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缘何盼“新老娘舅”

人们缘何盼“新老娘舅”

访问人：柏大姐，允许我们这样称呼你，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代人。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的头十年，我们身处一个巨变的时代。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家庭被小家庭所取代，家庭关系单纯且又复杂，人际交往频繁且亦疏远，相对说，家庭和邻里矛盾不凸显，可人们为什么依然期盼“新老娘舅”？

柏万青：家庭或邻里矛盾没有消亡，有些凸显，有些潜伏。凡是有人的地方，总会有矛盾，不是这样的矛盾，就是那样的矛盾，只不过形式和内容都在变化。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多发、多样的状况，其中家庭成员以及亲属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主要体现和存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纠纷，不少是先前未曾有的。比如，草率结婚的年轻小夫妻，日子才过了几个月就吵着分手，却又为一只小狗的归属而依依不舍；婆媳关系紧张，只因丈夫胆子太小；家庭财产分割闹得不可开交，兄弟为承担赡养责任多少而你争我夺；还有亲人债务纠纷、家人房权争议、夫妻猜疑打架，等等，诸如此类，一件件民间纠纷，让不少人觉得“剪不断、理还乱”。

我们只能面对而不能回避，如果回避，家庭的“星星灾火”会酿成“社会大火”，会影响社会稳定大局，所以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尤其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共产党员，我统称“老娘舅”，要认清自己的责任多么大、意义多么深。我经常说，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化解了一个家庭矛盾，也为这个家庭做了一件好事；为自己积了一点德，也为国家出了一份力。现在上海每年有20万件通过调解解决的民间纠纷，我作为义务调解员，感到光荣，也感到担子不轻，我们是做有效劳动，不是无用功，是有效引导、解决纠纷，避免纠纷恶化、蔓延社会。

访问人：作为义务调解员之一，你为什么能够从容不迫，坦然面对，爱憎分明，不和稀泥，在与当事人沟通中让他们心悦诚服？

柏万青：我们民间调解与法院调解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都是“情、理、法”为一体，不同点在次序上。民间调解以“情”为先，法院调解以“法”为首，“情、理、法”统一不是新提法，问题在于怎么“统一”，这中间很有艺术性。家庭亲人间纠纷，绕不过一个“情”字。“翻脸不认人”，往往是矛盾的导火线，又是矛盾难解之处。所以，我当“新老娘舅”包括其他“老娘舅”，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制人。引导当事人忆亲情、讲人情，千方百计把“情”调动起来，让当事人心平气和。比如我调解一起家庭纠纷，获知当事人是知青，便与身处矛盾另一方的弟妹回忆知青为家庭作出的贡献，用我们共同的经历一起见证，把话说到点上，说到心上。所谓“零距离”，就是把人之常情糅合，为化解矛盾打下了基础。当然，光靠“情”是不够的，要晓之以“理”，最大的窍门是把“理”讲清楚、说明白，公道人心，公理天下，从法律上帮助当事人维护合法权益，赢得当事人的信任。这样的调解，既省时省心省力，又不伤和气，符合我国“和为贵”的传统做法。

访问人：在荧屏上，在生活中，看得出你是个性情中人，《新老娘舅》节目亮相的当事人不少是当年知青，包括知青后代，提起“文革”“插队”，你会感同身受，情绪也会忍不住激动起来，甚至会当场落泪，这是不是一种“知青情结”？

柏万青：说是一个“结”，可以这么说，人生正是由若干个“结”接起来的。我们要“向前看”，也不要忘记“向后看”，就像一艘船，老抱怨船走得太慢，可回头一看，离开码头已经很远。“向前看”“向后看”关键是学会比较，我们有一定年纪的人，有阅历就会比较，年轻人缺少这些。所以，我总劝告年轻人，要理解、要宽容、要帮助那些从那个时代里艰难走出的人，他们内心的伤痕，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当我看到小辈不能合情合理地尊重、爱护长辈时，我会联想到自己，愧疚自己由于远在江西未能对父母尽孝心。世上父母只有一双，一旦失去，后悔来不及！为什么总要在失去的时候才知道珍惜呢？所以，我总提醒身为子女却没有尽到孝道的人们，要珍惜亲情，珍惜我们人生来时的路。

说到知青，我可以讲这么个故事。2008年，一位曾经绝望的上海男子张志云，因为《新老娘舅》节目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张志云与妻子都是上海知青，在江西一所中学当老师。几年前，当地举办联考，张志云冒着大雪奔波于9个中学，积劳成疾。回上海后，糖尿病致使他两只眼睛全瞎了，每个月的药费就要6 000多元，因此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废人了，不能拖累大家，想自杀。为了防备他自杀，妻子、女儿先后辞了工作，日夜看守他。万般无奈时，在别人的建议下，妻子打电话给《新老娘舅》节目组，希望“新老娘舅”劝劝他。对这样的特例，用苦口婆心显然不够，必须话题对路，以身说法。节目播出后观众热泪盈眶，纷纷来电来信，不少人还捐款捐物，张老师最终打消自杀念头。“解铃还须系铃人”，心里话有人听，心头疙瘩消除，心气儿顺了，心平气和了，说明“人间真情比金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