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难忘的报告

一次难忘的报告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我有幸听过当时高等教育部杨秀峰部长的一次报告。虽然时过境迁，转眼45年，但他报告中有一段话，仍然铭刻我的脑际，永难忘怀。

1956年仲秋的一天下午，校里通知我第二天上午到城里听报告。那时，我在浙江师范学院（杭大前身）工作，学校位于六和塔旁边之江边的山上。翌晨，天高气爽，风和日丽，我按时到山下坐上校车，直达城里的人民大会堂。

八时半，一位中等身材，穿一套黑色中山装，戴黑框眼镜，面容清瘦，约60岁左右的领导同志，给我们做报告，经介绍才知道是高教部杨秀峰部长。“杨秀峰”三字，对我并不陌生，我早就知道他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曾在法国、苏联留学和在美国考察，是我们党内一位学贯中西、谙悉教育的大知识分子。

杨部长的报告约两个小时，主题是我国的高等教育。有一段话我记忆犹新，大致意思是说1952年的院系调整，把综合性的浙江大学拆散了，变成单纯的工科大学，这对全国来说，是有作用的，但对浙大，对浙江来说，是很大的损失。杨秀峰为此向浙江的父老、同志们表示歉意。他还说对于一所学校，校风至关重要。而好校风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浙大有良好的求是校风，是国内不多的知名学府，如果当时不将她拆散，而是完整地保留下来，充分发掘她作为一架重型工作母机的作用，也许意义更大。

杨秀峰同志毕竟是一位见多识广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襟怀旷朗，精审练达。他涉及老浙大时，开诚布公，袒腹相见，情真语挚，淳恳感人。作为浙大的校友，我听了以后，不禁思潮翻滚，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52年高校的院系调整，从全国一盘棋来看，无疑很有必要。不过，对于个别蜚声中外的名牌大学，如清华、浙大，历史悠久，基础厚实，专业设置较齐全，互补性强，有良好的校风，内部的凝聚力很强，权衡得失，是否一定要动大手术，确实值得商榷。杨秀峰部长报告中对浙大的分析，目光高远，语重心长，确系真知灼见，使人折服。

我是母校法学院首届学生，抗战胜利后来杭州报到入学。当时，西迁达八年之久的遵义总校，积极准备东归，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竺可桢校长，审时度势，紧紧抓住迁回杭州的有利时机，给已名重一时的母校以开拓性的新发展，当年成立法学院，第二年成立医学院。所以我在学时，浙大有文、理、工、农、法、医、师范七个学院，2000多学生，是当时国内一所专业较齐全、规模很大的综合性大学。德高望重的竺校长，苦心孤诣，继往开来，他长期积极提倡和精心培植起来的求是校风，使浙大不但成为当时国内四所名大学之一，而且有“东方剑桥”的美誉。每当我回忆起母校当年的辉煌，往往情不自禁，豪情满怀。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浙大被肢解后，凡是母校的校友，都深为惋惜。最使人触景生情的，莫过于除工学院外，其他六个学院的校友回到母校时，都好像校园中的落花飞絮，随风飘荡，无所依托！

然而，教育的发展也有它自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日渐汇流，各个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在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性大学越来越显示出其无可比拟的办学优越性。我们引为庆幸的是，原来同根生长起来的浙江四大高校，已返源归宗，都回到生母的怀抱，共同组成崭新的浙大。现在正雄姿焕发，昂首迈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原载《浙江大学报》2001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