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科学研究园地

营造科学研究园地

“文革”前，甘肃没有成立社会科学院。新筹建的社会科学院，连办公室都是借省委党校的。从项目的拟定、申请、审批到人员的组建等等，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虽然在报社搞过理论宣传，在党校也从事过理论教学，但对于专业性的科研一窍不通。于是，我这个新迈进科学研究大门的人，在一个新开设的科学研究领域，如一个探险者攀登珠穆朗玛峰般，怀揣着对科研工作的执着而又神秘的心情，一步一步地开始摸索着前进。

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是构成人类文化的两块基石。“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的“科学”“民主”就是这两块基石。“科学”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民主”又是社会科学的题中之义。我现在跨入社会人文科学研究之门，自认是卷进了营造当代中国新文化的潮流之中。

十年浩劫将中华民族沦为一片文化的荒漠，传统文化精华被摧残得体无完肤，吸收外来文化之门又被牢牢封死，中华文化被窒息，人们的文化生活被窒息，社会人文科学研究被窒息。

要构建当代中国新文化，要重启社会人文科学研究之门，我既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又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者，如何营造这片科学研究园地，万端头绪，纷纷而至，如何理清，从何入手。

一

走进社会科学院，重启社会科学研究之门，营造科学研究园地，遇到的第一道樊篱是人才的匮乏。十年浩劫，教育断链，人才青黄不接。当时我们只有通过从社会、从其他行业招聘有基本条件又有志从事科研工作者，来组建科研队伍。他们中有“文革”中的工农兵大学生，有文革前的中年知识分子，有被刚刚平反的历次运动的受害者。有的学识功底虽厚，但已久置荒芜；有的所学专业不对口，缺乏专业基础。眼下只能是边干边学，边培养，边提高。我在科研人员中大力提倡刻苦自学，鼓励科研人员放开手脚进行科研实践。这样摔打出来的人才，更能经得起科研工作的煎熬，更容易领悟科研的品格、作风和气度。自学比听讲更能深入思考这门学说的奥秘，把握它的精髓。自己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比在纸上分析几个案例，功夫更扎实，体会更深刻。摔倒了，自己爬起来，经验教训最真切。经过几年的努力，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一支一百余人的年轻的、又历经磨炼的科研队伍，涵盖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法学等几大学科。甘肃原本一片空白的社会科学研究园地，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充溢着一股勃勃生机。

在队伍成长的过程中，一批学科知识较雄厚、研究功力较扎实、组织才能较突出的人才崭露头角，脱颖而出。我意识到这批人才的珍贵和潜能，他们是社科院的中坚力量。于是，选拔他们，委以重任，使之成为各门学科的带头人。各门学科课题的制定、研究的推进、人才的培养都压在了他们肩上。在科学研究的舞台上，他们率领各自的队伍，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引人注目、令人赞赏的节目，在甘肃大地上绽放出朵朵绚丽的社会科学研究之花。

二

走进社会科学研究大门，营造科学研究园地，遇到的第二道樊篱，是我们面对着两座大山。一座是社会人文科学拥有几十门学科，每门学科又各有诸多学说，浩如烟海；另一座是中国社会存在着大量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头绪如麻。这两座大山横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只有攀登而上，没有蹊径可辟。社会人文科学就是运用人类的智慧去破解社会之谜。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为了攻克这两座大山，我理出了一条思路。一面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深入把握各门学科的各种学说，进行比较、判断、溶合，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提高自身的学术造诣，并积极参与各门学科的学术热点研究，以攻克第一座大山；一面重视对实际问题的应用研究，解剖分析中国社会中与各自学科相关的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充分发挥学术的能量，以攻克第二座大山。这样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应用研究作为落脚点，以打造当代中国的新文化，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是一条艰辛的路，一条扎扎实实的路，容不得半点偷闲，容不得半点敷衍。读书需破万卷，考察需深入大海般的实际，研究需独立思考，功夫要做到殚精竭虑。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品格。没有毅力与执著去打造这种基本品格，就敲不开社会人文科学研究这座大门。我的这一思路在科研人员中取得了共识，我们并肩迈入了这条艰辛的征途。

作为研究者和组织者，既要深入到自己所从事的学科进行研究，又要致力于把握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形势与动态，摸清各门学科研究的热点与难点。我以极大的毅力攻读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史学、文学等诸门学科的专著，勘察诸门学科的前沿阵地，把握诸门学科领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我与科研耕耘者们并肩攀登这两座大山，打造科学研究的这一基本品格。

