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 两世交谊——记郑海啸同志
在我家乡平阳，对郑海啸同志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人们都昵称他“老海”同志。
解放前，他在连续失去三位亲人、悲痛欲绝之下，仍坚忍不拔、矢志不渝，毅然率领三个子女踏着亲人的血迹，勇往直前，继续投身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温州专署。1950年初，我在温州专署民政科工作，春节没有回去，就在单位里过年。年初一上午，在专署机关工作的全体同志，齐来专署楼下大厅集合，庆祝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新春佳节。会议简朴紧凑，只有一个人讲话，那就是当时的温州专员郑海啸同志，中等身材，稍显肥胖，约有半百年纪，温儒庄重，精神矍铄。他首先向大家拜年，庆贺我国传统的新春佳节，随后，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好形势，言简意赅，洋溢着坚强的意志和高度的自信。
过了几天，我回到平阳老家，我的父亲（已故百岁棋王谢侠逊）问我，有没有看到郑海啸同志，我答谓春节那天上午看到，还听了他的报告。回温州专署前夕，我父亲写了一封信，叫我当面奉交。
当时的温州专署二楼，有一个很宽敞的长方形办公室，当中腾出一块约十多平方米的地方，辟为阅览室。有一天，我看到郑海啸同志正在那里看报，于是走到他身边，将我父亲的信呈交给他。他凝神展阅之后，双目炯炯地注视着我，说“原来侠逊先生是您的尊翁”，随后，融和慈祥地问我有几个兄弟姐妹，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现在工作情况等等，我一一作答。最后，他问及我父亲的健康情况，并在分手时嘱我代他问好。这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和郑海啸同志晤谈，时间也很短暂，但他的和蔼可亲和殷殷关爱，给我留下了铭刻难忘的印象，现在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那么我父亲和郑海啸同志怎会相识？原来在平阳解放之后，为了家乡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俩曾有过真诚友好的合作。古谚云“倾蓋如旧，白头如新”，就是这一段短短的历史交往，铸造了他们之间的珍贵友谊。
当时，有两件事情直接牵连到我父亲：一、平阳县人民政府筹备会成立大会上，需要一位乡亲父老，作为各界人士的群众代表讲话；二、平阳县劝募公债委员会成立，需要一位主任委员。那么在平阳家乡，谁是最优人选？
我父亲是个“爱国象棋家”（周恩来语），为了发展象棋事业，他长期离乡别井，到处奔波。抗战军兴，还请缨救亡，出任巡回大使，在南洋和大后方各地，辗转跋涉，致力于抗日募捐工作，后基本寓居上海。加之，他敦厚正直，豁达淡泊，不随俗浮沉，能高洁自持，因此在家乡，他与一些豪门缙绅和地方封建势力，无甚瓜葛，同时又享有盛誉，遐迩知名，在群众中有较高声望。
郑海啸同志和我父亲素昧平生，他进平阳城之后，百废待举，工作繁重，但他在百忙中，能深入群众，做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听取各方意见，然后权衡斟酌，深思熟虑，作出选择，让我父亲作为上述二者的人选，可谓咨诹善道，慧眼识人，真是非常难能可贵。
我的记忆中，有一位王扬西同志，平阳北港人，系家乡的知名人士，平阳县人民政府成立后，任文教科长，他和我父亲是相识多年的故交。他经常来我家和我父亲会面，起穿引联系作用。郑海啸同志调温州专署工作后，有一次患病住院，王扬西同志曾陪同我父亲去医院看望。
1951年，我调来杭州，在杭州大学执教40多年。1983年，有一位我校政治系学生，叫吴成楼，时任平阳县人大文卫办主任。他父辈和郑海啸同志过从甚密，他伯父吴可邦是和郑海啸同志在一起从事革命的老战友。吴成楼从小就认识郑海啸同志。他来杭和我会面晤谈后，又去探望郑海啸同志，当他说起我父亲和我的名字时，郑海啸同志即刻说“我都认识”，并如数家珍似的谈起我父亲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和解放初期时和我晤面，最后还托吴成楼转告，希我能去和他再见面。我和郑海啸同志仅有1950年初的一面之缘，流光如逝，物换星移，在事隔30多年之后，他仍能清晰地回忆起来，充分表现他有不寻常的记忆力，使我深为感动。可惜的是，吴成楼当时行色匆匆，没有及时告诉我，我是在几年之后回平阳碰到他时，才知道这件事的。否则，我一定专程拜访，晋谒问好。还有，我父亲在1983年之后，曾数度来杭州小住，我一定会使两位倾蓋之交的老人在杭城重逢，把臂话旧，畅诉离衷。
我和郑海啸同志的长子郑子雄，因同系平阳籍在杭人士，同是浙大离休干部，所以经常晤面。子雄同志介绍我参加新四军研究会和宣讲团，可谓两世交谊，遗泽绵长。
人固有一死，我父亲和郑海啸同志，同在1987年与世长辞，音容虽邈，风范长存。他们殚精竭虑，披肝沥胆，长期报效祖国，奉献社会的光辉业绩，将陶模铸范，史册流芳，永远受到后人的缅怀和景仰。
（原载《郑海啸纪念文集》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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