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教育

“赌”教育

星　子

在前天的报纸上，有两桩关于“赌”的记载。一桩是一个庖丁因好打花会而犯窃盗罪入狱，在狱里还喃喃念“王志高”、“李月宝”等花会的名目，并频频向人探询今日花会开些什么。另一桩是一个黄包车夫因好打花会而将其所拉的黄包车及其妻代人所洗的衣裳一并典质作孤注之一掷，终于完全输去而造成夫悬梁妻服毒的双死惨剧。这两幕关于“赌”的悲剧，在上海，本来是寻常事。但正因其已成为一般人所忽视的“寻常事”，我们愈感觉得这“寻常事”实含有极其严重的社会意义。

本来，在我国，教育之落后，已是无可讳言。但关于“赌”的教育，则极为发达，而且其设计与教授法极尽循循善诱之能事。就以上海为例：在上海，一个小孩到了六七岁的时候，街堂门口便常有车糖之类的担子在等着他，母亲随时可以牵着孩子去学习这赌的初步知识，并笑嘻嘻地告诉孩子怎样才赢得一块糖。再大一点，孩子长到九、十岁了，当然这种幼稚教育已不大合宜，于是街堂门口又早已摆有掷骰子之类的摊子在等待着，孩子也随时可以从母亲的手里要得几只铜板去实际体验喝五吆六的滋味，假如父亲母亲陪客作麻雀消遣的话，则小孩更可由父亲母亲的事实教训之下，获得对于赌的一种极正确的观念和兴趣。孩子再大一点，则大世界东新桥一带的马路上，尽有穿短打的朋友手里舞弄着种种的博具在向人招手，而每一个游戏场里，也尽设有赌的专座，只要你高兴，自可以随时去尝试。至于成年人，则关于赌的专科学校更多，有跑马场，有跑狗场，有回力球，有轮盘赌窟，城隍庙里陈列满了麻雀骨牌之类，小烟纸店中更不时贴满了××奖券，“侥幸”的魔手把每一个人牢牢地抓住，只要你一失脚，便随时可以把你掷向“男悬梁妻服毒”的悲惨之深坑。

这种“赌教育”如任其长此发达，则“悬梁服毒”的惨剧，亦自永永被视为“寻常事”，然而，这真是“寻常事”吗？

《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