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邵浩然学长

深切缅怀邵浩然学长

我和邵浩然学长的最后一次话别，是在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我进浙江干校学习的前夕。岁月悠悠，转眼56年了。

今年是浩然作古五十周年，为表缅悼和追思之情，浩然的家属和故交，决定出版一册《邵浩然纪念文集》。编委陈霖学兄、浩然的同窗挚友，一往情深，谆切恳至，既来电话，又赐华翰，多承殷殷雅托，敢不拜命，忆念畴昔，抚事兴感，不禁思绪萦回，遐想联翩，为之黯然神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曾和浩然三度同学。1941年秋，我进永康新群高中，时浩然已在该校读二年级，我们开始认识，偶有接谈。邂逅时，他都笑容可掬，和我打招呼，给我的印象是热情融和，儒雅诚挚。

1942年春，日寇侵扰浙东，学校被迫解散，我们徒步跋涉，日夜兼程，南归东瓯故里，成为失学青年。半年之后，省教育厅在大山龙川（现属文成县）创办浙东第三临时中学，于是我们重又相聚。龙川是一个偏僻山乡，相当闭塞贫瘠，人烟稀少，生计维艰。在这里办“三临中”，原是权宜之计，应急措施而已。学校设备简陋，办学条件很差。不过，我们这些莘莘学子，虽然生活极端艰苦，但都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随遇而安，勤奋学习，使这个穷乡僻壤，弦歌之声不绝，生机盎然。我们当时都租住民房，浩然和张长申等三人（还有一位我已不记其姓氏）住在一起，是我的邻居，朝夕相见。课余饭后，我们有时也凑在一起，海阔天空，扯谈一阵。浩然生活俭朴，写学不倦，我平时经过他的门口，经常看到他埋头案牍，孜孜以求。他早我一年，在1943年夏毕业。

浩然出身寒家，世以清白相承。他高中毕业后，迫于生计，并没有立即继续读大学，而是风尘浪迹，谋生糊口。先在平阳矿山工作，后在龙泉开小书店，历时三年，克勤克俭，为自己的升学深造准备条件。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我们异途同归，都考取了浙江大学外文系，成为同班同学。三年暌违，浙大同窗，快慰何可言喻。我们把臂话旧，畅䜣离衷，极一时言笑之欢。在浙大外文系，我只读了一年，因二年级开始，我转读法律系。不过，一年同班，三年同校，四年的同学生涯，使我对浩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的音容笑貌，举止风范，也深刻地铭留在我的记忆中，历历在目，恍若昨日。

在我的浙大同学中，浩然是受到人们普遍赞扬的佼佼者。他品学俱优，我对他的学习做事、待人接物、立身处世、道德风范，特别是义无反顾，忠贞不渝，无限热爱祖国的高风劲节，使我永远怀着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缅怀。

浩然禀赋聪颖，勤勉好学，多才多艺，能诗善文。我和他外文系同班时，他仅是一个一年级学生，但接触中，发现他不但英语的发音清纯动听，而且在口语和阅读方面，都已很不寻常，使我钦羡不已。他酷爱文艺，富有艺术才华，写作能力很强。当时的浙大外文系，有一个学生自愿组建的戏剧班，在校内称誉一时，引人瞩目，他担任主席，树功甚著。他对诗，特别是“朗诵诗”，情有独钟，也有一定的素养，是系里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他不但在《杭州学生》、《武汉时报》、《原野》等报刊上发表诗作，而且在《长绿文丛》上披载文章，详尽地阐述“朗诵诗”的产生、性质、特点、作用和写作等一系列问题。言简意赅，立论平允，不乏真知灼见。他的诗，清思悠远，风韵雅洁，立意气势，情意缠绵，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富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和爱国激情。例如，1949年5月，他为杭州大中学生纪念五四、庆祝解放而写的一首诗《红旗飘进了杭州》，情词两茂，琅琅可口，洋溢着胜利的喜悦，爱我中华的赤子之情，跃然纸上。

