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增作用,冯的作用,忠心可鉴

冯增荣是我的中学同学，同校而不同班。他高我一年，1938年春进温州中学初中部，我1939年春入学。他熟识我班里的许多同学，如夏文俊、陈宣崇、江钊、李广润等。只是在校期间，我俩擦肩而过，未有接谈。曜灵急节，岁月悠悠。这是近70年前的往事了。

上个世纪90年代，我俩邂逅晤面，互相凝神注视，似曾旧识，忆畴昔初中生涯，原来曾一道在温中念书。以后，时有往还，晤面渐多，幸承倾盖如旧，学友情深，为先父的“中国棋王碑林”书赠墨宝，给我著的《百岁棋王谢侠逊》一书题签，并惠赠多册佳作，不胜感激。

增荣品学兼优，少小时就慨然自许，报效祖国。未及弱冠之年，毅然辍学，投身革命。惜生不逢辰，命蹇时乖，竟遭横祸达23年，长幽囹圄；劫后余生。有感于他传奇式的人生经历，我不揣驽钝，伸纸把笔，勉缀芜言，自知挂漏失当之处必多，谨志同窗之情云耳。

一

冯增荣，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曾用名辛如、冯峰，笔名真虹。1925年12月19日（农历十一月初四）出生。父亲冯靖波，原是席厂职工，后因工厂破产关闭，长期遭受失业之苦，1952年溘然长逝。母亲陈梦凰，童工出身，11岁开始当上针织厂工人，生儿育女之后，因子女多，家累重，被迫离厂回家，照顾家庭。

增荣的家庭为城市贫民，家徒壁立，环堵萧然。因吃口多，收入微薄，过着非常清寒穷困的生活，有时甚至断炊挨饿。如果没有外婆家的雪中送炭，经常接济，那是很难糊口度日的。因生计维艰，母亲曾背着鞋面布下乡换番薯丝。和在街头摆番薯锅。增荣原有六个弟妹，因贫病交迫，最后只留下三个。

增荣的童年时代，对他影响较大、值得一提的有两个人。一位是他的三舅父陈玉溪，另一位是他小学启蒙老师林朝胥。

增荣是在外婆家长大的，常随侍三舅父身边。三舅父敏赡聪颖。精明干练。他药房学徒出身，由于勤学苦练，谙熟业务，表现出不凡身手。深受东瓯著名民族资本家吴百亨的赏识，被聘为五马街百亨大药房经理，后又兼理百好炼乳厂，身膺重任，驰骋一方。他好收藏，家中藏品，琳琅满目，尤其是古今书画。他大量的藏书、画轴碑拓。成了增荣最初丰美的文艺营养，给他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三舅父爱读书，好书法，一手颜体字，朴茂浑厚，峻拔雄健，对增荣一生的勤奋学习和酷爱书法，也有潜移默化作用。三舅父对增荣的最大影响是他立身处世的人品和情操，他正直、善良、诚恳、慷慨、淡泊豁达、不慕荣利、庄重淳厚、高洁自持。

林朝胥是增荣在明德小学读书时的级任老师，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一二八”事变，印书馆毁于日机轰炸，才回乡任教。他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的热血青年。又是一位笃学不倦、爱好购书的教师。在他的熏陶和感染下，增荣初步认识如何做人；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增荣在高小和初中期间，参加温州学生在“一二九”运动期间的请愿示威活动，参加各种抗日救亡宣传，阅读不少进步书刊，都同林老师的影响分不开。此外，在好学爱书，以及如何待人接物、立身处世等方面，林老师的教育和诱导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增荣的家庭，可谓革命家庭，弟弟增华、增富和妹妹秀华，解放前后都参军参干。母亲从1941年开始，便从事党的地下交通站工作。接待和掩护永嘉县委组织部长陈能孝，以及许多前来落脚的干部和交通员，任务很重，也很危险，但她机智沉着，热情接待，关爱备至。在送往迎来中，出于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她往往自己喝番薯汤，而把米饭留给前来下榻的同志。

