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老搀弱,迷失在麦地那街头
宵礼后,已经是麦地那的深夜了。因为下午是坐车来圣寺的,我根本没有弄清楚驻地在哪个方向,也不知道走回去有多远,只能跟着一大帮临夏团的哈吉们一起往驻地走去。和我们结伴的是我以前认识的高个子杨阿姨,我们都在同一个分团。杨阿姨七十多岁,患有严重的肺气肿,身体状况很不好,每走几步,阿姨就得停下来喘气。我一手搀着母亲,一手扶着阿姨,等我们好不容跟着大队伍走上一座立交桥时,阿姨开始剧烈地咳嗽,几乎喘不过气来。母亲也有些走不动了,我们只好停下来,站在路边稍作休息。眼睁睁看着我们跟着的大部队已经离我们很远了,我想,实在不行就打个出租车回去。
等阿姨咳嗽稍微缓解一些时,路边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与我们同行的人早已不见了踪影。我开始有些担心,也不知道驻地离这儿还有多远。我观察了一下,我们站的地方,好像是立交桥的一个小型停车场。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很多。看看母亲和阿姨的状况,我决定尽快打车回去,让她们早点休息。我带了团里发的驻地信息卡,上面有我们驻地的详细地址,只要给出租车司机看一下,肯定没有问题。
我站在路边招手打车,奇怪怎么没有出租车?好半天了,没有一辆出租车经过。我开始有些着急,从包里取出近视眼镜戴上,全神贯注地在车流中寻找出租车。可是无论我如何瞪大眼睛,就是看不到出租车的影子。我没带手机,这里又是立交桥,没有公用电话,就是有,也不知道打给谁。这可怎么好啊?
再也没有哈吉经过这里了,眼前只有呼啸而过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川流不息。用“茫然不知所措”这个词根本无法描绘我此刻的心情。站在陌生的麦地那街头,我突然感觉自己那么孤独无助,一边是我的老母亲,虚弱不堪,一边是身患疾病的阿姨,咳嗽不止,我一个只有一米六不算太壮实的弱女子,此刻能怎么办?带她们往前走吧,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驻地,万一走偏离驻地更远,就更糟糕了,好歹这里离圣寺还比较近。带她们返回圣寺吧,两个人都已经挪不动步子了。
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万分,自己也非常疲乏,又不能让她们感觉到我们已经迷路。我安慰她们,先让他们在桥边台阶上坐下,自己又跑到马路边招手打车。真是奇怪,麦地那不会没有出租车吧?半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出现一辆车!我快崩溃了!
阿姨又开始咳嗽,比之前还厉害,母亲的焦虑也清清楚楚地写在脸上,她们开始无声地抗议我的无能。我有点厌恶自己,瞧不起自己,连这么点事情都没有替老人们操心好!我在脑海里设计着破釜沉舟的主意。
这里是停车场,一定能找到好心人送我们回去,哪怕多花点钱,也不能让老人们再受罪了。我安顿好她俩,开始在那些停着的汽车缝隙里穿梭,寻找有没有哪辆车上坐着司机的。转了一圈又一圈,十几辆车都静悄悄地停放着,没有一辆车有司机在。是啊,这是停车场,司机怎么可能一直坐在车里呢。我彻底崩溃了!谁来救救我啊?
“吱”的一声,一辆白色的小轿车从我眼前开过来,停在了旁边。我急忙走上前去,敲了敲车窗,司机摇下车窗玻璃,莫名其妙地看着我。管不了许多了,我把刚学的一点点阿语全部用上去,看司机实在不明白我的意思,就问他能不能说英语?他的一句“no problem(没问题)”让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只要能说英语就好办了。我的英语虽然登不了大场面,但是两年前参加的口语强化班还是没有白上,和外教老师的友好关系,练就了我敢胡说英语的本领。
在我真诚的请求下,这个人转身看了看坐在台阶上的两位老人,也知道了我们是来朝觐的中国哈吉,就答应用他的私家车送我们回驻地。我转身叫母亲她们时,刚好过来一位中国人,一打问才知道是我们临夏的留学生,想到我们毕竟身在异国,而且又是女性,为了安全起见,我就请他陪我们一同回去。
一路上,我非常感激这个异国司机,除了英语的感谢词语,我说了无数次“舒克兰,节Z兰”。这是我所知道的阿语里最能表达感谢的单词。通过交谈,才知道司机是个巴基斯坦人,在麦地那生活了八年,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还在巴基斯坦。我问他我该付他多少车费时,他坚决不要一分钱,他说:“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兄弟,我不需要钱,只请你们在正朝的时候为我过世的父亲做个‘都阿宜’”。我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只是在心里反复地祈求,祈求真主赐福于他!
不到十分钟,汽车就停在了我们驻地的门口。后来才知道,驻地离圣寺确实很近,汽车要绕道,步行要近得多,一般人步行只需要十几分钟。我们不到八点就从圣寺出来,回到驻地已经九点半了。
洗漱完毕,终于,可以平平展展地躺在床上了!
我轻轻地叹了口气,不是丧气地向下叹气,而是愉快地向上叹气。
嗨!到麦地那第一天,就这么跌宕起伏,波澜壮阔!
一看手表,已经是晚上十点二十,北京时间十一月二日夜里三点二十。从十月三十一日早上五点起床到现在,已经整整四十六个小时没合过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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