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精神和上海文化

辞海精神和上海文化——记出版家巢峰

有次聚会时有位朋友说，可知“上海”之称的来历么？上海原址是南市的老城厢（城隍庙），是“上岸口”；其实它还有个“下海”之称，这不是指票友转为职业演员，也非指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大批官员和文化人士“下海”经商，它其实指“出海口”，地址即在虹口一带。提篮桥附近就有一个“下海庙”，即为地处下海浦，长江船只入海处，此印证也。

我居沪数十年，是第一次听说。不过，倒让我想到另一个“海”——《辞海》，这是薪火相传、精神常葆、学者汇集、精英荟萃的学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前社长、前总编辑巢峰，在全国出版界、辞书界甚具威望，与已故的老一辈革命家夏征农和出版家罗竹风一样，耄耋之年的巢峰老当益壮、不负众望，至今还是“上班族”，担任辞海编委会常务副主任、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历经《辞海》四个版本的编修，为此他感慨地说，“《辞海》是一个‘海’，每一次编修都是探求真理的过程，每一个版本都是历史和时代的大事记、档案馆和里程碑”。

说到巢峰，他曾是上海唯一同时执掌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样的大社、名社的出版家，后为集中精力而专司《辞海》，二十多年前我曾拜识、访问过，我们是“忘年交”。进入21世纪后，我没跑出版界，与巢峰、与《辞海》渐渐疏离，交往见少，不过近两年来又有联系。

2010年夏季，一个溽暑蒸人之日，我有事去辞书社，听说巢老因病住院刚出院在办公室，我便趁时看望了他。巢峰先生毕生致力于“辞海”事业，他始终将辞书社看作自己的“家”，而无论出版界、教育界，还是科技界、医疗界，不少单位多为著名专家留存办公室、聘当顾问，如北京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上海著名整复外科专家张涤生教授等。

当我走进巢峰办公室，心里颇有不平，比起当今那些阔气无比、豪华非凡的国企、央企企业家办公室，巢峰办公室几近简陋甚至破旧——尽管辞书社外形是花园、洋房，但巢峰办公室的设施实在过于陈旧。我怕巢老认不出我，一进门就赶紧报上自己的名字，谁知巢老用厚重的苏北口音的普通话连声说道“认得，认得”，他说自己是新闻界的老朋友，还一连举出好几个我熟悉的同行的名字，还爽朗地补充说“新闻出版本是一家人”。此时的巢老，面容清瘦，脸色略显苍白，或许是病体正在恢复之中，但他的那双眼睛仍一如以往，是那么犀利、有神。

话题从新闻界转到出版界。干出版，做的是无名无利、平淡无奇，但对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具有功德无量、深远影响的《辞海》编修工作。巢老的背后，也是《辞海》的背后，自有讲述不尽的故事。比如，《辞海》1979年版付印了，一名编辑无意中发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条目中，“反饥饿”的“饿”字误成了“俄”。十次校对、三遍通读，居然还有“漏网之鱼”！全社震惊，有人轻描淡写地说：“一个小错，何必大惊小怪？”巢峰质问：“见错不纠，还有什么‘辞海精神’！”他亲自带领编辑赶到印刷厂，硬是把8万册书中的这个错字全部改了过来。回头又作了公开检讨，还敲掉了自己当月的奖金。这类故事形形色色、多姿多彩，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所说的，“每一次编修，我们都坚守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因为《辞海》是一部积累文化、传承文明、塑造民族文化精神的传世之作”。

陈原先生说过：“‘傻子’才去编词典，编词典不是人干的事情，而是圣人干的事情。你钻进去有无穷的趣味，你不钻进去简直是味同嚼蜡。”陈先生的这番话，令人想起16世纪意大利语言学家者斯卡利兹之言：“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项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人的痛苦。”不是局中人，焉知个中味？无怪乎中外辞书学家都有惊人的相似之论。

曾听说，在编纂《辞海》时，罗竹风因为“杂家”事件下放《辞海》而通读全稿；苏步青先生为一条“直线”条目几番斟酌，留下改稿佳话；谢希德同志在“文革”期间，坚持参加工农兵“三结合”定稿，她提出要增加强电子技术发展的词目；裘沛然先生在“批林批孔”中，坚持了“儒医”的正确释义，不同意批“儒医”，他据理力争，说服了参加定稿的工农兵作者；钱伟长先生为“力学”（1979年版称其为“物理学的一个部门”）的失误，理直气壮地向巢老“诉讼”；王元化先生为“文化”这条目，煞费苦心修改；李储文先生为“拉贝日记”词目逐字推敲。每逢关键时刻，特别是在受到“左”的思潮无端指责时，主编夏征农更是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保护了《辞海》的编著者。曾有人问桥梁专家李国豪教授，编《辞海》能拿多少稿费。李教授笑笑说：“我不计较这个。《辞海》是项大工程，涉及几千名作者。如果都要计较收入，那是什么事都干不成的。我很怀念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精神，大家召之即来，一心一意。谁想过稿费？都没有，只感到编《辞海》是件光荣的事情。”这只是主编、副主编间的部分编纂事例，共和国领导人和上海市领导人的关怀以及编纂者间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辞海纪事》和《我与辞海》中有翔实的记述。