1949年2月，永嘉城区党组织遭到破坏，一些同志被捕，敌人在增荣家中搜走一批待运上山的炸药和物品，增荣的母亲和两个弟弟当场被捕。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也是一次危急的生死决斗。但增荣的母亲处变不惊。坚强机警，被捕时，对两个儿子的唯一嘱咐是：都不要说，死也不说。敌人指着炸药拷问“这是什么？”，她神色自若，一口咬定是药品。敌人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对她动大刑，灌辣椒水，还把增荣的弟弟增华拉到她面前，施以酷刑，无所不用其极。但她大义凛然，忠贞不屈。用生命保护党，保护革命，谱写下自己一生中可歌可泣的光辉一页。经党营救出狱后，她心益明，志益坚，鼓励二子增华立即上山归队，不久，又送两个最小的子女参加革命。解放后，她嫉恶似仇，挺身而出，及时检举那些迫害过她的刽子手，把他们一一投进监狱。受到应有惩处。

增荣的母亲淳朴执著，刚毅坚定，为了革命事业，奋不顾身，一往无前，不计个人安危，但她从来不指望回报。解放初，增荣及其弟妹都是供给制，爱莫能助，她一度生活无着，箪瓢屡空，过着朝不保夕的艰苦生活，但她安贫乐道，甘之如饴。后被推举为居委会副主任，她尽心竭力，倾诚奉献，用自己的出色工作，赢得邻里的普遍敬重。

知子莫如母，她高度信赖增荣的抱负和人品，认为他是自己忠于革命、忠于党的好儿子。在增荣遭诬枉，过着囚徒生活时，她作出抉择，甘愿到劳改单位陪伴受苦，一待就是十年。母子相依为命，共相厮守。慈母拳拳之心，乌乌之情，感人至深。

1984年。在原浙南地委书记龙跃的关怀和刘锡荣同志直接过问下，温州市委市府为她落实政策，确认她的革命身份，按月给以生活补贴，对她有生之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1994年夏。她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驾鹤西去。告别会上，吊客纷临，草木同悲。增荣写了两副挽联，悬挂温州殡仪馆大厅，凄清委婉，悱恻感人。

二

增荣自幼敏而好学，1932年2月发蒙，入读明德小学，就崭露头角，成绩优异，年年都高居榜首，得到同学青睐，被推为学生自治会主席、纠察团长，深受老师赞许。1938年，考取温州中学初中部，开头是公费生。

增荣懂事早，识大义。小学阶段，仅舞勺之年，民族仇恨激发他的爱国义愤，就开始积极参加学生爱国活动。1935年冬的“一二九”运动，他参加温州中小学生的请愿游行，要求政府抗日。拆除东洋堂和没收大汉奸殷汝耕的财产。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满怀爱国热忱，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参加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举办的战地救护训练班、歌咏队、时事报告会、募捐、街头宣传，以及明德小学组织的街头演出话剧《同路人》，在温州戏台上最早唱响了“义勇军进行曲”。入读温中后，新的主客观条件促使他更加敌忾同仇，激情无限，积极投身学生爱国运动。1938年上半年。他参加永嘉抗日学生联合会。春假期间，牵头联络同班同学十余人，组织抗日宣传队，深入农村，到茶山一带进行抗日宣传。贴标语、出壁报、演出、家访，充分表现出一个爱国学生和祖国同命运，共呼吸，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赤子之忱。

1938和1939两年。增荣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高歌奋进，迈出了关键性的新跨越，开创了具有转折意义的新页码。由于他在各项学生爱国活动中，不计个人得失，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根据表现，他第一年被吸收参加党领导的秘密的“九月读书会”（后扩大并改名为“五月读书会”），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探求救国之道。不久，又被吸收参加党直接掌握的秘密革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二年，两次参加“民先工作队”（对外称“学联工作队”）下厂下乡，到毓蒙铁工厂和永强农村，通过出壁报、谈心、家访、交朋友等方式，发动群众，散布抗日种子。他还出任学联宣传股长，参加温中剧团（曾演出大型话剧《凤凰城》和《塞上风云》）和绘画团活动。8月，由王森介绍，光荣参加中国共产党。因为是由“民先”转过来，不需要候补期，即为正式党员。时增荣尚不满14足岁。此后，他认真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分配，在母校和永嘉城区从事地下工作。

