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流浪”交融南北

“文化流浪”交融南北

向爱新觉罗·若兰请教何谓榜书、标草？他给予精简的定义：“榜书”，一作“书”，也叫“擘窠书”，实际上是写大字；标草即是标准草书。那多大的字算大字？爱新觉罗·若兰一一道来：最小的叫微楷、小楷，实际上微楷只能叫微刻，带有工艺性质了；再就是小楷。中楷，宽幅相当于食指中指两手指合拢，在此范围以内的叫寸楷，还有半寸楷，顾名思义是一半；寸楷后面是大楷；超出大楷的叫大字，也叫大书；大字概念后来又外延，那就是“榜书”，其实应该叫字；在我看来，一提榜书我认为是大字，大字可大可小，像大的，我看过山海关“天下第一关”（匾额长5.8米，宽1.55米），我孤陋寡闻，没跑过多少地方，但看那五个字够大了，但现在我写的字要比它大得多了。

至于“草书”，自汉至今两千多年，历代前贤在实践中不断发现、不断创新，形成几十甚至几百种各类经典读本，从二王、颜柳、癫张、醉素到70多年前于右任先生创制全新的“标准草书”，爱新觉罗·若兰时常揣摩怀素、孙过庭、董其昌等名家书意，尤其对于右任的“标草”情有独钟，在熟谙草书符号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风格。爱新觉罗·若兰古拙流畅、气势苍弘的书作，至今被国内广大书法爱好者、国家与地方的博物馆、纪念馆所收藏，世界各地亦拥有他的众多知音。

爱新觉罗·若兰自嘲“捏着笔杆走江湖”，是“书法艺术的混血儿”，在“文化流浪”中完成“文化苦旅”的使命。他说文化有地域性、历史性、民族性，由于这种差异，形成书法家的个性风格，所以南北文化、南北书法要形成互动、交融。说起来，如同民族大运河一样。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北书以风骨而胜，南书以韵致而长，北人南相，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机灵而又厚重，这南北交融，书人“大串联”，于书法艺术发展大有益处，久而久之，就会开拓出新的局面。

爱新觉罗·若兰体悟中国书法的精妙，赞叹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在他眼里，这是大文化概念，在各民族交流、交融中不断促进而成。中华文化是一棵大树，京派文化是坚毅而挺拔的树杆，海派文化是繁茂而苍虬的枝叶，长安文化是古朴而深邃的树根，珠江文化是婀娜而娇妍的新花。要说中国文化传统，他认为书法是第一传统。文字从形象开始，用线条组合，千变万化，用笔、蘸上墨汁在纸上留下痕迹，进而带来实际意义。书法是载体，记载历史；这种线条艺术唯有中国有。书法通过古碑流传下来，像有些古碑、石刻坏不了、烂不掉。有个哲人说，真正的文字（书法）并不因人的躯壳不复存在而黯然失色，相反随着时光的流逝会得到锤炼和锻造。所以，书法传承中国文化，见证国家的历史、政治、军事、经济，给人们带来艺术审美、艺术享受。

此刻的爱新觉罗·若兰神情淡定、语调铿锵，他说：“文字是不会淘汰的，当官要用，平民要用，大人、小孩也要用，男的也要用，女的也要用，中国也要用，外国也要用，所以，世界形成‘华语热’。我的字海内外都有，但我不在乎个人出名，只要我的字与社会一起进步，与时代保持一致，我的字终有露面的时候，将来我死了一万年以后，我的字会让一万年后那代人所欣赏，这我是有信心的，所以我要孜孜以求，我还要继续写字！”

古代有左图右史，即用文字记载，文字具有不可替代性。他阐述这样的观点：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才有闲心去练书、画画！过去饥寒交迫，朝不保夕，政治不清明，还有文字狱，谁能静心去练字？练字是娱乐活动，是国家政治清明的表现。练字没有排他性，自己练自己的，人们都专心练字，对社会没干扰！如果一个中国人连字都不好写，不会写，尽写些错别字，起码有伤大雅。你就是个博士、博士后、博导，字写不好，不学不练，也好像有点美中不足吧！咱们现在宣传力度不够，再加上不少年轻人他们现在没有这个意识，暂时没认识到中国字和书法艺术的重要性，我相信，早晚他们会认识到。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我们不禁为爱新觉罗·若兰的恬淡品行、执著精神所感染。也许事情就这么简单，爱新觉罗皇族身份虽成为历史，但在爱新觉罗·若兰的内心深处，从未忘记自己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子孙，是华夏大地灿烂文化的传人，他的“三有”——有志，不甘为二流；有识，知学问无尽；有恒，断无不成事，将激励他在书法大道上奋勇开拓、与时俱进。

注：本文与邱怀友先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