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两代人》序言

《命运两代人》序言

在桑梓平阳县昆阳镇的乡亲父老中，我认识一家四代人的，共有三户。一为原住西门荫泽巷的马允元兄，另为其祖辈在南门开设老字号“李春和”雨伞店的李敬三，还有一位就是孔庆杭。

1893年，我父亲谢侠逊六岁时，祖父携挈家室，从腾蛟凤巢硐桥头移居平阳南门，并经营一爿小小的旱烟店。我父亲长大成人之后，也许是毗邻居住及情意相投的缘故，和庆杭的祖父孔昭清先生往来频繁，成为莫逆挚友。1916年，我父亲进上海《时事新报》社工作后，昭清先生高瞻远瞩，欣然同意在其住宅代理发行《时事新报》，以后还挂出了（孔大盛派报处）的招牌，经销沪、杭、瓯等地二十余种报刊。开平阳发行报刊之先河，给乡亲们启迪文明，增长见识，丰富文化生活，为家乡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七十多年前我童年时，就认识庆杭的祖父。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我举家南归平阳，我进坡南县小读书，来回都经过“孔大盛派报处”，经常看到昭清先生站在门口，须髯飘拂，神采奕奕。我喊“孔老伯”，他含颐微笑，有时还慈祥可亲地抚摸我的头额。

我也认识庆杭的父亲藜青兄，平时碰到都喊“宪燧哥”。1946年夏，我从浙江大学回家过暑假，有一天在北门乐群小学伍云初先生处和他邂逅相遇，他详细询问了我在浙大的学习情况，殷殷关切，慰勉有加。我们坦怀倾谈，极一时言笑之欢，他永远铭记在我的脑海里。藜青兄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清润融和，庄重温厚，气宇轩昂，谈吐儒雅。孰谓天不假年，仁者不寿，这一次分手，竟成永诀。藜青兄未及不惑之年，就英年早逝，使人不胜痛惜。

我较早认识庆杭，但少有交往。解放后，我在杭州工作，他南我北，天各一方。前30年，只回乡一次，来去匆匆，未寻访故旧。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我长期兼任温州师院教席，就多次回平阳和庆杭会面。由于世交关系，感到格外亲热。

我也认识庆杭的子女，他长女光辉，笃学不倦，富有进取心。曾是杭州前浙医大的研究生，我们经常晤面；他次女长虹赴美深造前夕，我为她写了入学推荐信。

从上可见，我和庆杭的友谊，是源远流长，遗泽绵绵。这种几代人共同铸造的隆情高谊，使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庆杭的嘱托，不揣驽钝，勉为其难，为他的《命运两代人》一书撰写序言。

接到书稿后，我循读再三，潜心体察，不禁思绪萦回，遐想联翩，为庆杭父子两代人的命运而感慨万千，黯然神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庆杭的父亲藜青兄，禀赋聪颖，勤勉好学，锐意进取，自强不息，国学基础扎实，谙悉文史，精通翰墨。他才思隽永，善于因物兴感，借事抒情。生平笔耕甚力，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在《东南日报》、《浙瓯日报》、《平阳日报》的“笔垒”、“红尘”、“展望”和“文笔峰”等副刊上，发表过不少小说、杂文、新诗和评论文章，清思悠远，风宇条畅，不乏针砭之言，颇具高见卓识。惜岁月沧桑，迭经变迁，大多已经散佚。现在列作本书第一篇的，已寥寥无几，但沧海遗珠，弥足珍贵，窥一斑可知全豹。字里行间，充分显示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在祖国危急存亡之际，对黑暗旧社会的不满，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追求进步，向往革命，把自己奉献给抗日救亡，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忱。藜青兄的胸中瑾瑜，跃然纸上，拳拳丹心，日月同昭，促人奋进，感人至深。

藜青兄性行高洁，豁达淡泊，是有崇高的信念，远大的理想。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并随军进驻杭州。30年代，在叶廷鹏、吴毓，陈阜等同志的领导下参加革命活动，给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如将“孔大盛派报处”作为党在平阳县城的联络点；营救叶廷鹏出狱；发现伪装进步的特务方敏等等。1947年，他在平阳县昆阳镇镇长任内，不计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为民请命，首先揭发平阳官绅勾结的“面粉案”，后来终受报复，惨遭杀害。他在就义前夕，曾引吭高歌，赋七律《绝笔》，韵律谨严，慷慨悲壮，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情操，寓古言今，用以明志。烈士的音容虽邈，风范长存，他将永远受到人们的缅怀。

本书第二三篇，皆庆杭手笔。庆杭从小爱好文学，孜孜以求，以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有家学传承，所以酷肖其父，文才俊逸，能诗善文，精湛联对，都有较高的素养和造诣。

庆杭勤于写作，1946年，方平阳高中学生时代，就发表了自己的习作。半个世纪以来，笔耕不辍，先后在《阵中日报》、《地方新闻》、《中国时报》、《浙瓯日报》、《工商日报》、《南雁》、《财务和会计》、《园柳》、《平阳报》、《浙江民政》、《平阳文史》、《温州日报》、《温州侨乡报》、《华东税务》、《东瓯诗讯》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诗、文和楹联，内容丰赡、笔触细腻，文从字顿，情理交融。他的作品不但给家乡留下一份有价值的信史，而且可资后人特别是故园的青少年一代学习、借鉴。

第三篇“命运两代人”实为庆杭及其父亲两人的生平传略，大处落墨，重点突出，叙事如实，真切感人。我是阅读了这一篇之后，才对庆杭的一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庆杭家境清寒，1947年冬失怙之后，被迫辍学（时读平阳高二上），走向生活，谋生糊口，先后在天台、新昌、临海、海门等地辗转奔波。1949年3月投身革命。1949年5月解放平阳县城之后，曾任接管委员会行政组长，支前委员会委员兼民力股长，县税捐稽征所所长，县税务局监察股长等职。从思想、业务和文化水平来说，在老同志中算得上红专兼备，是平阳县税务部门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原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昂首阔步，开拓奋进，创造更多更好业绩，为新中国作出贡献。令人惋惜的是，事和愿违，他虽然专长税收业务，满怀报国豪情，但他的一生，却呈现出另一幅令人震惊的画面。

庆杭生不逢辰，时运不济，长期来，从革命的动力、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沦为受批挨整的老对象，在人生的旅途中，迭遭挫折，历尽坎坷。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才能得其所，尽其才，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被评为省、市先进。但黄金年华已经流逝，夕阳西沉，“廉颇老矣”。

无可讳言。在新中国诞生以后的前三十年，神州大地，类似庆杭的遭遇，既不是偶然现象，更不是绝无仅有。这从冤、假、错案的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众所周知，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有过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特别是第三次，曾使我国革命遭受极大损失，导致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红军从30万人减到3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30万人减到4万人左右（见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解放后，相当一段时期中，有人仍然认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特别是50年代后期，正如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后来终于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大浩劫“文化大革命”。为此，如果我们将庆杭的遭遇，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观察，那就见怪不怪，不足为奇了，它对蒙受委屈的个人来说，是个不幸的悲剧，但是，由于它具有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印记，所以似可视为也是时代的悲剧。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如果我们以史为镜，鉴古言今，用正常和正确的视角去看庆杭的一生，我想现在再也不大可能见仁见智，而会较快地达成共识。

（本文系2003年10月，给孔庆杭同志大作《命运两代人》撰写的一篇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