1939年8月到1941年4月。担任了温中党支部小组长、干事、书记和中心支部书记（下分高中、初中两个支部）。其后，毕业离校，改名埋姓，栉风沐雨，忠心耿耿，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1941年5月到1942年8月。他任永嘉城区区委宣传委员、区委书记。为了便于工作，在龙桥小学和桥下乡中心小学执教，以小学教师身份掩护自己。龙桥小学在江北岸龙桥（现属永嘉瓯北镇），与温州市区隔江相望，来去方便，易于隐蔽。由于东瓯教界耆宿胡定侯先生的安排，校务和人员聘请，都归冯增荣和郑汉杰等全权处理，因此，教师都是共产党员，校工也是自己人。校长黄国定是民主人士，他经营商务，对学校的事很放手，从不直接过问。1941年7月至1942年7月，中共永嘉城区区委机关就设在这里。不少同志前来汇报工作、开会或落脚。永嘉县委组织部长陈能孝一度前来任教，他和增荣每个星期六傍晚乘舢板渡江进城。工作一天两夜，周一凌晨一同返回，江宽风急，波恶涡诡，扁舟一叶，险象环生，但早晚云蒸霞蔚，采彻长空，也颇超逸有致。能孝和增荣在龙桥小学是同事关系。但在党内是上下级关系，增荣是永嘉城区党的负责人，而能孝则代表浙南特委和永嘉县委直接领导城区工作，二人的关系至为密切。

增荣在龙桥小学办学和执教，仅是掩护性质的业余工作，但也认真负责，严肃对待，付出很多心血。他关爱学生的健康成长，身教言传，悉心培育，辛勤耕耘，春风化雨，使龙桥小学教学质量蒸蒸日上。得到上级教育部门的表彰，他个人也因而得到嘉奖。

1942年春，局势紧张，为策安全，增荣易地隐蔽，忍痛离开龙桥小学。3月份，转移到桥下乡中心小学任教导主任。同年7月。日寇第二次侵占温州，增荣按党的指示转入永嘉上下河乡一带。参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不久，日寇撤退，增荣重行进城。但组织上权衡斟酌，认为增荣处境危险，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他务必离开温州隐蔽。1942年8月底，适逢“浙江缉私处”扩招人员，该处驻丽水沙溪，经党同意和安排，增荣设法打入了该处，在丽水、淳安、建德、于潜等地工作，任服务员、雇员、股员等职，与温州党组织则始终保持联络，信件寄林文达等同志转。同年冬，该处公开招考书记（文书），增荣及时向陈能孝汇报。请求增派一些党员干部继续打入，陈同意他的建议，并寄来郑铸、林文达和杨涵三同志的履历表和小楷毛笔字，此事后因故未果。

1945年5月。“浙江缉私处”撤销。增荣重返浙南。时陈能孝已为革命捐躯，不在人世。增荣在《题陈能孝烈士遗照》诗中有“海域风摇涛起舞，鹿城雨覆血横流”句，沉痛悼念这位死难老友。他是和来自四明山的林文达一道上山，回到党的怀抱的。林将他的受党指派，打人“浙江缉私处”，并始终和党保持联系，接受和执行党的指示等有关情况，向浙南特委作了详尽汇报。得到浙南党的信任。1945年7月开始，先后出任永嘉县委宣传干事、永嘉泽临区委书记、永嘉县委宣教科长兼城区区委书记、永嘉江北中心区委书记等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一起“打入”经历，以后竟罪至罔加，成为他引憾终身的祸根。

1949年新春伊始，南京国民党政府在一败涂地之后，内外交困，摇摇欲坠，蒋介石被迫下野，退居幕后，并耍“假和谈、真内战”伎俩，中国人民的解放大业，凯歌行进，形势喜人。浙南特委和永嘉县委鉴于青田钳控浙南命脉瓯江达200里，是温州的西面门户。迎接南下解放大军的前哨，于是决定加强青田的各项工作。解放前后，即1949年4月到1951年9月，增荣先后任青田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兼任县府秘书长、团工委书记、县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浙江省首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职多任重，工作繁忙，累得吐血，仍抱病工作。

