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清谈

读书与清谈

当今人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不说商界的小白领、大老板，单举知识界的学者、教授，媒体界的老记、大编辑，乃至著述界的作家、评论家，足够忙碌的。忙些什么？忙着上课、写作；忙着编译、网摘；忙着开会、演讲等等，可谓风风火火，来去匆匆。

这些都不算错，是职业分内事，理当忙碌。问题不在于此。倘若在整日里忙得昏天黑地，几乎喘不过气来自问一句：我这样忙有没有价值？也许会无奈回答：为谋生计，亦为赚钱！好，既然如此，不妨再追问一下：有没有闲情逸致去翻阅与自己职业无关的书籍？有没有雅兴趣味邀二三知己来一番玄学清谈？说实话，我始终找不到满意答案。

现代读书人是务实的，因为商业经济让现代读书人多长了一个心眼。“唯利是图”是商人的一大特质，“无利不干”则成了现代读书人的一大圭臬。百无一用是书生，可现在书生一用胜百无，因为拥有专业知识，且加上智慧脑袋，所以赚钱本事比人家高明，然而高明是高明了，但满脑子也被金钱套住，身心失去自由，失去了往昔追寻知识、寻求真理的热忱，失却了一种读书中休憩、休憩中读书的精神享受。

这绝不是读书人的理想状态，尤其对人文知识界来说，读书、散步、清谈、遐想、做梦，都必不可少。倘无超越日常生活的渴望，缺乏纯粹知识的追求，没有形而上的思考，这样的知识人必定是侏儒型，只能作“低空飞翔”。我有时感悟苍天的伟大，它无情亦有情，甚至会经常开点玩笑：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流行“侃大山”，“清谈主义”笼罩知识界，一时名士、高人此起彼出，不过太“虚”了，老百姓并不买账；此后，在“不搞争论”的号令下，不少知识人“华丽转身”，或下海、或转岗、或营运，于是学校变成学店，学位变成价位，这是否又太“实”了——过于实用主义或实物主义了？苍天是否正用这一“虚”一“实”来幽默读书人，看看读书人如何拿捏？

在实用主义盛行的氛围里，常常会出现见怪不怪的现象：读书人绝少能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谈学问，人人步履匆匆，个个在意自我，而对别人的工作不感兴趣，也很少了解。还有更奇的，读书人也很少关注和在意同事们的文章与著作，常可与外人推心置腹，却不愿和忽略近在眼前的同事间交流。是视而不见，还是麻木不仁？我为此苦苦思索，久而久之，只能从读书实用主义害苦读书人的角度来理解。

也许多想无济于事，便索性矫枉过正，我为此主张现代读书人应该有所“清谈”，可以书生意气、坐而论道，可以娓娓而谈、慷慨激昂，哪怕争得脸红脖子粗、唾沫飞扬，只要思想交锋、观点交战，这样的“清谈”有助于知识人的环境生存，显出知识人的志向和情怀。有人说“清谈误国”。否！君不见，在当今知识界有哪些人在真正读书？又有哪些人能真正“清谈”？今日之中国，“大师”多多，不过徒有虚名；今日之学界，“博导”满街，只是过眼烟云。“清谈”须有学养，当有本事，不是时俗之辈而能“清”所“谈”的！我以为，若有人能“清谈”一番，至少让人为之一醒，亦为之一振，如此“清谈”，使人读活书，也使书润活人，不管妙语连珠，还是机锋四出，这才是人们丰盛的“精神会餐”！

这里，我想起鲁迅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鲁迅在讲演中首次明确提出“曹丕的一个时代为‘文学的自觉时代’”。所谓“自觉”，是指文学逐步摆脱了此前附加于其上的政治功利、道德教化与生活实用等种种外在累赘，开始以其自身为目的运思，从而表现出了对于文学审美特征的高度自省。正因为如此，魏晋文章才在思想与艺术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高度成就。可以说，以论辩学理为主要内容的“清谈”，开创了学术平等、思想自由的新局面，有力地冲击了经学的家法、师法，更进一步地增强了知识分子的个性独立和平等的意识，削弱了在汉代时期不断强化的人身依附关系，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打破了汉代自武帝以后所形成的“独尊儒术”局面，使道、法、名等其他学派又重新活跃起来，形成了继春秋战国之后第二次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魏晋文章凸显了犀利明快、攻守有余、文辞华美、文思绵密的风格。可见“清谈”未必误国殃民，至少在文坛上领风气之先。

有学者曾为知识分子下了定义，认为知识分子是合理主义者，又是相对主义者；既热爱祖国，又反对任何一个执政党；既兢兢业业工作，又对各级领导从未满意过；既靠批评为生，以批评现实为天职，社会地位又完全依赖于批评。这样的定义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抱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读书生活为主要生存条件的知识分子，其批评式的“清谈”或“清议”，是其个性，也是其特性，可惜当今知识分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读书人，渐渐丧失批评功能，丢弃批评职能，忙着崇拜财神，哪有工夫思考国家未来之途！读书人变得实用，实用将会收买与惩罚读书人，对此我深信不疑。过去我常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最有能耐，但至今我不敢说了，我甚至怀疑现代中国读书人最无耐性，不仅治学上，而且连基本生活面上也不甘落寞，对丧失“清谈”功能的知识分子来说，唯有对财富、金钱的渴望、焦虑，纵观学术界、文化界包括经济界的知识分子，浮躁之风几近吹遍每一个角落，不要说“十年磨一剑”，恐怕连几星期的“闭关”都经受不住，要说献身学术、清苦一辈的人，恐怕再也无处寻觅。这是时代的悲哀、世纪的悲哀，是当今中国社会一大不幸，也是中国读书人的一大耻辱。其中原因复杂，有读书人自身因素，更有金钱诱惑，而那套文化生态也“罪责难逃”，当然，当政者若用“金双戈”钩住知识人的灵魂，这将更可怕！

如此论说读书与清谈，无非是想唤起读书人的良知与勇气。写到这里，不禁想起玛格丽特·米切尔所写的小说《飘》，与主人公斯佳丽有生活纠葛的巴特勒说了这么一句话：“打仗就跟香槟酒一样，它能麻醉一个英雄，也能麻醉一个懦夫。在战场上，傻瓜也会变得勇敢，因为不勇敢他就没命了。”看来，要让读书人有雅兴、有心情读书，能静心、潜心“清谈”，谈学问、谈追求、谈理想、谈真理，这需要大氛围和小环境，像打仗一样，当然绝不是名利的格斗场，在这样的临战氛围里，才会有真正的勇士与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