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与老百姓贴心贴肉

要与老百姓贴心贴肉

访问人：刚才说到知青，你能不能介绍下你的家庭，谈谈你个人经历中所遇到的人际关系沟通？你是如何去沟通，或者说，你掌握了哪些规律？

柏万青：我出生在一个工人的家庭，父母以前都很苦，我们这种家庭对党和政府感情很深，因为过去很苦，从小在这种环境下，听党的话，跟党走，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就成为我家的家训。我父亲原来是上海火柴厂的消防队长，是上海市劳模，他也风光过，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还作为专家派到非洲工作。

我们从小跟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多，但受父亲的影响大。因为父亲一周只回来两三次，每次回来总跟我们讲故事，什么岳飞传、隋唐演义啊，他虽然不识字，但故事讲得精彩，我们五个小孩从小就是受这种教育，思想和道德都是跟父亲走的，兄弟姐妹五个其中四个是党员，并均担任领导工作。我是老二，上面一个哥哥，虽然我是老二，但女孩子里我是老大，所以家里买、汰、烧，都是我做。那时春节有个习俗，就是大年初一要新鞋入地，家里没钱买，所以鞋子都是我做，大年三十要做通宵。

1969年学校未分配的“老三届”都要到江西插队落户，母亲舍不得我走，急得生病住进了医院。虽然母亲舍不得我走，但我还是走了。我这个人生性就是认真，从来不会投机取巧，不会偷工减料。做鞋这样，在农村也是这样。我们知青队五个男的两个女的，五个男生都是初中毕业，我年龄最大，又会干活，所以做什么事不用我通知，只要一起身，他们就跟着我来。

访问人：听说你插队落户是到黎川县潭溪公社，两年后你当上大队妇女主任，入了党，既要做群众工作，又要调解群众纠纷，你当时调解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你如何去做、去沟通的？

柏万青：当时知青中“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口号叫得很响，这方面我还蛮成熟的，我认为知青扎根农村一辈子是不现实的。1970年，我们大队妇女主任的丈夫因“走资本主义道路”被抓进坐牢，所以她不能当妇女主任了，其实她丈夫只是贩卖烟叶，在那个年代是不允许的。大队让我担任妇女主任，但必须入党，因为只有党员才能当妇女主任。当时我不肯，怕入了党以后有可能回不了上海，因为我很恋家，我想回上海。我写信到家里，父亲见信很着急，叫邻居代笔连续写了三封信，要我入党，这样，我是哭了三天三夜后入了党。既然答应做妇女主任，我是很认真的。那时大队妇女主任主要是做调解工作，三年多的调解，对我今天的调解打下一定的基础。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真不懂怎么调解呵！

要说我第一件调解是一对小夫妻闹离婚。那时农闲时农民没有事干，女的最怕老公无休止的“纠缠”，那个男的身体很棒，一天到晚盯着老婆，女方来了“例假”也要纠缠，便径直躲到我这里，因为农村有什么事就找妇女主任，可我那时还小，懂什么懂呀！老婆躲到我这里，我可不懂夫妻关系是怎么回事。一些老乡在边上告诉我，这个男的“色气很重”，对付他要掌握男的弱点在哪里，应当怎么处理，他们的话我一直记着，便对这个男的讲：“你除了老婆就不干其他事啦，你怎么可以把这个事当饭吃呢！告诉你，你越是盯牢她，她越是对这事反感！”对那个女的我便劝解，因为她始终认为那个事很羞耻，对男方拒之千里。我说：“他是你老公，你该付出还是要付出。”我是用当地的老表话相劝，没想到效果很好。嗨，第二年小夫妻生了个大胖儿子，送了个红蛋给我，她公公也笑煞了。

访问人：这段农村生活对你的人际沟通起到历练作用，你说话灵光，镇得住，有威信，语言有吸引力，是不是一个长期实践的结果，经历了一个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你有没有碰上棘手、尴尬的事情？

