是教育之两轮、两翼。只是作为有痕教育，须讲真话，不讲假话；多点循循善诱，少些呆板灌输；多用事实说话，少摆噱头说教。诚如此，则有痕教育必能达到预期目的和效果。

《文史春秋》载：1949年9月的一天，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由于住房十分紧张，他主动从装修豪华的北京饭店搬出来，把房子让给了傅作义将军，自己则住进了陈旧的小平房。同时，他还代表上海市，赠给傅作义两辆名牌小汽车。这件事在上海的部队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人心里不服，说什么“对这些大战犯，不杀就便宜他们了，凭什么还让房子、送汽车给他们？”陈毅听到后，便在一次会议上教育开导大家：“……你们知道不知道，傅先生到电台讲半小时话，长沙那边就会起义两个军，他为我军减少了多少伤亡？他的贡献恐怕不只几部小汽车喽！让傅先生住北京饭店，有了小汽车，他就会感受到我们党和政府的温暖，知道共产党是真心要交朋友的。”说到激动处，他用指节“咚咚咚”地敲着桌子：“我把北京饭店都让给你们也可以嘛，再送你们10部小汽车。但是，你们扪心自问，谁有本事起义两个军呢？”听罢，大家不但没有怨气，反而很服气，说：“陈老总讲得有理！”说明陈毅同志的有痕教育起到了真正的效用。

慢慢回味陈毅同志的有痕教育其招式其诀窍，便是注意摆事实讲道理，搞权衡作比较，这般由浅入深、至真至诚的教育，怎能不让部队同志从陈毅同志算大账、算政治账、算长远账中得到启发、受到教育而有所醒悟、有所感动呢？这样的有痕教育，又岂无痕教育可比可及？

其实，无论无痕教育抑或有痕教育，都不能一概而论，其要义唯在于：因人而异，因事而变。切莫生吞活剥，生搬硬套。就如拳术，流派不一、套路不同，但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很难说孰优孰劣，我们绝不能以短而废长，更不能凭个人好恶而扬此弃彼。一个真正的拳师，自须敞开胸怀包容之，吸纳精华杂糅之。可以相信，一个掌握了百家拳术之要诀的拳手，必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亦必能在高手林立的擂台上，技高一筹，胜人一步，且无往而不胜。拳坛若此，教坛亦是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