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城市崛起相伴

商人群：与城市崛起相伴

近代上海，逐步演变成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而商业人群中，不乏大商人、大富翁、大老板、大资本家和大买办。几百年前，上海其实是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比如，明清时期上海只是苏州府的“卫星城”，后来渐渐繁华，誉称“小苏州”。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州却变了上海的“卫星城”，以至称作“小上海”，其间当有夸耀、自豪的成分。这里，不仅仅是称谓的变化，而是折射苏州作为原来传统和兴盛的城市在近代的没落，也体现商人的积聚和能量，他们与新兴城市相伴，推动经济格局的震荡、变迁，使上海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神话。

上海开埠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区域的工业、商业、贸易和金融中心，从而取代苏州原来的主角地位。史料记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内的棉布、棉纱、茶丝及米的贸易都不再流经苏州，苏州曾是全国最大的粮食集散地，此时已无进也无出。随着上海在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和外国投资的主要场所。如1900年，苏州进出口总值为117.928 7万关平两，上海则为38 948.439 5万关平两，后者为前者330倍之多。再如1900—1937年海关的统计，这30余年中，苏州进出口货值总数最高年份为1922年，达2 636.816 2万关平两，而同年上海进出口货值总数为134 744. 088 7万关平两，后者也是前者的51.1倍。可以说，上海取代了苏州传统经济中心的角色，以超强的经济聚散能力，让当时有限的资源、资本流向上海自己的“聚宝盆”。这中间，商人群体的能量和功用不可忽略，正是这样一批资本“蚁民”，将一块香喷喷、好端端的苏州酥骨迁搬上海，苏州的中心地位由此沉沦，辉煌不再。

从宏观眼光分析，19世纪中叶发生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经济社会封闭的状态，把中国推向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潮中，导致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分化，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新的经济兴起，在这种社会转型中，部分适应了新经济发展需要的城市获得发展机遇而勃兴，而原先具有稳固地位、经济发达的城市则由于在转型过程中未能适应变化，从而出现衰落。苏州中心地位的沉落正缘于此。

从具体因素分析，交通地理位置的优劣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当初苏州之兴，仰仗于地处明清时期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网密布，水陆交通发达，尤其得益于京杭大运河之便利，“南海百蛮之入贡者，南方数百郡之求仕者，与夫工艺贸易之趋北者，今日杭州而明日苏”，成为当时苏、杭繁华之乡的真实写照。然而，铁路的兴起，使大运河运输功能渐渐退化，慢慢地，苏州传统商业贸易地位一点点下降，像起初非常发达的苏州米市，到了清末年间迅速衰退；曾经十分兴旺的粮食专业批发市镇枫桥，到了民国初年，渐渐门庭冷落，以致变成“寒桥”。史书记载，民国以来“苏州商业区域狭隘，宏壮经营不便；其势力范围不过为当地附近四乡八镇及常熟、无锡、常州、丹阳而已”，苏州从全国性的大城市衰退成区域性中等城市；而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也是重要推力，期间，苏州大量的地主商绅逃往上海避难，带走了巨额财产。地主商绅包括官吏在上海发家致富后衣锦还乡，则是大兴土木、大造园林，无有志向、意识去打造一个真正强大的苏州。

近代苏州的衰退，归咎于传统经济的解体缓慢和对现代经济的反应迟钝。本来苏州具有独特、优越、领先的丝织业，然而这种优势却捆住苏州自己的手脚，在常规的惯性中，不肯也不为现代工业大潮所动，让往日的辉煌自我陶醉而麻痹嗅觉，致使新式工业一直未有发展，与充满朝气、活力的上海相比，近代苏州在满足中落伍，为此，有人自嘲：“苏州有文化，无商化。”缺乏市场活力、激情，苏州陷入农业经济的桎梏，落入窠臼而无独创。相反，上海逐步成为移民城市，拥有雄厚资金、实力，商人开店办厂，市面兴旺，追求商机，讲究商道，使近代上海从“矮个”成长为“巨人”，而近代苏州却从“巨人”缩小成“矮个”。

值得一提的是，苏州曾是经济兴盛、文化发达、人才荟萃之地，清末民初以来，苏州士绅除少数人发生身份和观念转化外，多数人保持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作为社会主流的士绅意识，通过各种渠道浸润漫延，严重影响一般民众，正是如此，晚清苏州的民风变得异常靡弱、闲散，生活节奏十分缓慢，丢失和缺乏实现早期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紧迫感和开拓创新精神。对苏州人，有人评说“长于持论，短于行为；勇于发端，怯于临事”。在这样的世风影响下，清末民初，苏州较少人愿意将其资本投入到现代实业中，以致机器生产的工业厂家寥若晨星，这样造成苏州钱庄吸收的存款在本埠难以销纳，不得不转向外埠寻求出路。恰恰相反，靠苏州最近的上海，由此大得“天时、地利”，苏州的钱融进上海，给上海的命脉贯注血液，也像乳汁滋养孩童一般，让近代上海的身子、个头愈长愈高、愈发强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