编纂《辞海》的词条、释义，既要正确、精确，又要简约、丰腴，是个不易达到的境界，对增删条目、书证辨正等各类问题，有人称作：“面临道道关卡，口口陷阱！”唯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老老实实、阙疑查证，方能不误人子弟、白玉存瑕。当然，若光用一个“苦”字来形容编纂《辞海》，未免片面。“辞海人”说，编纂此中有真趣，苦中也有乐！他们共担风雨，分享甘苦，尤其是经历长时间的求索后，纠正了一条旧条目多少年来的因袭的错误，或者是一个小小差错但却有严重政治影响，或者是对现有《辞海》取得某项突破意义时，编纂人员的快慰之情，不亚于阿基米德发现水的浮力定律、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那般！

巢老长期耕耘在辞书的编辑出版岗位上，严谨治学，严格治社，树立了“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品牌辞书，带出了一支高度负责、精益求精、咬文嚼字、辨微识疵的职业辞书编辑队伍。对于社会上一度刮起的私编滥制辞书之风，巢老予以严厉的批评，弘扬了辞书出版人的浩然正气。他曾对记者说过，当下的出版现象他有许多看不懂：比如，抄袭，居然像《辞海》这样权威的书，还有人敢抄袭；比如，跟风，一本书卖得好了，换个字或谐音，跟上；比如，倒序，以前先有文学图书出版，才有电影改编，现在哪部影视剧火了，便有哪部图书出版；比如，短命，过去出版人以出版“长命书”为荣，现在争着做“短命书”，“印刷机”变成“印钞机”等等。对如此个性、直言，不仅是初涉此道的年轻人，即便是有半生历练的学者，莫不生此感慨。

在我看来，巢老身先士卒的“辞海精神”，是“骆驼精神”和“狮子精神”的组合，平时诚恕，忍辱负重，关键时像狮子勇猛地攻难克坚，而且抉发痛快，敢怒敢言。他不仅属于自己的那个时代，也属于未来，并将随岁月而存。也许他不愿过多地谈论自己，可面对各种《辞海》版本，以及衍生各种辞书副产品，每本辞书其实在开口说话，向你道明一切，任何形容、任何说辞都会黯然失色。

在辞书界，数十年来他和《辞海》紧密相连，犹如云中之龙，但他自谦只是其中偶露的一鳞半爪。说起来，2009年暨新中国60周年华诞前夕最新编纂出版的第六版《辞海》，这是一部凝聚了中国几代学人心血的巨著、一部极具权威的大型综合性辞典，它的每一次编修，都忠实记录了历史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脚步。《辞海》自新中国成立后共发行近600万套、各学科分册近2 000万册，对此他露出自豪的笑容。有不少人包括我，都希望就此整合出巢峰先生的业绩传记，殊不料颇为枉抛心力，无功而返，他总会拒绝谈论自己，也不想给自己作传。或许他有忧思，有隐行，最大的担忧是《辞海》是否后继有人，他寄希望于他的“后来人”，不能过于频繁调动，需要保持相对稳定、持久，必须执著认真，甘于清贫，苦心孤诣，继往开来，建造起一座座文化大厦。为此，巢老将自己的积蓄五十万元拿了出来，设立了一个出版基金，用于奖励为《辞海》辛勤工作的编辑。

在心浮气躁的当今，我们确实需要“辞海人”那种沉淀、沉静、沉潜的精神状态，更需要巢老这样的慷慨资助和奉献。我时常在想，为什么当今的上海仅仅主要是经济的、金融的中心，而不复是曾经的文化大都市？上海文化曾经辉煌过。20世纪的上半叶，上海是远东最著名的国际文化大都市；民国年间的中国，除了学术中心在北京，报业、出版、电影、演艺、娱乐等业界中心统统扎根于上海，造就了半个世纪的海上风华。

上海文化一字以蔽之，是一个“海”字。改革开放语境中的“下海”，意味着“出海”，更多地表明巨大风险和可观回报，带有敢于拼搏、勇于创新的意味。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副林则徐赠友的对联，是我离开巢老办公室从头脑里突然蹦跳出来的，算是我对“辞海精神”的一种诠释，也算得上我对上海文化建设的一个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