1951年10月到1954年9月。他转到文教部门工作，在温州市文教局任党组书记、副局长、局长、文卫党委副书记。其间，1952年4月，由于要在温州市中（后称温二中）搞中学教师思想改造和教学改革试点，被调去当了一年校长兼书记。他坦诚热忱。尊师爱生，工作深入，善于团结群众。他的平易近人和民主求真精神，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53年1月，因为工作需要，调回市文教局，教师们找市领导反映，希望他能继续留任。增荣作为一个学校的领导，众多教师的这种自发要求，是对他工作最好的肯定和奖赏！

三

1954年10月，他调到省教育厅，任中教处第一副处长，一度主持该处工作，肩负发展和提高全省中等教育的重任。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经常到一些中学搞调查研究，有时还深入教学第一线，到教室随班听课。正当他勤勤恳恳，游刃有余，倾情在教育战线作出贡献时，骤然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一场使人猝不及防的变故，突然降临。

众所周知，在我国历史上，1957年夏天是一个不平常的季节。

增荣耿直坦荡，观察问题，处理事情，有自己的主见，不看风使舵，随声附和。在向党交心的思想汇报中，敞开心扉，直抒己见，对“审干”、“肃反”和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等问题，掏出一些无可非议的肺腑之言。出于意料之外，竟被酶蘗其短，视为蓄意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向党猖狂进攻。揪斗批判长达八个月，常被罚拉大板车过市。后又以他40年代的受党指派，打人“浙江缉私处”一事。误认为他早已叛变革命。于1958年8月15日，作为反革命犯，被投入冤狱。11月26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顾浙南特委1945年和1946年、温州市委1953年和1954年，先后共四次根据当时的直接有力见证所作出的，确认是受党派遣的正式结论，也不找当时尚健在的、了解内情的同志调查核对，主观武断，贸然以“反革命罪”论处，判刑五年。五年刑期满后，仍以“留场就业”为名，使增荣含冤在牢狱和劳改场所（工厂、农场）苦度了22年零2个月的漫长劳改生活。增荣真是在劫难逃！

增荣被错判之后，很快株连家庭。大弟增华，时正值单位领导反右，突然横祸飞来。莫名其妙地沦为右派；二弟增富因人言可畏，不堪严重的精神压力，无奈离开原单位，远去青海支边；妹妹秀华以后也退了职；增荣妻子在坚持盼望四年之后。终于身不由己，违心地作出痛苦抉择：离婚，而增荣那时还在痴想自己刑期即满，出来后尚能有一个可以接纳他的家。

这是增荣在婚姻问题上所受到的第二次挫伤了。他的第一次不幸，发生在解放之前。其时，暌违六年之久的未婚妻曾芙秋刚刚回到浙南，只匆匆见了一面，便被误作日本特务审查和错杀（现已平反），而且几乎危及增荣本人的生命。世事茫茫，人生难卜，一个人的处境，实难预料。

增荣从1938年8月加入“民先”，正式参加革命开始，历时二十年，克勤克俭，舍己为公，正当而立之年，原可在自己的岗位上，驾轻就熟，进一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为新中国作出更大贡献，孰料事与愿违，长期以来，蒙垢苟活，含冤莫伸，怎能不使人不为之唏嘘叹息！

不过，正如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新中国建立之后，特别是50年代后期，“‘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后来，终于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大浩劫“文化大革命”。为此.如果我们将增荣的遭遇，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观察，那就见怪不怪了。对蒙受冤屈的个人来说，是个不幸的悲剧，但它是发生在一定的气候氛围之下，具有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印记，所以似可视为是时代的悲剧。

增荣被错判之后，先后在一些劳改单位。如杭州拱宸桥绸布厂、绍兴联合工厂、金华十里坪农场劳动。五年的刑期满了以后，仍作为专政对象继续改造，从有期改造变成无期改造，长期在圜墙之中，与世隔绝，默默劳动。在三年困难时期，食不果腹，全身浮肿，几次在死亡边缘挣扎，生命系于一发。幸亏有他母亲的及时救助，才能在垂危之下活了下来。所幸的是，增荣所经劳改单位，均有一些公安干部。对他同情爱护，其中有的还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他的终生好友，这也是不幸中之大幸。