浩然襟怀坦朗，志存高远，温润庄重，淡泊敦厚。他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原则性强。平时严于律己，掬诚待人，落落大度，和蔼可亲，善于团结群众，人际关系很好。和他有过交往的，莫不异口同声，赞许他的为人。

浩然的人格魅力，他最值得人们学习和颂扬的，是他的不计个人安危，披肝沥胆，和国家共呼吸同命运的崇高品德，和一往无前，身体力行，为革命事业竭诚报效的献身精神。他在浙大的四年，就是最好的例证。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坚持发动内战和独裁统治的反动方针，使已遭受八年战争严重破坏的华夏神州，更是雪上加霜。物价飞涨，生产萎缩，失业剧增，广大人民啼饥号寒，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导致人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即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汹涌澎湃，像一股强大的洪流，冲击着蒋家王朝反动统治的基础，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武装斗争。老浙大，1946年6月13日，举行了“反内战、要民主”的爱国大游行，以后，又掀起了三大学生运动：1946年底1947年初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1947年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抗议国民党政府在南京血腥镇压请愿学生的“五·二○”运动；1947年10月的“于子三运动”。在所有以上的学生爱国运动中，浩然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奔走呼号，奋不顾身，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受到了广大同学的爱戴，也受到浙大地下党组织的高度赞赏。1949年2月，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有两件事，我认为浩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一、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他被选为浙大请愿代表之一，到南京去和全国各地代表共同参加“五·二○”大游行，遭反动派残酷镇压，受到特务注意后，浙大地下党曾建议他暂时隐蔽，但他铁骨铮铮，无所畏惧，依然忘我工作，坚守岗位，殚精竭虑为筹组全国学联而穿引奔波。

二、当时的浙大，是浙江爱国民主运动的堡垒，国民党政府对浙江学生运动的领袖，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视若眼中钉，肉中刺，恨之入骨，蓄谋诛除。于子三被特务秘密逮捕杀害后，浩然被推为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时下杭城腥风血雨，一片白色恐怖。但浩然临危受命，当仁不让，置个人死生于度外，踏着前任主席的血迹，英勇奋进，坚忍不拔。

杭州解放后，浙江大学，浙江医学院等高校应届毕业生，除了个别由学校地下党推荐：直接参加杭州市军管会的接管工作外，余皆集体进浙江干校学习三个月，然后分配工作。大概是5月20日前后，我在校里碰到了浩然，他满腔热情地鼓励我，希我此去干校，能好好学习，提高认识，增强信仰，自强不息……意真语挚，乡情脉脉。5月25日，我到干校报到后，发现自己成了12个人的小组长。我知道这是浙大地下党的安排，我深深感谢浩然对我的信任。诚所谓天者难测，寿者难期，想不到这一次分手，竟成永诀。

1955年，噩耗传来，使我不胜震惊。浩然方在“而立”之年，风华正茂。像他那样德才兼备的人，原可为新中国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作出更大的贡献。不幸天不假寿，竟不久撒手人寰，英年早逝，令人扼腕痛惜！

浩然是遭极“左”错误迫害致死的。众所周知，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有过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特别是第三次，曾使我国革命遭受极大损失，历史的教训极其沉痛。如果建国之后，我们能够以史为镜，借古鉴今，那么“左倾”错误绝不可能愈演愈烈，最后甚至于发展到中华民族的大浩劫“文化大革命”。解放后的前30年，我国的冤、假、错案，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具有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印记。因而，它对蒙受委屈的个人来说，是个不幸的悲剧，但同时似可视为也是时代的悲剧。

浩然学长，安息吧！您无限关爱的伟大祖国，现在正雄姿焕发，和平崛起，迈着巨人的步伐，昂首奋进，锐意开拓，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原载《邵浩然纪念文集》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