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一少”最需关注

“一老一少”最需关注

访问人：现在上海老年社会提前到来，是“未富先老”，据说上海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接近300万，今后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你对这方面怎么看、怎么做？

柏万青：现在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很多，一些老人不参加社区活动，自我封闭，出现心理障碍。我说这么件事，有对老两口，女的55岁刚退休，原本家务两人一起做，很恩爱，退休后心理上一下子适应不了，丈夫认为妻子退休了，自己可以享清福吃现成的；妻子觉得原来丈夫上班那么忙都可以一起做家务，现在退休了反而不做，是不是不爱自己了，或者在外面有了别的“花头”。两人天天吵架，丈夫实在受不了，就提出让妻子到外面另觅新欢，还提出“只要那个男的我看中，我们可以离婚，家里的一切都归你”，夫妻关系出现裂缝，妻子其实是患上了“退休综合征”。我了解情况后便动员她参加街道的社区学校学习，活动环境改变了，人际关系改善了，只两个礼拜，妻子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庭矛盾就迎刃而解了，老两口关系恢复如常。

不少人认为我做“新老娘舅”，为人家做调解，其实我的本职是搞老年协会。2002年8月5日，我当选为街道老年协会秘书长，对老年协会怎么搞，心里没有底。当年年底，市教委奖励我们社区学校搞得好分配了一个“港澳游”名额，是坐专列，街道就让我去。回来后觉得坐专列组织老年旅游蛮安全，就跟街道领导提出组织老年人游港澳，结果有些干部就骂我，说你吃饱饭没事干，自己玩了就算了，还带老年人出去玩，出了事怎么办？但街道领导很重视让我到下面调查一下，我发现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大于物质需求，很多年轻人孝敬自己父母，出钱出力都没问题，就是没时间陪同，所以我就着手组织“港澳游”。结果一下子有1 300人报名，第一次组织了一趟专列，去了465名游客。不料去了就出事：因为是团体组团，价格要比我去的2 400元便宜，每人2 000元还加游深圳“世界之窗”，本来香港有一餐饭要自费，结果也免费提供，大家一高兴，一个老太的包被偷了，里面通行证没了，没有通行证既不能去澳门也不能回上海。在香港重新办理通行证需付2 000元，结果老人急哭了我也跟着一起哭。这时有个党员同伴走过来说，柏万青侬哭啥哭，不就是2 000元嘛，每人资助10元不就有了吗！这点我可没想到。当时有十多辆车，这位同伴就到每辆车去说“柏万青哭了，哭得伤心”，然后把事情一一说了，大家听了纷纷捐款，一下子捐了3 666元，这件事情终于圆满解决。后来老人们编了句顺口溜给我：“旅游要跟柏万青，潇洒快乐又开心，价廉物美玩得好，老人孩子都放心。”

访问人：你在从事老年协会工作中，有哪些体验？在沟通老年的人际关系上，从社会、心理角度，您对不同的老年人是如何找准切入点，从而做到交心交底？

柏万青：我搞老年协会有个重要体会，就是自己管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以前在职时的工作都是上面布置，现在老年协会干的都是下面需要什么就干什么，我们自己有权决定。所以上面每年叫我写总结，我年年都是这个总结；上面让我写明年打算，我也没有打算，我不知道明年老百姓需要什么。以前工作主要是对上负责，现在可不一样了，要得为老年人负责。举个例子：一次我带腰鼓队到新闸路参加活动，晚上7时30分韩正市长要来，结果到了7时20分听说韩正市长不来新闸路而是要往武定路！其实很简单的事，腰鼓队转身走过去就得了。因为那次活动是经委邀请我们去的，得跟经委办公室主任说一下，谁知主任说不行，要请示、汇报，结果电话又打不通，而那边市长马上就要来，我们腰鼓队是拿了经委每人20元津贴，这钱不好白拿，我当机立断不理他，我们自己走，刚走到武定路敲起来，正好韩正市长来了，可那位主任还在那里打电话，为什么？他是对上负责，我们是对自己负责。

老话讲得好，少年夫妻老来伴，再婚是很好的养老形式，双方是感情上互伴，生活上互帮，经济上互助。我讲个真实故事，我们单身沙龙有个七旬男子找了个女的，比他小15岁。这个女的跟前夫离异，过去很苦，现在这男子对她挺好，办完婚事就给了这个女的18万元，说：“我肯定比你死得早，18万元给你养老。”应该说很负责了吧？这女的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但她还想“借鸡生蛋”，拿了18万元去炒股，结果套住。不久男的呢，生了癌，很怕这女的离他而去，又给了这女的20万元。这女的却打起了小算盘：我现在究竟救他还是不救，我救他钱花了救不活，这钱不是白花了。我把这事不点名地在单身沙龙聚会上讨论，我真的是含着眼泪讨论的。所有人都发言，从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情感世界高度，讲的水平都比我高。

访问人：老龄化是当今上海一大社会现象，要引起各界关注。而善待老人、精神赡养，让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的民风得以弘扬，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

柏万青：确实这样。上海是一座特殊的国际大都市，其历史文化传统原本就很复杂。殖民地文化和本土封建文化的畸形混合，给普通市民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加上市场经济进程中，各种思潮和文化汹涌澎湃，影响广泛。在缺少引导和分辨的情况下，在利益失衡条件下，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死灰复燃，乘虚而入。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诸如重实惠轻亲情、尔虞我诈、过于精明等不良情绪传染开来，成为某些人私心重、某些家庭矛盾多的重要原因。人心不稳，家庭不稳，社会难稳，所以做社区工作，实际是担当“社会心理调节师”的重要角色。

当然，现在年轻人问题也不可小视。我曾专门调研过，发现静安寺街道33幢写字楼里，有2万多名年轻白领，一半以上是单身，“白领结婚难”构成一个社会现象。我再进一步跟踪，发觉很多白领不是不想谈恋爱，而是根本没时间和机会，他们的婚姻问题不解决，父母不安，企业不安，社会也不安，我为此也呼吁一下，希望我们社会、各单位也要把关心自己职工的个人问题纳入议事日程，应当让出一点空间让他们交友、沟通。现在，我们在街道支持下，率先成立了社区白领婚姻服务机构“相约你我交友沙龙”，短短2年多就吸引了2 000多名白领男女相约交往。

访问人：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你发出“一老一少是最弱的，是最需要关注和保护的”呼声，得到社会认同。我们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在你的工作中，像“老娘舅”、“老年协会”、“单身沙龙”、“志愿者”等等，除了社会阅历、性格直率、实话实说、话锋犀利、晓以情理外，你对人际沟通，有什么自己的箴言？

柏万青：应该用“真言”两字更确切。对从事人际关系沟通，我体会是知识面要广，要从实际、书本方面学。“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也要从他人身上学；还有应变能力要强，现在社会繁杂，很多突发事情始料不及的，这就需要有高超的应变能力，这是书本、学校学不到的，要在实践中锻炼；要有一副“草根脸”，学群众语言，学会与普通老百姓“一起笑、一起闹、一起疯”，我们来自草根、民间，不要作秀样，一身正气、浩气，让老百姓一下子感到是自己人，掏出心里话讲给你听。我感到我们社会好人还是多的，他们普通、平凡，做不经意、不起眼的点滴小事，但反映人性的善良，人格的高尚，我们要把这种好的东西发扬出来，让居民多多交流起来，让人际关系通畅起来，这就是我们上海的力量，国家的希望，社会的未来。和谐因素多了，我们的生活才会更美好！

注：本文与孙中柱先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