人生在世。风雨沧桑数十年，难免经霜罹雪。古往今来，人们在遭受挫折处于逆境时.有各种不同的态度。纵观增荣一生，我认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不管什么时候，即便是蒙冤屈、处逆境之中，也不妄自菲薄，悲观沮丧，而仍然笃学不倦，自强不息。当然，无可否认。增荣母亲对他至为感人的理解、信任和亲情关爱，是他曲折人生之中，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要是没有这份可贵的母爱，以他的平生傲气、政治上的天真和所处的绝境，还真不知会发生什么样的不幸。

可以断言。80年代之后，他在诗文书法等方面，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引人瞩目，这同他在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活中，始终孜孜以求，奋发努力，并没有虚度年华，有密切的因果关系。他以后回忆起这二十多年的牢笼生活，深有感慨地说：“人总要有点精神，越是在逆境中，越要把握自己的命运，才能成就一番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讲，摧残我的是监狱，成就我的也是监狱。”他甚至告诉别人，说自己是“从牢笼里飞出来的书法家”。

增荣在被捕之后的二十多年中，一直坚持申诉，不下一百多次。我看过他的最后一份申诉书。洋洋五千多字，论据凿凿可信，论证铿锵有声。条陈缕析，指出法院的原判决书，违背历史事实，主观臆测，破绽百出。他恳请有关领导矜愍关注，帮助平反昭雪，言切意挚，椎心泣血，惨怆愤痛之情，呼之欲出，使人临文嗟悼，不忍卒读。

四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华夏神州，春风拂面，万象更苏。增荣二十余载沉冤，也终于拨开迷雾，得到昭雪。但平反过程十分艰难，其间，得到了许多老战友戮力援手，秉公作证，甚至联名上书，尤其是杨涵、何平、孙明津、何生、曾笑秋等同志的有力见证，此外还得到了龙跃、邱清华等老领导的关怀。省公安厅长李朝龙和办公室主任董光以及时任省委办公厅主任陈法文等同志的重视和催办。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省教育厅和省公安厅联合组成了专案组，进行复查，之后，1980年9月19日，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增荣无罪，由省教育厅落实政策，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并要增荣出任一专科学校校长，但他婉谢不就，而要求作一文艺新兵。这是因为他小时酷爱文艺。想在桑榆晚年一圆少年梦。1981年初，他如愿来到省文联，开头负责筹备恢复东海文艺出版社，后来，参与创办《江南》杂志，一度负责编辑部工作。虽然一偿夙愿，得其所，尽其才，但年不饶人，悠悠黄金岁月，早已流逝殆尽，“廉颇老矣”！

由于长期来的备遭折磨，严重影响身心健康，《江南》编辑部的三年工作，又过于劳累，导致许多旧病复发，1983年12月，他无奈提前离休。

可是他在倦鸟归林之后，并没有从此平居里巷，颐养天年。在望江山疗养院疗养了八个月。健康情况有所好转之后，就过着离而不休的生活，振奋余生，继续发挥余热，帮助《江南》杂志工作，参加省老干部书法协会的组建。后任该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顾问，主编《苍松书讯》，任省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省新四军研究会理事、浙南分会副会长，主编《浙南火炬》。同时，伏案著述，笔耕不辍，在《人民日报》、《温州日报》、《桂林日报》、《江南》、《清明》等多家报刊上发表诗作，出版诗集《感情的风》、《风雨情缘》、《真虹诗选》，散文集《生之痕》等，另有《真虹小诗》和《生之痕二集》已结集待印，不日可以问世。

增荣兴趣广泛，多才多艺，长期以来，曾涉足于诗、文、联、书法、绘画、金石等很多方面。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他好翰墨。能文善诗，也爱联对。其文也，诗人之文，笔触细腻，精审独到；其诗也，文人之诗，清思悠远，寓意深邃。他的楹联，也能大处落墨，言简意赅。至于他的书法作品，别有风韵，1987年，首次参与浙江博物馆举办的十家书画展，其后，在国内外频繁参展，受人推崇。有一次，在温州展出，桑梓乡亲，故交旧友，闻讯之下，不约而同地前来参观，他们在增荣的作品前，驻足凝视，表示了很大的惊喜。

