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法学院原院长杜钢建教授

雪门聆诲　教泽流芳——回忆老法学院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西迁达八年之久的浙江大学总校，积极准备东归。德高望重的竺可桢校长，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紧紧抓住迁回杭州的有利时机，给已名重一时的母校以开拓性的新发展。当年成立的法学院和第二年成立的医学院，都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创办起来的。

法学院成立于1945年11月，下设法律系。第一次招进来的45年级同学有60多人，我们就是那个时候跨进母校大门的。以后46到48三个年级，又共招进学生近100人。

法学院院长是国内知名的国际私法专家李浩培教授。他原是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由于竺校长尊贤下士，亲诣武汉他的寓所，盛情邀请，才来杭州的。据李院长的“老浙大法学院简史”一文（载《杭大校史通讯》第四期）所述，为了办好法学院，当时拟定了下列方针：

1.先设法律系和司法组，然后逐步增设经济和政治两系。

2.师资必须符合标准，宁缺毋滥。教师经审查合格聘任后，如在一年聘任期内，成绩不好，就不徇情面，不予续聘。

3.在各课讲授中，注重比较研究，以期博采各国法制之长，建立中国法学。学生在自学时应多读参考图书。

4.将经费主要用在图书设备上，使师生有研究和学习的适当资料。

5.在对学生思想陶冶方面，应诱导他们养成良好的风气，勿为名利而钻营舞弊；加强法治教育，只有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才能维持秩序，而致国家富强。

法律系系主任是留美的赵之远教授。此外，还有许多热心教育事业、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如教国际法的留德的周子亚教授，教政治学的留美的黄炳坤教授，教经济学的留美的严仁赓教授和孙恒教授，教法学通论的留法的阮毅成教授，教刑事诉讼法的留日的邵锋教授，教刑法的曾任大理院推事的邵勳教授等等，可谓群贤毕至，荟萃一堂。他们培桃育李，辛勤耕耘，春风化雨，点滴入土，使在创建伊始的母校法学院，声誉鹊起，引人瞩目。

根据竺校长的计划，法学院下设三个系，先办法律系，后办经济系，最后办政治系。据说新中国成立前，办经济系已提上议事日程，李浩培院长还在为增设经济系而奔走，打算办起来后，由严仁赓教授负责系务。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竺校长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夙愿，1949年春夏之间，他就离开了浙大，后去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49年秋，军管会作出了停办法学院的决定，我们下面三个年级的同学，有的去浙江干校学习，有的转系，有的转学到北京大学法律系，有的则自己另辟蹊径。我们敬爱的李院长，也于10月24日离杭去京，另任新职。

在法学院被撤销时，李院长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曾提出商榷意见。他认为，百年树人，现在停办法学院，将来恐缺乏法律人材。对此，他长期萦回于怀，1991年他来杭州和我们会面，还提起法学院停办一事，并衷心希望它能早日恢复，抚今追昔，如果杭州新中国成立之后，法学院能继续办下去，那对我们浙大，对我们整个浙江省，会有多大的好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央将依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作为至关重要的一项基本国策。我们同学如因公去北京，便道走谒李院长时，他每每都殷殷垂询，表示出对母校恢复法学教育的深切关注。

老法学院很重视培养学生的基本功，给学生打好扎实基础。这在课程设置方面，充分体现出来。我们在一、二年级时，除了加深学习国文、外语，还修习了中国通史、世界史、地学通论、政治学、经济学、哲学、逻辑学、伦理学、法学通论等基础课程。我们的老师经常告诫我们，万丈高楼平地起，“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长者，必浚其泉源，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才能流长”。学习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持之以恒，循序渐进，从一个台阶合乎规律地走向另一个台阶。我们认为，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互相渗透，日渐汇流，因而对打基础的要求，也愈来愈高。我们衷心冀望正在茁壮成长中的我法学院广大青年同学们，勤奋学习，孜孜以求，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紧跟时代车轮，勇攀法学高峰。

