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回忆
李顺亮
我是最会想家的一个人,但是,平常所忆的事,多半是心理学书里那个“反观”作用,这就是现在和从前两个相同的境况,参合在脑里而想出来的。见一件,想一件,极为简单和灵便。自从提起了故乡两个字以后,一会儿脑里所记的事太多,不知道哪一件可以写的。时候到了,随意写吧!
我的家是在福建长乐县,离县有十里许的路北村。全村约略有三百多家,除了耕田栽花以外,别的职业很少。我年少的时候,看见他们所办的事,是顶平常而没有趣味的。奇怪得很!我不晓的什么缘故,现在的我,一想到那个乡村的生活,是最羡慕不过的呢?村里人们除了几个名士(说是名士,其实乃鸦片鬼)以外,其余无论男女老幼,都是一天忙到晚的。不用打钟和鸣炮,他们总比太阳还早出来。男的走到田园里耕作,女的在家煮饭,缝纫,照顾儿女和牲畜外,有时候还走到山上帮忙摘花(茉莉花)。晚餐后,他们就三五成群的坐在门口,或是蹲在树下,谈谈笑笑。但是时候还不到七点半钟,睡神就来催他们去睡觉了。推想他们早睡的原因,不外整天忙得辛苦,或是经济上说,要省些油钱就是了。
我的家是在田间,四面荒凉,夜阑人静时候,只听那动人悲感的啾啾唧唧……墙根的虫声,田中的蛙声和远远的踏水声(早时候农人用水车引水灌溉田园)……有无数的声,拉杂的一夜不绝,真叫着有心绪、睡不着的人们难过呵!
我屋之北几十步有个湖,湖里的水可以供给邻近那里好几乡田园的灌溉。湖的东岸,就是通县的大路,一天到晚,行人是来往不绝的。所以我的家虽然孤立在田间,也不觉得寂寞。我记得我十三四岁,还没有上省念书的时候,白天常常抛了书,拿一个竿来,偷得走到湖边钓鱼,晚间就跑到田间捕水蛙。这两件事比什么游戏是都有兴趣的多。因此,对于家里人那样打和骂,总是一点不怕的。正月初一早“祠堂里打新娘”(这是乡间常例,新人过门,头一年正月初一早,到祠堂里拜祖宗,而小孩们用炮用枣乱掷,以吓新人,老人们不敢拦阻的),我是占先的。五月初五日“斗龙舟”总免不了我打鼓打锣。若说放纸鸢时候到了(九月九日起),我的纸鸢比别人大得多,飞到空中,谁都不敢来碰的……现在一想那个时候的我,岂不是一个顽童么?
再想到前几年,为着两乡牧牛的小孩们争要一顶小竹笠(乡下人夏天用遮太阳的竹帽)的缘因,两乡械斗了好几个月(土话叫并乡),人死了十几个,钱也花了不少。那个时候我对这一件事,也有十分热切的兴趣,日夜盼望本乡打得胜仗,那就“体面”得多啦!当他们打得利害时候,两乡都请好几位“公亲”(调人)来调停,而公亲们受了乡人的委托,不是到县长处接洽,就是私下彼此用条件来讲和。
这一般公亲们的资格,多是中过满清时候举人或是秀才,但是他们也都中了鸦片烟的毒。考究他们读书的目的,不是想做官,也就希望领些“祠堂”的银子(多数乡间的宗祠,都有传下多少田租或别的产业,留为奖励后进真正读书的,和并乡时候用)。所以平常甲乙两乡的人一见面,非甲即乙,总问道:“贵乡到底有几担书箱呢?”(几担书箱意指有几人出外求学。)而被问的人也总是气扬扬的说:“敝乡书箱有三担。”——有时虚报也不一定。有读书的人,家里景况稍为好些,他们的手除了拿笔和吃烟的器具外,老是一点不动粗的(动粗即做粗事)。他们的身份,比较印度婆罗门教里人,还高的多,农人们是他们瞧不起的。人常说,“读书的人顶爱游山玩水的”,但他们早晨一直睡到十几点钟去,既然醒了,还躺在床上吞云吐雾地吃烟。就有一两位好游山玩水,恐怕那骨瘦如柴、弱不禁风的躯干,实在也配不上享那山间如轮的明月和湖上微微的清风。顶奇怪的就是无论读书人多么懒惰和无用,农人都是顶尊敬他们的。年节一到必送给他们礼物,有喜丧事必让他们坐在上位……这都是他们的权利。
农人们是最谦卑不过的,然而他们的家庭里面也是无上的不平等而专制的。饮食一件论,当家而有权的食白米饭,妻子和小孩们食茹米和白米参半的,而“长年”(即被雇为长工,多是一年为限的男人们。)和婢女管食茹米。妇人方面也是如此,“生男越多越欢喜,生女可一不可再,再生就该死”,所以有许多的女孩儿,活活地被娘亲给饿死或是冻死——更残忍的,是将女孩放在水里溺死。这一件事是常见的,并不像北京报馆主笔先生们说什么“无人道”,少见多怪的登载!此外乡间人的迷信和奇怪的风俗还有许多,但是此刻不及写了。
载《语丝》第93期(1926年8月23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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