他的书法。曾获全国首届规范汉字楷书大赛一等奖，新加坡“醒狮杯”行草特等奖，隶书被中国国际文学艺术作品博览会评为特级品，先后入选数十种书画集，传略载入多种辞书。

增荣的攻习书法，源远流长，经过了艰辛曲折的道路。小时在外婆家，三舅父的爱好书法，和收藏的大量画轴、字帖和碑拓，是对他最早的耳濡目染的影响。就读明德小学，老师中有书法家，开设书法课，经常举办书法展览，他在学校的书法比赛中，几皆名列前茅，更加培育了他对书法的兴趣，使他和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以后，只要条件允许，他都会忙里偷闲，泼墨挥毫，乐此不疲。在劳改农场，劳动之余，他专心致志坚持练字几近十年。场里指定他负责黑板报，他认真抄写，一丝不苟，把它作为练习书法的好机会。离休之后，在望江山疗养院的八个月，他抱着王羲之《圣教序》，简直寝食其中，进行了高效的强化训练，工夫不负有心人。

他的书法是从唐楷入手，上溯二王，兼及篆隶，行草是早年偶得周慧珺帖本引起兴趣。后临历代大家名帖，最终以兰亭、圣教为底蕴，力求秀雅凝练。隶书自曹全碑始，继而取其他汉碑和邓石如、伊秉绶诸家之长，求得变化。

五

增荣学历不高，初中毕业之后，由于革命工作需要和家庭经济关系，不能继续升学深造。他在文艺方面的成就，主要依靠自学。古谚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他依靠的，就是勤奋和刻苦。当年，我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际的爱国热潮，把他卷入了以文艺为武器的抗日宣传队伍，撰写抗日诗文，高唱抗日歌曲，编演抗日话剧，绘制抗日漫画。但这仅仅是个有意义的开始。古今中外，即便是获得成功的英才，在学习上也莫不付出辛勤艰苦的劳动。

增荣勤勉好学，爱读书。小学阶段，就从三舅父的藏书中找出《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榜》、《西游记》等古籍名著以及鲁迅、丁玲等作品来啃读。在小学老师的推荐和帮助下，阅读了张天翼的童话《秃秃大王》，夏丏尊翻译的《爱的教育》，冰心的《寄小读者》，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以及高尔基的《童年》、《母亲》等作品，还订阅了《生活》、《永生》、《新生》和《抵抗》三日刊、《救亡日报》等政治性报刊。之后，更是如饥似渴，嗜书成癖。他既爱读书，也爱买书，而且从小就养成买书的习惯，小时，他将外公给他的零用钱，都节省下来，用于买书。书，影响并决定了他的一生，而一部斯诺的《西行漫记》，更激发了他和指引着他走向革命。他赠何生的诗即有“共读‘西行’廓迷烟”的追述。对图书馆，他情有独钟。上中学后。他是温州籀园图书馆的常客。在省教育厅工作时，住华藏寺巷7号，几乎每晚必去邻近的浙江图书馆，翻阅报刊，或者借书还书。当时他持有特种借书证，什么书都可借，一到新书，立即通知，可以先睹为快。在十里坪劳改农场，他得到领导的同意和支持，将自己家中劫余图书转移过来，加上各种途径的筹书筹资，办了一个图书室，自己当木工，制作书架书柜，担任业余采购和管理，为劳改队增添了文化气氛。

增荣的自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同自己的岗位工作紧密结合，学以致用，干什么，学什么。在省教育厅工作时，他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等课程。为了介绍和借鉴苏联教育经验，他自学俄语，并翻译了苏联中等教育的材料达五万多字，陆续在《中学工作通讯》发表。在劳改工厂，干过车工、翻砂工，于是自学金属学、铸造学、金属切削学、车工学、制图学等；在劳改农场，则自学土壤、种菜、治虫、养牛、中草药和针灸等方面的书，学习农业化学和从初中到大学的一些化学课本。他说自己因重实用，未作专攻，系统性差，涉猎不深，且不能圆自己的大学梦，常引以为憾。

1965年，增荣在劳改工厂，患肝炎，休养近半年，他利用这个机会进行文学创作，写了一部中篇，投《人民文学》被留用，但因“文革”开始，停刊，文稿被退回时，编辑部附言，嘱适当时再寄。“文革”中，该稿件被抄失落。

