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解放前夕浙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回忆解放前夕浙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成为摧毁蒋家王朝的第二条战线。当时的浙大是我省爱国民主运动的堡垒，特别是发端于浙大的“于子三运动”，不仅彪炳母校史册，而且也给中国现代史谱写了光辉的—页。

我在浙大读书的四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当时，我政治上认识不多，更谈不上信仰问题，我是在参加工作之后，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和自己的专业工作实践，才成为一名中共党员。那个时候，我不过和其他一般同学一样，情系祖国，爱我中华，有一定正义感而已。我们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媚外卖国，发动内战，坚持独裁，迫害民主人士，镇压学生运动，都是坚决反对、深恶痛绝的。

当时的浙大，民主进步力量在校内占主导地位，学生自治会和许多进步社团都是在地下党的直接和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校内也有三青团、国民党潜伏的军统、中统特务，但在强大的民主进步力量的威慑下，他们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窥测方向，干一些不可告人的卑劣勾当，一般是不敢明目张胆，肆意妄为的。

我第一次参加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是1946年6月13日，以浙大、杭高为主的杭州市大中学生“反内战、要民主”的爱国游行。那天上午，黑云压城，大雨滂沱，但长长的游行队伍，顶风冒雨，仍然走上街头。我们边走边喊口号，昂首阔步，秩序井然。沿街的群众都驻足注视，有的还热烈鼓掌，以示支持。使我非常感动并深为策励的，是年逾花甲的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行走在我们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事后传颂一时，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1947年是中国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空前高涨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先后参加了三大学生运动：1946年底1947底初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1947年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抗议国民党政府在南京血腥镇压请愿学生的“五·二○运动”；1947年10—11月发端于浙大的反迫害、争自由的“于子三运动”。尤其是“于子三运动”对我影响非常深刻。

“于子三运动”是由于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害而引起的、全国规模的以反迫害争自由为内容的学生运动。它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爆发在国民党统治区最后一次震惊中外的学生运动，它为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敲响丧钟，像晨曦将临前的雄鸡一唱，向人们昭示着黎明的即刻到来。

1947年，解放战争出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先后被粉碎，失去战争主动权，陷入全面防御，我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开始转入战略进攻。蒋介石在军事上的节节失利之后，为了稳住后方，支撑前线，就不择手段，更加疯狂、残酷地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白色恐怖的乌云笼罩着整个国统区上空。

在浙江，国民党政府对富有革命传统，在全国学生运动中起举足轻重作用，又是我省爱国民主运动堡垒的浙江大学视如兵家必争的制高点。他们处心积虑，妄想夺得浙大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为此，对当时我省学生运动的领袖、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暗下毒手。

1947年10月22日凌晨2时，于子三、陈建新、黄世民和郦伯瑾四人在延龄路（今延安路）大同旅馆被国民党秘密逮捕。竺可桢校长得知后，即刻四处奔走，进行营救。到下午五时才查明是被杭州警察二分局捕去，《浙大周刊》随即刊出四同学被捕消息，全校为之震惊。

国民党政府蓄谋杀害于子三，他们一方面断然拒绝竺可桢校长的“保释”要求，另一方面故意拖延时间，违反“刑事拘留不得超过24小时”的法律规定。10月29日下午，于子三在浙江保安司令部监狱，终遭中统特务杀害。

1947年10月30日清早，东方未白，晨光熹微，沉重的钟声，如泣如诉，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宿舍外电灯也早早亮起来。我们在睡眼惺忪中猛见寝室桌子上早放着一张黄色纸张油印的“号外”，上面印着赫然醒目的标题：“这是什么世界？于子三惨死狱中！”

“一石激起千层浪”。噩耗传来，母校广大师生群情激沸，义愤填膺。9时许，学生自治会在“阳明馆”前面广场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大家首先静立为于子三烈士默哀三分钟，随后由训导长顾谷宜老师讲述几日来的交涉经过，及前一日晚上往狱中探视于子三死难概况，由于子三生前好友二人简介于子三的生平。最后由校医李天助大夫向大家汇报，他在29日夜偕顾谷宜老师、两个学生代表，一起陪同竺可桢校长到省保安司令部监狱，并亲自检验过于子三的遗体。

李天助大夫着重讲了三点：一、竺校长探视了于子三尸体，目睹惨状，当场晕倒，打了强心针，才逐渐恢复神志；二、他义正词严地呵斥省保安副司令竺鸣涛和中统浙室主任俞嘉庸，为什么不依法在24个小时之内将于子三移送法院？为什么监狱内会有于子三自杀的玻璃片？！于子三之死，他们应负责任；三、当他们拿出一张预先写好的检验证，上书“于子三在监狱里以玻璃片自杀身死”，要竺校长签字时，竺校长正气浩然，断然拒绝。然后在另一张纸上写下“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委实已死，到场看过”，签上自己名字，拂袖离去。李大夫仔细检验了于子三尸体和伤口，“根据现场观察，于子三不怎么像是自杀的”。李大夫在会前曾接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威胁警告，压力很大，但他仍坚持求是精神，忠于职守，如实叙事，用“不怎么像”这几个字，曲折隐晦地表达他在当时困难处境下的尊重客观事实，可谓用心良苦。

下午三时许，我们一千多同学，不顾政府的种种禁令，胸佩白色素条，满怀悲愤，毅然上街游行示威，队伍的最前面是于子三烈士大幅遗像。队伍到达省高等法院门口，法院惊惶万分，同意我们的要求：派代表到监狱慰问其他三位被捕同学。队伍沿着杭州最繁华街道临近上仓桥省保安司令部时，突然临时宣布戒严。经过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据理力争，惊慑于学生的愤怒情绪，反动当局终于答应设置临时灵堂，让全体同学瞻仰于子三烈士遗容。

在于子三运动中，母校的师长，包括不少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拍案而起，坚定地支持学生运动。31日上午，全校70多名教授参加的“教授会”上，一致通过四项决议：一、发表抗议宣言；二、下月三日罢教一天；三、上书（蒋介石、行政院和立法院）控诉；四、招待记者，报告事实真相。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参加母校“教授会”的师长们，现在几皆不在人世，我们这些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也已届近杖期，垂垂老矣。然而师恩长在，教泽永垂，我们当年的师长，在学识和人品上都给我们留下了榜样，他们风范长存，将永远受到我们的深情缅怀。

于子三惨遭杀害后，浙大学生自治会先后发表了《告同胞书》、《再告全国同胞同学书》，并派出代表和申诉队到校外宣传申诉；浙大校长办公室向社会散发“于子三惨案经过”；竺可桢校长在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仗义执言；浙大“教授会”的《抗议宣言》；浙大“讲师助教会”的《抗议声明》；中国学联的《告全国同学同胞书》和《告海外同胞书》等等，使于子三惨案真相很快传遍国内外。一场“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暴行、反对屠杀青年”的反迫害、争自由运动迅猛掀起，由浙江大学发端的这场运动，发展成为有20多个大中城市、15万学生参加的浩浩荡荡的全国性斗争。

1948年3月14日，于子三烈士安葬在杭州凤凰山北麓万松岭南坡上。现在，于子三烈士墓已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原载《浙江大学报》2002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