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会馆的源流

上海会馆的源流

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以前曾拥有众多会馆，迄今逐步演变成休闲娱乐、聚会宴请的高级场所。其实，考察或考证会馆的起源、流变及其功能，可窥见中国文化精神的社会组织之一斑，进而认识会馆作为中国社会的“乡土之链”，在维系和呵护侨居异地的商旅游子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会馆，是伴随明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大量流动而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历史产物。所谓“会”，是聚合的意思；所谓“馆”，则指供宾客居住的房舍；合起来就是“聚会寄居场所”。在永乐年间，由于明廷迁都北京，南商纷至沓来，商业竞争在京展开；而北京成为科举的中央考场，全国举子每三年入京参加一次会试，形成京试蔚为大观。这样的社会变迁，为会馆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客观环境和供需关系。于是，江南府、县在京官僚、商贾率先捐资，在京城营置会馆，既解决同乡官僚与商贾在京的住宿问题，又为同乡之间的团拜、祭祖、敬贤等提供了活动场所。可能是它的优越性，即这样的会馆可以凝聚同乡力量、保存乡土文化、推行宗法制度，让各地商旅纷纷仿效，慷慨解囊设会建馆，一时间会馆在京城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形成北京一道特有和特奇的人文景观。

按类别分，北京成百上千的会馆分为官绅试子会馆、工商会馆、移民会馆。官绅试子会馆显然是应科举之需，一旦京试中举，自然中举者不会无动于衷，对会馆的关注和关心常常“今非昔比”。据史料，明清时代，江西籍官员在朝中势力较大，因此江西的试馆最多。从永乐十三年（1415）至光绪三十年（1904）的科举，这两朝近500年间在京考试201科、取中进士51 624人，其实实际应试者远不止此数，可见官绅试子会馆对仕途何其重要。

至于工商会馆，是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以及商品流通的扩大，同时士大夫、官僚阶层对商人及其所从事的职业的认同，工商业者为维护自身利益，协调工商业务，或互相联络感情，以应付同行竞争、排除异己，需要经常集会、议事、宴饮，便有工商会馆之设。因为行业性质，所以也称“行馆”。这种会馆遍布全国各地，尤以沿海、沿河地区为多。

移民会馆主要为适应人口流动而置，由移民设置的同乡会馆以长江沿线的江西、湖广、四川最为典型。由于语言的差异，刚到一个陌生地方的移民群体与土著及其他省的移民间存在较大的隔阂，缺乏认同感和信任感，使得各省各地区的移民内部需要有一种内聚的集体组织，以期互相帮助，共御外来势力，而对乡土的眷念和共同的本土民间信仰，使得这种组织以会馆及其相应的庙会形式出现。

会馆的社会功能可归纳为“祀神、合乐、义举、公约”。会馆起始由同籍官僚创置，是节庆、闲暇时的俱乐部，其后出现不同功能的分野，使得会馆“和而不同”，在保留自身传统的同时，又不断吸收他人的精华。会馆在流变中，其实是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在适应社会变迁中产生，又在不断改变着自身的形态，它为同籍、同志、同道提供生活的依靠和精神寄托。

在中国科举制度结束后，特别随着上海的开埠通商，北京会馆的政治意义和会试作用渐渐衰落，工商会馆的商业功能凸显起来，近代“国商”们移步转向沪上，虽然依旧惦念“红顶”的庇护，但毕竟到十里洋场上需要靠实业、实力说话了，于是，商会取而代之。其实，商会与会馆“不同而和”，它们有许多的一致追求，会馆最终可成为商会的“合帮会员”，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进行碰撞与对接，上海的会馆的理念、功用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使人感到有趣的是，上海的会馆建筑形态不再仅仅是假山花草、小桥流水的江南园林式，而是崛起了大量美欧的洋房、别墅，形态变，内涵也变，它们再也不满足于“答神庥、睦乡谊”的老土著，而是仿效西洋做派，一旦聚会就要讲究所谓“契约”、“合约”了。在上海，会馆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除了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外，还有因经商的地区相同而建的会馆。如位于上海半淞园路239弄31支弄15号（现由中山南路1551号出入），有座类似庙宇宗祠式院落，它高寿九十多岁了，是当今上海保存最为完好的会馆建筑——三山会馆（始建于1909年，1914年竣工），亦称上海闽商会馆。以今日眼光看，三山会馆作为明清时期同乡会馆，在代表和演绎上海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当然，旧上海会馆还有浓烈的帮会、帮派性质。如在上海新乐路82号，有座20世纪30年代由法国人设计的小洋楼，其实就是昔日上海滩风云人物、帮派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合股公司的办公地，也是他们碰头聚会、观赏名优的娱乐场。要说里面的故事，也是十分之多，但作为士绅文化与庶民文化相互交融的载体，会馆文化的追求更新是体现在对近代社会变迁的适应上。

据说，现代上海近年建置一大批会所、会馆，业主大部分是房产商，可能是情有独钟，志在必得，先是“圈地”，造豪华建筑尽显奢华，成为白领阶层、大阔佬会聚、享受的场所；后是“圈房”，追寻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建筑风貌，将许多老洋房修旧如旧，延展其风姿与容颜，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来此雅聚，应了那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古谚。

不过，也有例外。上海滩正有一部分人，正用尽心力、心血在打造中西文化之会、中西交往之所。如位于上海襄阳南路388弄25号的大可堂普洱茶会所，是经老洋房改造的旅游观光、休闲聚会的文化场所，不仅是汇聚智者雅市的茶园，也是名副其实的普洱茶博物馆，汇聚了一批文化名人，每临夜晚，清风徐徐，高朋满座，茶香四溢，茶客赏着陈年的紫砂壶，缓缓地拿起品茗杯，淡淡地闻一闻，细细地饮一口，转而看一下老式照相机、留声机，再闻听悠扬、轻灵曼妙的古筝乐，不失“偷得浮生半日闲”的闲情逸趣。而坐落于上海市中心的领馆区、藏身永福路200号的雍福会，更是沪上闻名遐迩的顶级会所，是老洋房改建的经典餐厅，内部装潢体现出中西合璧、古典时尚、天人合一的风格，复古风格的西式建筑下倾注着浓郁的东方色彩，庭院里满眼郁郁葱葱，厅堂里所有的陈设精美雅致，同时显示上海人的精致。以灯为例，门廊吊灯是铸铁雕花，案上台灯是镶拼玳瑁，顶灯是孔雀绿，壁灯是暖橙黄，件件耐看，并不抢眼，是展现主人的特有的艺术视野和文化宽容，这里旋即成为上海的高级社交中心，不少中外名流均已成为这里的座上客。

由此看来，会所、会馆不单单是一种社会产物，也是人们一个能动性的创造。它有被动式的适应，也有自觉的积极进取。从历史角度看，它不仅包含对明清社会风气趋向浮华的一种反拨、一种矫正，实际上，它也弥补过去社会在这方面的管理空隙，因此使其留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