我们的老师，很多是涉猎广博，学贯中西。他们不但通晓外语，而且谙悉文史，有较好的国学基础。他们对我们的外语和中文，从来就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认为这是一个基本技能的问题，是治学和工作的不能须臾或缺的重要工具。我们学习的课程，如“罗马法”、“英美法”、“政治学”等，课本（TextBook）就是原本，其他学科，也往往规定一些原本作为主要参考书。我们这一辈，由于生长的历史年代关系，大多在小学阶段，就开始接触我国古典文学；初中阶段的语文，以古典文学为主；高中阶段，则全部是古文和古诗词，应该说，进大学时，是有一定的语文基础的。但是我们的老师，特别是教授我们中国法学课程的，却精审严谨，一丝不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一个高校法律专业的学生，应该比其他专业的大学生，具有更好的中国语文修养和文字修辞能力，这是法律岗位工作的内在必然要求。譬如说，一份司法文书，在文字上应该文从字顺，流畅达意，言简意赅，措辞准确。所以在还没有走向工作岗位之前，应该未雨绸缪，从早给自己创造条件。

老法学院的师长，不但认真备课，善于教书，而且身教言传，善于育人，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注意培养学生的德行。他们循循善诱地激励我们，在大学的四年中，一定要抓紧时机，用功读书，专心学习。因为在一个人一世的生活长河中，以学为主的阶段毕竟有限，时不可失，机不再来，决不可虚度年华，白了少年头。他们认为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勤奋、天赋和机遇，但决定性的因素是勤奋，“勤能补拙”四个字，言之凿凿地反映了丰富的哲理，充分说明了勤奋的重要性。

他们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应该胸怀大志，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有一个崇高的生活目标，而不可昏昏懵懵，得过且过。只有这样，才能严于律己，意境弥高，赋予自己永不衰竭的前进动力，几十年如一日，长期为之奋斗。

他们情真语挚，不厌其烦，平时对我们讲得最多的，莫过于“正己”二字。他们谆切恳至地诲导我们，无论是立身处世，还是待人接物，都应该首先从自己做起，注意培养自己的道德风范。他们多次用岳飞的名言“正己而后可以正物，自治而后可以治人”来教育我们。他们认为，从法律专业毕业后，无论你以后是一个法官、检察官或律师，工作中牵涉到的，都是人，是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合法利益，因此应该激浊扬清，秉公办事，廉明清正，洁身自持，有高尚的情操，坦荡的襟怀，决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悬心于权贵，役志于钱财，向邪恶低头。应该做到如古人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始终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刚正不阿，坚持原则。年高德重的老教授邵勳，很早就做过大理院推事，是法学院最年长的一位老教师。他为人刚强清正，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漆黑一团，对官场的吹拍奉承，乌烟瘴气，向来是深恶痛绝的。有一次在讲课中，可能是感时抚事，伤怀生情，对蜀汉诸葛亮的长期为相，鞠躬尽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耿耿忠心，日月同昭，身后内无余帛，外无盈财，深表敬仰，而对明于谦的千古警句“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更是赞叹不绝。

在老法学院，尊师重教，敬师爱生，蔚然成风。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水乳关系。学生经常到老师家中拜访，老师有时也到学生宿舍看望学生。当春暖花开、风和日丽的宜人季节，我们组织郊游览胜时，往往邀请老师一同参加。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龙井，校车为我们送达后，管自己开回去了。李院长、赵主任等许多老师，就和我们一同跋涉回校。一路上，我们谈古论今，亲密无间，欢声笑语，情趣盎然。

岁月悠悠，人世沧桑，上述这些，都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了，但仍然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历历在目，恍如昨日。人生苦短，人寿难期，绝大多数当年诲育过我们的师长，都已驾鹤西去，不在人世，但他们音容虽邈，师范长存，他们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在学时，浙大在校学生有2000多人，七个学院：文、理、工、农、法、医、师范。其中，农学院在华家池，师范学院在哈同花园（现平湖秋月过去五六十米的湖边），其他五个学院，都在大学路。老法学院没有自己专用的楼房，但却有一个专用的阅览室，室址在老浙大内叫做子弹库的地方。据说，在日寇占领杭州时期，那是堆放子弹的仓库，以后加以改造作为法学院阅览室。阅览室总面积约有300平方米，里面有许多小房间，专供老师使用，我们看到李院长、周子亚等老师，经常在那里看书、备课和写作，一坐就是半天。阅览室内有很多中外报刊和书籍，供大家借阅。中外专家来法学院作学术报告，法学院较大型的会议，也在阅览室内举行。

