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乡 功垂桑梓——缅怀东瓯先哲黄溯初先生
一个爱国爱乡、对国家和桑梓有过贡献的人，会永远受到后人的缅怀和敬仰。黄溯初先生就是平阳一位永垂不朽的先哲。为纪念他逝世115周年，庆祝“溯初亭”的落成，和庆祝他办的温州师范（现温师院）建校65周年，温州师范学院和平阳县人民政府，下个月7日将在平阳郑楼原温州师范校址，举行盛大的纪念和庆祝活动。
溯初先生生于1883年，祖籍平阳郑楼，少怀壮志，思想进步。1904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归国后往湖北法政学堂任教习。他对清朝的丧权辱国和腐败无能，痛心疾首，而对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热心拥护，积极支持。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他日夜兼程，回杭州，协助新八十二标光复杭州。民国成立，任浙江省首席代表去汉口，参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当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袁世凯窃国称帝后，他积极参与护国运动，辗转跋涉，奔赴滇黔等省，组织反袁斗争，为推翻帝制作出贡献。
1914—1930年，他在上海主持《时事新报》，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其间还创立通易信托公司。抗战初期，他呕心沥血，历尽艰险，促成震惊中外的“高陶事件”（策反高宗武和陶希圣），为团结抗日作出卓越奉献。
他热爱家乡，关怀桑梓，二三十年代，曾出巨资兴建“敬乡楼”，刊印“敬乡楼丛书”，创办温州师范和温州瓯海医院（现温州医学院附属一院）。
他和谢侠逊曾在上海《时事新报》共事十四年，由于志同道合，情意相投，逐成莫逆。后谢的二女谢秉海嫁给黄的儿子黄联彬，挚友加亲家，进一步增进了他们之间兄弟般的友好情谊。
1934年仲夏，我十一岁读初小时，有幸见过溯初先生一面。有一天，家中来了三位客人，我父母热情接待，礼遇有加。其中一位五十岁上下，中等身材，戴黑框眼镜，气宇轩昂，温润儒雅，我父亲要我喊“黄老伯”，另一位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即我以后的二姐夫，还有一位是他们带来的相士。他们在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早餐后，都坐在厅堂里，等候我二姐出来上学，时我二姐在蔡墨笑女士（即我县马允元和马允伦两兄弟的母亲）的“扶秀女塾”读书。流光如逝，64年弹指一挥间，我现在迈向杖朝之年，垂垂老矣，但回忆这一段往事，犹历历在目，恍如昨日。我二姐夫英年早逝，五十年代中期在台湾作古，我二姐尚健在，八十三岁，住台北，二子四女，分别在美、日及中国的澳、台、沪。住在上海的外甥女黄定娥，她母亲去台湾时，她出生仅一个月，留在我家抚养长大，她是溯初先生在大陆的唯一直系亲属。
1939—1941年，溯初先生定居九龙。太平洋战事发生，香港沦陷后，他风餐露宿，颠沛流离，于第二年春抵达重庆，寓居我父亲家。二人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互相关心，情同手足。二人都博闻强记，精通翰墨，经常谈古论今，吟诗填词，极尽一时言笔之欢。二人有同样的情操，皆淡泊豁达，不慕荣利，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对官场的吹拍奉承，尔诈我虞，不屑一顾。抗战期间，物资匮乏，生计艰难，但他们互相策励，一定要洁身自持，宁静致远，决不厕身宦海，染指官场，而宁愿过超脱清贫的布衣生活。
溯初先生目光犀利，精明干练，他在剖析政治、时局和国际关系等方面，高瞻远瞩，不乏真知灼见，令人信服。
溯初先生因“外忧国际，内忧战局，频年失眠之症，伤及心主，心脏不支”，于1945年4月26日，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不幸溘然长逝。我父亲遽失挚友，悲痛欲绝，老泪纵横，哭之甚哀。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拨来专款，举行公祭，吊客纷临，挽联盈厅，重庆各界知名人士，都前来悼念，周恩来、沈钧儒、郭沫若等连挽“永嘉先哲”，我父亲始终停立一侧，躬亲陪祭。
1947年秋，我父亲离渝去沪，遵照溯初先生生前遗愿，亲自护送灵柩到上海，安葬在虹桥公墓。
（原载《平阳报》1998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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