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唤春风
距窦店镇东北5里地,紧靠京石高速路,只有1000口人的小村七里店,除了百十年前出了个踩高跷的班子而小有名气外,一直就无声无息。可是1994年前后,它却在全区出了名,为什么呢?事情明摆着:
初夏的一天傍晚,村民王淑兰12岁的女儿被车撞伤了,她急忙跑到村委会院内,求村干部派个车把孩子送到医院。可是,院里停着两辆车,村干部没让去。王淑兰无奈,求邻居用一辆卡车把孩子送到医院。这事把她气坏了,逢人就大声地说:“这是什么破村官儿,这村我不住了,我到别处买房去,搬出这个村。”
村里的企业,大小摊儿9个,个个赔钱。企业头儿不是村干部的家人就是亲戚朋友,挣几个钱不够他们花的。投资10来万新建的一个面粉厂,开张没多少日子就赔得一塌糊涂,还把村民存在这里的10来万斤小麦弄得不知去向,村民那个气呀,鼓鼓的。从账上看,集体的固定资产1100万,而外债却有1200万,企业拖欠村民的工资就有50多万块,七里店成了全镇最穷的村。
村民对集体不抱希望,一向村风淳朴的七里店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夏收,农场把收获的小麦堆在路边。到了晚上,一些村民奔向粮食堆,用簸箕撮、用口袋装,弄到了自己家里。没几天工夫,本来就打得不多的小麦被偷走了少一半儿,以至于村里5万斤的交粮任务都不能完成,只得让邻村帮交了两万斤。
这样的干部,这样的景况,使老实巴交的村民心凉了、坐不住了,不知是谁提的头:“告他们去。”在麦收刚过的一天晚上,纷纷来到了“土秀才”高富忠的家。老高53岁,入党多年也当过村干部,他本不愿出头,可听到乡亲们的恳求,看看患肝病多年卧床不起的老伴和家徒四壁的窘况,也就狠心拿起了笔,一纸告状信印满60多人红红的手印,到了市、区有关领导的手里。村民们还不放心,又成群结队地上访,到市里、到区里,100多人闹得乱哄哄的。小小的七里店村也就因为穷、因为乱、因为告状出名了。
区纪委会同镇党委及时出面,在调查核实之后,调整了村领导班子,这年的8月10日,42岁的高桂利走马上任,担任了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
高桂利,个头不高,常年留着平头,虽胖却显得干练。他从小没离开过这村,对这一片土地、这一村人有着很深的了解和很深的感情。接手这么个乱摊子,也让他琢磨好几天,他找党员、找村民、找镇领导、找老劳模仉振亮,交心、座谈、讨教,心里越来越有数了:村子乱,乱在党内;民心散,散在党心。他想:作为共产党员,决不能让百姓对党丧失信心,决不能让村民对集体丢了希望。要用好党风带出好民风,用共产党员的热情把村民冰凉的心焐热、唤醒……
一
高桂利深知:说一千道一万,经济不发展,百姓心不安。要想发展,唯有改革才是出路。因此,上任没几天,他就从村办企业下手了:组织人马清产核资,先把家底搞清楚;召开干部会、村民代表会通报情况、商讨办法。经过深思熟虑,一个大胆的改革方案出台了……
七里店的广播喇叭传出了高桂利的声音:“经村委会研究,村东的饭店要搞租赁承包,有愿意承租的,不管是本村的还是外村的,都行,先向村委会报名,5日内公开招标。”
一石激起千层浪。高桂利的家这几天可热闹了:有意承租的一个个登门拜访,他们看准了饭店所处的位置和面积。有人说:“高书记,我一年交两万元,到年底我再给您分点,行不?”有人说:“两万五,您把饭店租给我,让我嫂子到饭店当会计,我不会亏待她。”高桂利一口回绝:“有话会上说去!”