为了丰富教学生活，活跃学术空气，使我们增长知识和了解世界法学的新发展，院里不但经常组织一些老师给我们做专题讲座，有时还邀请校外甚至国外的知名学者，给我们作学术报告。有一次，一位英国著名法学家（已不详其姓氏），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杨兆龙教授的陪同下，给我们讲授“英美法和大陆法”，杨教授任翻译。还有一次，来了一位被誉称为美国“法学泰斗”的Roscoe Pound教授，对我们讲授“国际私法的今天和明天”，李院长亲自任翻译，院内外很多老师都在座，听者甚众，座无虚席。

当时的浙江省图书馆，坐落在大学路紧靠老浙大的旁边，馆内有个非常宽敞明亮的大阅览室。因为校图书馆的阅览室较小，我们又没有固定专用的教室，所以平时看书，都是去法学院的阅览室，或者省图书馆。

我们在老法学院的四年，正是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坚持发动内战和独裁统治的反动方针，使已遭受八年战争严重破坏的华夏神州，更是雪上加霜。物价飞涨，生产萎缩，失业急剧增加，广大人民群众啼饥号寒，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有时家里寄来一点钱，通过几天邮汇到手后，已大大贬值了。最后一年，因为物价一日数变，迫使我们不得不将手中仅有的一点钱，去湖滨等地兑换银元来保值，要用时，再去脱手换回法币。这些，对在学的现法学院年轻同学听起来，仿佛是“天方夜谭”，但它却是我们当时真实的生活现实。

解放战争时期，老浙大是浙江爱国民主运动的堡垒，民主进步力量在校内占主导地位，学生自治会和许多进步社团，都是在地下党的直接或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学生自治会受到全校绝大多数同学的拥护和支持；敌特的反动破坏力量，在校里是势单力薄，为人所不齿的。在强大的民主进步力量的威慑下，他们一般是不敢明目张胆，肆意妄为的。

学生自治会是民主选举产生的，由各系推出代表组成。学生自治会的常设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的理事是由各个系、年级和社团等推荐出候选人，然后进行选举，由全校同学普选产生。

我们法学院第一届同学中，郑永年、周西林、赵槐等曾担任过学生自治会代表，张令詧、魏琼和郑永年一度任学生自治会的理事，周西林曾任学生自治会下设的法制委员会主委，他们在参与发动浙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奔波穿引，不遗余力，做出了一定贡献。我们同学中还有不少人积极参加了“乌鸦歌咏队”、“喜鹊歌咏队”、“漠风舞蹈团”和“浙大合唱团”等进步社团。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年级中有一部分进步同学，还秘密组织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刊。在我们年级中，赵槐、张令詧、薛天士三人是地下党员，他们在校时，学习努力，掬诚待人，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后来，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的加剧，他们奉命中途先后离校，前往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赵槐、薛天士二人皆英年早逝，不胜感慨系之。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湧，汹涌澎湃。虽事隔半个多世纪，但往事难忘，现在我们对当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记忆犹新。那个时候，我们一般同学，在政治上，认识不多，但不约而同的是，大家都爱我中华，有一定的正义感。我们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媚外卖国，发动内战，坚持独裁，迫害民主人士，镇压学生运动，是坚决反对、深恶痛绝的。在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下，我们积极参加学生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6月13日，我们参加了浙大、杭高为主的杭州市大中学生的“反内战要民主”的爱国游行。当时正黑云压城，大雨滂沱，但长长的游行队伍，顶风冒雨，秩序井然。年逾花甲的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行走在我们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事后传颂一时，使我们深受策励，不胜敬仰。

以后，我们还参加了三大学生运动：1946年底1947年初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1947年5月全国规模、震惊中外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抗议国民党在南京血腥镇压请愿学生的“五·二○”运动；1947年10月发端于我校的“于子三运动”。

国民党政府对当时浙江学生运动领袖、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47年10月26日，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0月29日，在杭州上仓桥省保安司令部监狱，惨遭杀害。噩耗传来，母校广大师生，群情激沸，义愤填膺，30日上午9时，在校阳明广场举行全体学生大会，校医李天助大夫向大家汇报他陪同竺校长去监狱探视经过，着重讲了两点：一，竺校长目睹于子三死后的遗体惨状，悲愤交并，几乎晕倒。省保安副司令竺鸣涛和中统浙室主任俞嘉庸，拿出一张预先写好的“检验证”，要竺校长签字，竺校长大义凛然，铁骨铮铮，断然拒绝，说“我只能证明于子三已死，不能证明他是用玻璃片自杀的”，同时，还严词呵斥竺鸣涛和俞嘉庸，为什么不依法在24小时内将于子三移送法院，为什么监狱内会有于子三自杀的玻璃片，于子三之死，应由他们负责。二，他（李大夫）检验了尸体和伤口，“根据现场观察，于子三不怎么像是自杀的”。李大夫在会前受到重重压力，但他仍能忠于职责，如实叙事，用“不怎么像”这几个字，曲折隐晦地表达他在当时处境下的尊重客观事实，可谓用心良苦。

