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及拆墙

误解、被误解及拆墙

上周《在嫉妒中茁壮成长》一文发表后，我收到众多反馈：有大呼“解气”、“痛快”的，有称许积极应对嫉妒态度的，有决心实践公共外交的……当一位诗人发来短信“我们的文化比他们的深厚悠久得多，他们没资本傲慢的”，我觉得有必要再说几句。

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难道我们有理由夜郎自大吗？5000年璀璨辉煌的文明，固然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骄傲；可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落后——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科学，我们都在闭关自守中孤芳自赏，以至于当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大步前行之时，我们不进则退，积贫积弱，终于被主流世界排斥在外。

为什么要否认这一点呢？为什么还要抱着“老子祖上也阔过”的虚荣呢？

今天，我们在经济上的确阔了许多，但是钱并不能带来文化上的阔——在现当代文化上，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是砸多少钱下去就能迅速缩短的。

以上是自我误解，再说说被误解。

想起一桩往事：暌违了40年之后，内地、台湾青年首次相会。虽然都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但彼此的感觉都像面对外星人。关于这次聚首，我听到的一句最生动的话，是此间新闻媒体不曾如实报道的：“我们从你们所说的水深火热的地方，来到了我们所说的水深火热的地方。”结果，大家亲身感受下来，并不水深火热嘛。是长期的屏蔽，使彼此都在莫名的臆度中，把对方“妖魔化”了。

只隔了一条浅浅的海峡，就误解成这样，更别说远隔千山万水的西方人与东方人了。

不久前，中国电影《爱情呼叫转移》被中国电影代表团带往欧洲巡回展映。许多欧洲记者前去观影，法国记者不相信电影里的外景是北京，“片尾那条高速公路不是电脑合成的？”“北京这么漂亮啊？这么现代啊？原来北京人不是用煤油马灯照明的！”

2006年夏天，在斯洛文尼亚采访，我也曾为祖国抱屈。林德威是在斯洛文尼亚长大的中国孩子，快上小学三年级了。见到我等祖国亲人，他大声告诉：“外国人问我，中国的警车是啥样的？我说，跟你们的差不多。他们不信，说中国的警车一定是用马拉的。外国人看武打片呢！”田小军是一个快乐的中国商人兼导游，却每每被斯洛文尼亚人问是否日本人、韩国人。当得知他是中国人时，人家总是不信，“中国人应该拖一条辫子啊”！

再早几年，在美国偶遇一名中学生，听说我来自遥远的中国，一双蓝眼睛满是困惑，“中国，在阿尔巴尼亚吗？你来这里……真的是旅行？”据新近从大洋彼岸返回的学人说，情况并未改变多少，“美国孩子要了解中国在地球的哪个角落干什么？”

事非亲历，真想象不出隔阂及由此而来的偏见有多深。

前些天，谈到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感叹：“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

拆除隔阂、偏见之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双方付出诚心和努力。

我承认你在很多方面比我强，但不能容忍你出于无知或偏见而对我傲慢无礼。我们可以坦率地沟通吗？我们可以在沟通中相互认识、相互理解吗？我喜欢竞争，特别喜欢跟强者竞争。我们可以平等地竞争吗？我们可以在竞争中相互促进、达成双赢吗？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