招标会开得热烈。从两万元起价,两万五、三万、四万八、……六万,村内村外的高手竞争十分激烈,“六万五!”村里的曹振华喊出了这个价。高桂利问:“六万五,还有没有高的?有没有?”没人再言语了。高桂利把手中的水杯往桌上一顿:“就是它!”当场交钱,当场签订合同。年年一分钱见不着的饭店终于见到了回钱。
高桂利的招儿在1994年的房山来说确实是够大胆的。习惯于传统思维定式的人一时弄不明白也看不顺眼:高桂利把集体企业让给个人了,是损公肥私,这还叫走社会主义道路吗?面对种种议论,高桂利胸有成竹,理直气壮:“什么是社会主义,难道把企业绑在集体上,年年亏损见不着钱,老百姓受穷就是社会主义吗?我们这么干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的,七里店的各企业归党支部、村委会领导没有变;集体的固定资产没有流失还确保增值,所有权性质没有变;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没有变。凭什么说不是社会主义?”他会上讲、大喇叭嚷、掰开揉碎地和乡亲们讲,说得人们心服口服。
紧接着,他们采取了承包、租赁、先租后入股等办法,把9个企业中的7个都承包、租赁出去,盘活资产500多万元,年收承包、租赁费90万元。第2年,又把村里的两大企业:制砖厂、包装箱厂全面推向市场。砖厂承包给了河南民工,每年交承包费50万元,外加100万块砖。
企业重组转制后,全村经济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至2000年底,集体资产净增1320万元。与此同时,加强了内引外联工作,先后引进了大棚钢结构加工厂、熟食加工厂和日本投资的德仓化工厂等6个企业。着手开发村东的商品市场,共引进资金6380万元。
有了钱,他们办了一件又一件实事,用时髦的话说就是“民心工程”:
投资70多万元,新建了场院、水泥晒台、烘干室和库房,新打机井两眼,铺设地缆1000多米,完善了农田喷管设施;购置各种农机18台,实现了农业生产一条龙作业,解决了全村人的吃粮问题。
先后投资上百万元修建了总长3500米的4条路,并做到了排水设施齐全,绿化、美化配套,实现了垃圾的专车运输和填埋。
村里原有的自来水压力罐,由于年久失修已经锈损,临街管道漏水严重,供水时水花飞溅,停水时脏水回流,很不卫生,群众怨声载道。村里投资15万元,建起了容量30立方米的水塔,自来水接到了各家各户。
归还了村民丢失的小麦,归还了以前拖欠大伙的工资款,重新投资建起了面粉加工厂……
村干部所干的每一件实事,广大村民看在眼里,暖在心上,他们从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实惠,看到了希望,也受到了教育,从而增强了跟着党走、建设家乡的决心和信心。
二
高桂利常常对人讲他的换位思考法:“群众没事谁也不轻易张嘴求人,一旦找到你了,必是有难处,这时你就要换位想想,假如你是群众,你希望当官的怎么做,你就能把事办好。”
党员高富忠的老伴儿患肝病多年,已是晚期,老两口没有孩子,他只能在家里照顾老伴儿,也就没有了收入,家庭生活十分困难。按老乡亲论,高富忠长一辈,高桂利找到他:“你有特长,就在村办公室干点事吧,有时间就上班,没时间就在家里照顾我老婶。”虽说一月几百元钱,可毕竟缓解了家里的生活。看着村里的变化,体会着党支部的真情,老伴儿感动了。1996年正月二十八,老伴儿临终前拉着高富忠的手说:“你记住,桂利是个好人,原来你带头告状我不说什么,这回你要跟着桂利好好干,千万不要反人家。”老伴儿走了。55岁的高富忠成了孤身一人。北京的姐姐怕他寂寞,让外甥把他接进城里宽宽心,可没住3天,老高惦着村里的事,就跑回了村。高桂利积极张罗,又是托人、又是相亲,出钱给物帮他重新组建了家庭,高富忠过上了舒心的日子。先后代表集体向法院起诉自己的亲戚拖欠公款4.8万元,起诉一个村霸强占集体财产,他顶着这些人的报复行为,坚持依法办事,终于胜诉,挽回了集体的损失。
高桂利对村里的司机有个口头规定:如果乡亲们有事用车,你们就是书记、村长,自己做主先拉着走,我们有事再想辙。要是把乡亲们的事耽误了,我跟你们算账。一年下来,这家有病人,那家有急事,百十个村民都坐过村里的车。1996年9月,村里新买了一辆“桑塔纳2000”轿车,一个村民临产,羊水都破了,司机二话不说,立即开车送到了区医院。
村民高尚生,儿子患癫痫病,儿媳操持家务,孙女上小学,是有名的困难户,1999年春天家里养的羊,被邻村的一个单位毒死了7只,一家人索赔无门,十分绝望。高桂利立马找到投毒单位依法据理力争,要回了2000元的赔偿费,当高尚生从高桂利手中接过钱时,流着热泪放起了鞭炮。
青年张士华在石家庄当兵,邻村有个对象,因为一些误会,女方要断绝关系,张士华情绪低落,给高桂利写了一封信。高桂利第2天晚上就赶到女方家,问明了情况,做了细致的工作,帮她消除了误会。然后,又抽工夫拉着女青年和家长赶赴石家庄,使两人重归于好。部队首长感激地说:“你们把思想工作做到了军营。”从此,张士华几乎每月都给村党支部写信,汇报自己的思想、训练情况,并表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好好干,为家乡人民争光。去年底,张士华来信告知,他立了3等功。