过了几天，我们为于子三烈士的出殡而齐集校阳明广场。国民党政府胆战心惊，吓得要命，派来大批军警，封锁了浙大校门，并唆使一批雇佣来的歹徒，冲进校内，进行破坏。同学们临危不惧，振臂挥拳同他们英勇搏斗，并抓住了10多个歹徒。以后学生自治会派人加以审问，也邀请了李浩培院长，李院长欣然参加。在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李院长能当仁不让，坚定站在学生一边，积极支持学生运动，确实难能可贵。李院长的爱国壮举，博得了全校进步师生的嘉许，也给我们老法学院增辉添色。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我们首届毕业同学中，周西林、郑永年二人由地下党推荐，直接参加了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接管工作，其他同学于同月25日，叩别了辛勤培育我们达四年之久的母校，集体进入浙江干校一部一期学习，校址在里西湖原“中正中学”和哈同花园“省艺术专科学校”等地方。离开学校时，李院长、赵主任等很多师长前来送行，临别依依。诚所谓天者难测，寿者难知，这次分手，对许多老师，竟成永诀。

在干校学习期间，我们真想不到，有一天，李院长、赵主任等竟会在盛暑的炎炎夏日下，来干校看我们。他们情意殷殷，详尽地询问了我们的学习和生活，热情地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奋发进取，报效新中国。他们的关怀、爱护和启迪，对我们是极大的鞭策。

在干校，大概是考虑到我们这些学员，绝大多数都是刚刚跨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学生，涉世未深，较为纯厚真朴，所以主要进行正面教育，诱导我们要面向工农，与工农相结合，为广大的工农群体服务。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听形势报告，听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等方面的专题讲座。有一次，整个干校12个班学员，全部集中在大世界（现东坡剧院）听杭州市军管会主任谭震林同志的形势报告，中间不休息，连续讲了三个多小时，深入浅出，分析精湛，形象生动，娓娓动听。在干校学习了三个多月，我们提高了认识，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9月份，分配工作，有的参军，有的下乡，有的到党政机关，有的留校。从此，我们走向社会，开始了新的生活，四年同窗，遽尔握别，天各一方。

参加工作不久，传来了一个使我们震惊的消息：浙大法学院停办。因为我们在思想上从来没有这一准备，所以闻讯之后，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我们都为母校法学院的停办而深感惋惜，都衷心希望以后有一天能够恢复，以更加英俊的雄姿，昂首阔步，凯歌行进，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的法学人才，受到我们这些老校友的赞扬和庆贺。

我们企首翘足，望眼欲穿，日夜盼望着母校法学院的新生，足足盼望了半个多世纪，终于在夕阳西沉的垂暮之年，盼来了母校新法学院的成立。现在，法学院举行创建法学院55周年暨恢复法学教育20周年的大规模、高规格隆重的“双庆”活动，这些都是我们有生之年难得的盛事。我们衷心祝愿母校法学院的百花园中，新苗茁壮，奇葩怒放，流光溢彩，万紫千红。我们衷心祝愿，在法学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把法学院建成为国内一流、享誉国际的法学殿堂。

流光如驰，年华易逝，我们这些40年代的莘莘学子，离开母校，走向生活，转眼50多年。逆序催人。50多年弹指一挥间，现在我们皆年逾古稀，有的还届临杖朝，鬓发盈霜，垂垂老矣。老法学院仅仅存在了短暂的四年，但也桃李成荫，培养出不少卓有建树的英才，享誉中外的著名法学家高铭暄教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49年毕业的首届同学，尽管因为解放初的工作需要等社会历史原因，大部分学非所用，改行做其他工作，但率皆兢兢业业，自强不息，因而也出了好些为新中国作出积极贡献的人才，有教授、研究员、编审、成人高校校长、高级审判员、高级律师等等。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离休的，享受县团级或厅局级的离休待遇，受到党和国家的热情照顾，怡情养性，安度有生之年。

（原载《浙江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