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植之谢绝回报”说起

从“严植之谢绝回报”说起

南朝梁天监年间，有位五经博士叫严植之，他学识渊博，品格高尚。有一天，他在江边偶然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衣服破烂，面目浮肿，询问后，得知此人姓黄，是荆州人，因家贫外出帮工。近来身患重病，被急于赶路的船主抛在岸上。严植之于是将此人接回家中，为他治病。一年之后，姓黄的病人康复了，为了感谢严植之，他双膝跪地，恳求为严植之充当终身奴仆，严植之谢绝了，并取出钱和干粮，让他回到家乡。

黄姓之人，其行为举止，委实难能可贵，因为他懂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之理，然而，严植之“谢绝回报”之举则更让人可敬。事实上，在封建时代，严植之真要让黄姓之人“充当终身奴仆”，亦不为过。但假若黄姓之人一“充当终身奴仆”，那么严植之做好事之举，怕会折名降誉。

“严植之谢绝回报”之举，终令我想到了贪官受贿之事。贪官之所以受贿，很大程度上便是受了“回报”思想的支配。是啊，贪官的形成，自有这样的发展轨迹：在原则范围内的事，因为自己吃拿卡要，率先尝到了要求“回报”的甜头。从中懂得了权力的好处，更懂得了权力资本运作好坏与“回报”大小之间必然的因果关系后，于是，为了获得自我更大更多的“回报”，便超越原则，替人办不该办、不能办之事。如此，循环往复，必在腐败的泥潭中愈陷愈深。

要求“回报”的思想，实在要不得，须知道，共产党人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而没有可以游离原则为别人谋取特殊利益的权力，更没有为自我谋取任何私利的权力。不懂得这一起码的道理，不遵守这一基本的规范，那么，随着要求“回报”这一私欲的日益膨胀，其正完成向贪官的转变。

不求“回报”，说起来轻巧，怕未必人人都能做到。尤其是面对巨大的诱惑，要拒绝之，则更难。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求“回报”，亦是一种境界。想起了叶飞将军的一件事：在北京民间曾流传着一种说法，有人专门从事请名人出席剪彩活动的中介。对于这种商业性利用，叶飞将军深恶痛绝，是绝不出席的。很多人都说，叶飞将军难请。某杂志社一名女记者以前采访过将军，与将军比较熟悉。她很客气地对将军说，要在深圳搞一个活动，由她们杂志社和深圳的一个体企业共同举办。并说，剪彩用的剪刀，都是纯金制作的，价值5万元人民币。谁剪彩，金剪刀就送给谁，希望将军去剪这个彩，可送一把价值5万元人民币的金剪刀作礼品。将军听罢，把脸一沉，毫不客气地说：“别说5万，就是50万，我也不去。你走吧！这类事以后别来找我！”此后，这位记者，再也不去找将军出席什么活动了。其实，尽管出席剪彩活动亦并非什么严重违反原则之事，但叶飞将军不能，尤其面对馈赠价值5万元金剪刀的“回报”，他更是斩钉截铁予以回绝，这自是彰显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可以相信，这样的共产党人，是决计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拿权力去求“回报”的。

真正意义上的不求“回报”，就是在本职范围内在原则前提下替人做了好事、办了实事，对主动送上门来的“回报”亦能拒绝之。在一些基层派出所，大凡破了大案要案，群众便会自发地送上锦旗，以示谢意。尽管这是群众自愿的发自内心之举，可一些基层派出所总是拒绝这样的“回报”。何以拒绝？既是为了减轻群众的经济负担，更是为了体现执法为民的价值理念。这般做法，无论对各级组织抑或广大领导干部，都不无启发。

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摒除“回报”思想，不为钱物所动，不为权色所诱，关键是要管住自己，守住灵魂慎始终，努力改造主观世界。这方面的道理，其实大家都懂，毋须多言，须强调的只是言与行的高度统一，从而真正将慎微、慎独、慎初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