一个人的成功，是受诸多因素制约的，而机遇的作用也决非微不足道。根据增荣的禀赋和勤奋，应该早有所成，声名籍甚，惜命途多舛，时运不济，空怀赤子之心。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和增荣在一次温中部分老同学的聚会上碰到，他送我一本《感情的风》。以后，在望江山疗养院和新四军研究会，时有晤面，交谊渐笃，又承惠赠《生之痕》一书。我展卷捧阅，对他的俊逸之才，不胜钦羡，对他的传奇式生平，感慨良深。

增荣很早献身革命，是抗日战争初期的地下党员，长期来，为党的事业奔波。我对他的工作办事、立身处世、待人接物和道德文章，深怀敬意。

增荣爱岗敬业，尽心尽职，工作踏实，不辞劳瘁。他襟怀坦荡，作风正派，务实求真，敢于开诚布公，陈述己见。他不骛心于权位，不沉湎于名利，主要爱好和主要家当，要算书卷。他公私分明，洁身自爱，1950年夏，出席省首届人代会回温，因高烧昏迷住院，县委闻讯派人送来30元，在再度昏迷时被窃，病愈后，坚持从极其有限的零用费中逐月扣还，十个多月下来，穷得只能向伙房讨盐刷牙。

增荣谦恭温厚，平易近人，他生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很合群，乐助人，容易共事。他心态很好，和蔼可亲。有向他要字画的，他有求必应，不指望报偿。凡和他有过交往的莫不赞许他的为人。

近读科学院院士谷超豪校友《奋斗的历程》一书，书中，谷超豪对增荣有一段评论，他说：“冯增荣，初中同学，很早参加革命，是1940年我的入党介绍人。他革命意志很坚强，又聪慧过人，可以说既是仁者，又是智者。”

前不久。我给时在北京的增荣奉寄一信，下面是他2007年3月14日复信：

三月八日信敬收。

你愿意写我，且在大病之后，一写就是一万二千字，真难为你了，感激之余，更多的是不安。

其实。我是一个失败者，无论从那一方面来说，都是如此。

所能自慰的，只是爱好自由民主的平常心。颠扑不破，而且永远存有悲悯情怀。守着一个道德底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乎成了我的性格的一个重要的组成。

在待人接物上，也许有我的优点，否则，在我工作过的地方，怎么会有较多喜欢我的人？只是.那都是体现于琐事细节之中，我自己记不起说不清，别人自然更难记述，顶多也不过存有一点朦胧的印象而已。而在杭州。实在知道我的并不多。有一件小事，倒可以与你说说：几年前，我去黄垟，参加革命纪念馆落成。一位老奶奶早就守候在那里，要找我，后又多次来看我，不愿离去。她说1948年冬，国民党烧了她的屋，我看望她，当场把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给了她。她永远记住此事。而我实在已忘了。

也许我还能想起一些稍大一点的事，我再想想吧，到杭后再聊吧。

因为我是一个失败者，不必给我堆砌什么色彩，能从我的身上看到一些社会的影子就不错了。或者该如何好好做人，更是奢望。

劳你大笔，而我又无多价值，惭甚，感甚！

针对我的请求，增荣在复信中说“再想想”。我相信他一定能够给我提供更多的具体事例。但接到他的信后，我改变了主意，不打算再作补充了。因为这位老奶奶的例子，是多么的生动深刻，真诚感人，并使我更了解增荣。古谚“窥一斑可知全豹”，增荣的胸中瑾瑜，眼底云烟，庶几清晰可见。

增荣说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我疑惑不解。难道这是真的！从其实践革命的初衷屡屡受挫来说，他似为一个失败者，但我不禁想起前人的名言，“史公作项羽本纪，不为成败论英雄”，何况失败却成全了他，使他更平易。更平民化，也更深沉，更能关切人间的疾苦。他刚一平反回杭，即为许多人的冤屈呼号奔走，不达目的，不肯罢休，可以说，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完成了一部《洗冤录》。

韶光易逝，年华不再，增荣现今已逾杖朝。但仍然思维敏捷，耳聪目明，步履矫健，恐怕与他始终保持旷达、愉快、平静的心理状态有关吧。

最后。我用“苍龙日暮犹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作为他晚年蔗境生活的真实写照。愿增荣学友晚年安康！

（原载《浙南火炬》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