柏万青：生活是一部百科全书，有许多事情难以想象、不可预料，尽管它有一定的规律，但并不是小说家、编剧设定的情节。生活是原矿、原料，千姿百态，变幻莫测，你只有去适应它、发掘它，对你的人际沟通很重要。我记得当时还处理过一个离婚案，这个男的娶了个老婆，因为男方丧失性功能结婚两年后没有生育。这个女的很可怜，村里人只知道女的不会生纷纷指责她、责骂她，其实偏偏是男的出问题，我还把这个男的带到上海来治疗，因先天性的不孕症无法治愈。男的家里人开始不知道没有生育是男的问题，总是家庭暴力打这个女人。她的公公做事更绝，他们夫妻晚上睡觉，她公公就在房顶上偷看。女的说到所受的侮辱、欺压，声泪俱下、痛哭失声。后来经当地法院判决离婚，宣布法院判决书的时候，我作为基层干部要协助工作，只见婆家来了一帮人要把这个女人抢回去。面对这样的情景，我挺身而出向大家宣传法律知识，指责男方亲属错误的做法，及时制止这场眼看要爆发的械斗。后来这个女的重新嫁人后不久就生了个大胖儿子。当初我若是稍微软弱点，那肯定要打起来，我硬是用气势、语态把他们都压下去了。

我那时没意识到什么敢于挺身而出的问题，只是意识到我是大队妇女主任、妇女的头，就应该为妇女做主。有些人评价我的调解“一针见血”，说实话，我遇到蛮不讲理的人，说话的语气比较重，但我“骂人”掌握分寸。我插队落户的地方偷窃成风，并有“小偷不算偷，大偷不坐牢”之说，我们知青点的东西无论生活品还是必需品也经常被人偷，很恼火。后来村民跟我讲，你要让人家不偷只有骂。原来当地村民如遭窃，就由家庭主妇一手提着茶壶，一手拿着毛巾，从村头骂到村尾，被窃的东西准会交出来。我们知青都是文弱书生，哪有那个勇气去“泼妇骂街”啊。但眼看知青点的东西转眼不见，无奈之下，我准备豁出去了。我跟知青们讲：“你们表现好点今后好调走，我留下不走啦，我要去骂那些偷东西的人。”我就开始学着“骂”，骂的效果真的好，再也没有人偷我们的东西了。这段农村生活培养了我的性格，小时候我母亲一直说我性格懦弱，家里给我起名柏万青，好多人都说我很文雅，应该是白娘娘、而不是小青青，是农村的生活改变了我。

访问人：听你这么一说，你不是天生如此。也许你的成功，在于特别好学、善于深思，不仅向书本学，更注重在实践中学，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拨正路径。你曾经有个“铁腕县长”的雅号，能不能给我们说说这方面的故事？

柏万青：不管当副县长，还是在基层当主任，我觉得生活在群众中，你就是要为老百姓说话，做对得起老百姓的事，拿上海话来说，就是要与老百姓贴心贴肉。有人说我讲话“煞根”、“有腔调”，这个“煞根”就是彻底连牢老百姓，这个“腔调”就是态度分明，贴牢老百姓，实打实，不弄虚，解决实际问题。我以前在江西当官，当地人对我这个女同志不以为然，但很快对我刮目相看。我刚上任不久，当地一所乡办小学的操场被一个包工头霸占造了房子，我严厉要求其拆除，可包工头一拖再拖。原来，包工头用鸡、鸭、鱼、肉塞住了乡干部的嘴，我气不打一处来，骂他们嘴怎么那么馋！我叫上公安局长跑到那里，对包工头下“最后通牒”：你自己拆，还是我叫人拆？自己拆，可以把拆下的东西拿走。让我拆，我就是用拖拉机拉一块砖瓦都不给你留！我吩咐当地乡干部准备睡铺，不拆掉这房子，我不回县里。后来房子当天就被拆除，孩子们重新有了操场。所以，当地老百姓、干部听了、见了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