三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各自的社会科学院，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是立足于甘肃省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要在数十个兄弟社科院中显现出自己的比较优势、自己的个性，这是横在我们面前的第三道藩篱。通过反顾、思考，我又理出一条基本思路，就是要把研究全国性课题与地方特色课题结合起来，并要突出地方特色的学科与课题，塑造自己的特性，突出自身的比较优势。

首先，营造当代中国文化，是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面对当代中国存在的实际问题，面对各个年度提出的全国社会科学攻关课题，我们从自身的特点出发，选好切入点，努力争取拿下几项重点课题，为国家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为构建当代中国文化恪尽时代的责任。我自己意识到责任之重，使命之巨。在国家“六五”和“七五”两个历史时期的全国社会科学重点攻关课题规划中，我以课题负责人主动申请了两项重点课题：一是中国工业经济责任制研究，一是中国县级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均获批准。为了完成这两项关系我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我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科研作风建设的基本要求。如在研究中国县级政治体制改革的课题时，我和课题组的成员不但跑遍了全国进行县级政治体制改革试点的县（市），还重点深入到甘肃省武威市蹲点数月。在城乡基层深入开展调研，研究制定了一份《武威市政治体制改革咨询总体方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往往跋山涉水，披星戴月，但是当你触摸到了人民生活脉搏的跳动，听到了群众心底的声音，你会为之心动，为之倾情，你会为中国社会把脉诊断的历史使命所鼓舞，你会被社会列车开启的笛声长鸣而激动。这种深入实际的科研作风，是理论生命力的召唤，是历史发展的重托，是时代前进的禀赋。依靠着这一科研作风，我率领着课题组，终于攻克了这两大课题，通过了国家验收，对我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尽了绵薄之力，并从而提高了甘肃社会科学院在全国社会科学界的地位和影响。

参与国家课题是我们的历史重任，打造自己的科研特色与个性又是我们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甘肃有诸多自己的特色，多民族共居、黄河文明的渊源、丝绸之路的重地、陕甘宁边区的重要一域、抗日战争的大后方、西部大开发的重镇，等等丰富的研究资源，都是有待我们挖掘开发的社会人文宝藏。通过反复讨论，我关于努力争取参与全国性课题与开展有地方特色和优势的课题互相结合，着力打造自身的特色与个性，突出自己的优势的科研发展思路，终于在全体科研人员中取得了共识，从而逐步形成了陕甘宁边区史、敦煌文学、王符思想、西部开发、西路军史等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和优势的研究领域，取得了累累硕果，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甘肃社会科学院终于在全国社会科学研究之林中扎下了根，结出了果，耸然挺立。

四

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华文化的胸怀是博大的，胸襟是开阔的。就是在遭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之时，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仍未间断。

当代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文化的交流更为频繁。网络虚拟世界的扩展，将世界各个角落里人的接触空间与时间缩短到了极限。人们的思想、情感、知识等一切信息，几乎以光的速度在传播、交流。一个封闭的世界已不复存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世外桃源也只能是世外之物景。在如此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更需要继承传统文化的广博胸怀，把学术之门、智慧之门向着世界文明洞开。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向来有一种亲和力，能够吸收外来文化；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向来又有一种消化力，不是生吞活剥，囫囵吞枣，而是对之审视、辨别、消化、融合，成为中华文化有机体的因子，仍不失中华文化的个性。面对着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面对着时代大背景，我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者，深深感受到今天搞中国社会人文科学研究，必须坚持开放，反对封闭，博采世界文明之精华，广揽人类智慧之硕果，从中汲取营养，开拓思路，促进创新。这是社会人文科学研究应有的气度与胸怀。

思路既已理清，措施随之跟上。我一面在科研人员中提倡广泛研读国外文献资料，吸取国际各种学派之精华；一面为了提高科研人员直接阅读未经翻译的国外学术著作水平，决定办英语补习班，并亲自担任教师。我还和几位科研人员联合翻译了一部美国学者的专著。一时间，在社科院学习外语蔚然成风。我为科研人员舍弃业余休息时间，顽强攻克外语难关而感动，为全院开放思想之成风而鼓舞。

如今，我虽然已离开了社科院，虽然已经离开了这支我与之同呼吸、共成长的队伍，但甘肃社科研究这棵大树仍扎根于我心中，同仁们走过的足迹还历历在目，争论问题时的激昂声浪仍在我耳边回响，获得成果时的喜悦仍在我心头飘浮……

我默默祝福甘肃省社科院和科研人员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