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的“政绩思维”

异化的“政绩思维”

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的云南省森林公安局原局长马胜，其对政绩的打造自有一套“理论”。1999年，丽江地区发生大规模偷剥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红豆杉树皮案件。其时，省林业厅厅长作了查办批示，可作为云南省林业公安局局长的马胜则置之不理，并在私下透露说，如果过早介入案件，造成的损失不大，不会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结果这种逻辑导致偷剥红豆杉树皮的行为越演越烈。看到红豆杉资源遭到毁灭性破坏的结果发生，马胜才“不失时机”地开始查办，收拾残局，其“能力”和“本领”自然引起了领导的重视。

马胜可谓刁钻得很，不是吗？他心里最为明白，“过早介入案件，造成的损失不大，不会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故而，只有等到事情闹大后再介入，方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他如此想，也如此做，且亦如此收获了“成功”。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政绩”的话，那么，这种“政绩”便是扭曲了的，而支配打造这种“政绩”的“思维”也是异化了的，也就是说，这种“政绩思维”是经不起推敲的，靠这种“思维”打造的所谓“政绩”是无法让人接受的，是站不住脚的。

按理说，办案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及时制止事态的激化、扩散，就是为了将事态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假若背离这一办案宗旨，办案人将自己引入异化的“政绩思维”之途，只为自己的“政绩”考虑，那么，这样的办案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此办案是不是意味着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不是帮凶的“帮凶”了呢？想一想吧，当有人面对械斗，不加及时劝阻、制止，而非等打死了人才将凶犯抓住，这将是怎样的一种惨境呵！

是啊，上述办案人员在“恶性事件”、“重大事件”的处置中可能会立“大功”，但比之案发初期，这本可避免的“恶性事件”、“重大事件”的最终酿成，其损失是不是更大呢？要知道，任何个人的“立功”，都必须以追求社会效应最大化为目标，丢弃了这个前提，舍弃了这一宗旨，任何个人的“立功”行为，都是不值一提的。

异化的“政绩思维”，固然是一些人受狭隘的价值观的驱使，但部分上级领导的思维定势，亦程度不同地让异化的“政绩思维”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以致令一些投机分子趋之若鹜，唯恐不及。马胜不就是其中的得益者吗？当他“不失时机”地开始查办，收拾残局之时，其“能力”和“本领”不就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吗？“上有好之，下必迎焉”，乃此之谓也。

制止以至摒除异化的“政绩思维”，一方面靠教育，教育广大执法人员必须坚持执法为民的宗旨，并将这一宗旨贯穿于执法办案的全过程；另一方面则依靠制度，通过建立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令执法办案人员不敢、不能、不屑抱守异化的“政绩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