三
高桂利常说:“农村的官不叫官,百姓认可才是官,百姓不认可,什么都不是。要让百姓认可,就得公正廉洁,别总想让自个儿合适。共产党的村干部唯一特权就是当好公仆。”
七里店村的干部,不论是谁搞特殊都不成。
1996年,村里集资搞合作医疗,一些村民想不通,“什么合作医疗,咱们出了钱,有病的时候‘仨黑的俩白的’打发你,好药还不都让干部吃了。”高桂利召开党员会、村民会讲意义、表态度,要求党员带头参加。1947年入党年逾8旬的老党员石玉山,本身享受公费医疗。他表示:我不吃村里的药,也要掏钱入一份。村里终于建成了京郊第一家合作医疗室。头一年,高桂利和干部们有病都不去医疗室,用心呵护着合作医疗这朵新花。到现在,全村84%的人都入了。1997年底,区政府为此事特意给高桂利发了2000元奖金,他把钱全交给了医疗室。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合作医疗巩固住了,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看病难和因病致贫、返贫的问题。1998年春天,卫生部长张文康到村里视察,听了高桂利的介绍,他说:“我为农村有这么好的医疗室而骄傲,为有这么好的党员干部感到自豪。”
2000年春天,由于搞建设,村里的一个公墓需要迁址,村委会一副主任父母的坟地也在其中,为了找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他未按要求迁坟。得知此事后,高桂利立即召开支部大会,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让他在广播里向村民做检查,并停职一个月,罚款800元。
有个村民盖房,村委会给了他很大支持。为了表示对村干部的谢意,在上高桂利家串门时将一个装有2000元的信封放在他家里。高桂利发现后,把钱以这个村民的名义存入了信用社。几天后,他把这个村民叫到一边,将半年期的存单还给了他。
“人心换人心,八两兑半斤。”老乡亲就是实在,村干部给办点好事,就感激不尽,总有村民给高桂利和别的干部送去点心、烟酒什么的,好像只有这样心里才平衡。高桂利理解,不好意思驳乡亲们的面子,“来的时候偷偷摸摸,怕人家瞧见,再让咱轰走,保不齐让别人看见,当笑话说。可这东西怎么也不能收,收了不就成赃官了吗?”只有一招儿,就是拿到村里看望老党员、老干部。一来二去的,人们都知道高桂利他们的脾气,也就得了。“嗨,送了白送,不定落在那个老头、老太太手里,还是算了吧。”
四
村干部办的每一件实事、好事,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们在观察、体味的过程中,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思想觉悟也得以升华……百姓的心热了,百姓的积极性起来了!
那个曾经嚷嚷着要搬出村的王淑兰非但没走,还成了全村的富裕户。村里有个大事小事、开展个文化活动,她跑在前头。1998年春的一天,她在街上见到了高桂利,指着路边一块坑坑洼洼的空地说:“这块地平时只能堆垃圾,浪费了地,也不好看,村里能不能盖排房子租出去。”高桂利一听,“这个主意好。”说干就干,十几天工夫,12间平房盖好,又过了没几天,村民们你一间、他两间抢着承租。村里增加了资产和收入,街道也更整齐了。高桂利打开广播机,表扬了王淑兰关心集体的事,又让村干部给她送去两个被罩作为奖励。
1999年春天,村里1000多米长的路刚刚铺上柏油。公路上的几个朋友拉着满满一车料来到了高桂利的家,要用余下的料给高桂利门前的土道也铺上柏油。老党员龚子忠一看这阵势,急了:“高桂利准不知道这件事,这路要铺了会影响他在村里的形象,得赶紧告诉他。”他跑到村委会一说,高桂利立即吩咐高富忠:“赶快去拦着,如果硬铺,你就躺地上。”高富忠抬脚就走,高桂利又追出去:“代我谢谢他们的好意,让他们把学校门前的路给铺铺。”高富忠赶到,硬把人家领到了学校。这倒好,学校到公路150米的路面全铺上了柏油,一车料怎么够啊?学校的师生们乐了,高桂利也笑了。通风报信的老龚受到了党支部的表扬和奖励。事后,有人问龚子忠:“你怎么知道他家这路不是高桂利叫铺的?”老龚笑着满自信的说:“桂利我了解,他不是那种人。”
几年不懈努力,七里店村变成了先进村,呈现出一派安定、祥和、健康向上的新气象,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先进村委会、房山区“五好”达标支部、环境整治和军民共建先进单位、北京市文明村、北京市军民共建标兵单位……
一年春草绿,一度春风来。沐浴着新世纪的春风,七里店的乡亲们向着新的目标大步前进!
(本文2001年6月刊于报告文学集《龙乡党员风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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