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触电”

文人“触电”

我们的孔老夫子曾有句名言：“述而不作”，所以中国的文化人大体上爱讲述而不喜著述，在政治高压下，讲述毕竟有限传播，著述将会无限扩展，一旦统治者龙颜发怒，文字之“作”是白纸黑字，属逃也逃不脱的罪证；而口嘴之“述”，既可作辩白，还可自我辩护乃至抵赖。若从学术角度，讲述即使矛盾，亦可补阙甚至自圆其说；著述则需严谨、推敲，容不得漏洞，故真正的文化人为学问日夜怵惕、坚守一心，从而打磨火气，保持清净的心境。

可能时代不同了，现在的文人“述”的方式与平台比过去大多了，“作”之费神费脑、吃力不讨好，“述”之有脸面、有光彩，还有金票，何乐不为！所以头脑灵活的文人纷纷“触电”出镜，文人之“述”和“述”之文人多了起来，便也一时成了“公众人物”甚至“大众情人”，如此这般，学问的大小便以出镜频率多少、公众认知高低而衡量，文人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不少人顾得肚子便顾不了面子，有了面子才会有肚子，以前是足不出户、脚不出门，现在是到处游走、信口开河，热烘烘的头脑卖给冷冰冰的电脑（机器），每天大量炒“作”而不是静心读书、冷静思考，文人的天职和道义变成可以明码标价的市场买卖，几乎集体性地患上“操守败坏症”，一会儿傍“款爷”，一会儿效“明星”，对社会良知、大众利益，不过是“打哈哈”，强颜欢笑之作、倚门卖笑之姿，大有“文人作‘妓’”的神态。

也许以前上品的文人，大抵是平民出身，故能感受平民的苦痛，当然也就痛痛快快地为平民而“述”而“作”，挺起腰杆为平民说话，因此平民以为文人对于自身是有益、有功，于是赞成他、欢迎他。可现在，大众媒体手段、技术将不怎么样的文人“靓”出来，随着荣誉与地位的不断提升、放大，不怎么样的文人却把自己的平民角色忘记了，从而游离成一种特殊阶层，自以为了不得，到阔人家里去赴宴会、堂会，钱也多了，房子也大了，终于与平民远远地避开，享受高贵的生活，日渐失去往日的激情，冲淡原先的义愤，也记不得从前一切贫苦的日子，早先的“不通世故”，变成了“深于世故”，对如此“触电”“变阔”，平民们最终会识别、还其庐山真面目的。

曾有大左派把中国文人比做是会“翘尾巴”的“猴子”，他的理论是不狠抽几鞭，那条尾巴是断然不会缩进去的，所以在“玩把戏”的圈套下，几十年前的中国文人被左派先生整得服服帖帖，非但“尾巴”被割掉，连屁股的肉也裸露出来，还要战战兢兢“下岸”“洗澡”。如果说，现在的文人比过去享受更大的政治民主、社会进步，那么文人“触电”恐怕自由到“作妓”了——连人格、尊严都不顾，心甘情愿地出卖灵魂、品行，看上去好像是“尾巴论”的颠覆、反动，可实际还是脱不了“尾巴论”的窠臼、脱不了“猴子说”的干系。当然，从实情看，“作妓”也真未必是中国绝大多数文人所为、所想，更为有骨气、有良知的文化人所不屑，不过是“几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但也不可小觑这少数，说真的，这些鼠屎大模大样、正儿八经地“述”——有些不但“述”还大胆“作”，真正有良知的文人该作何感想？他们为文不痛不痒，摇头晃脑大谈“风月”、大说“风情”，实际想得到什么，只不过是摇尾乞怜，从小的方面说，为了鼓起私囊，为了私囊，不惜“作妓”，连一个乞丐都不如。

应该说，中国文人历有“骨气”。所谓“骨气”，最重要的无非两处：一是脊梁骨，二是喉骨。在历史的长河里，真正的文人是有操守、德行的，他们哪怕是惊鸿孤雁，也会勇敢地飞翔，引来规正的雁阵；他们中的大多数“不贪，不躁，为天下立正气”，他们会发乎内心，呼唤良知，而不为物欲世态左右；他们通常用铁肩担负道义，用理性认清和评判世界，用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来关爱人间，对世间冷暖绝不冷漠处之、冷淡待之。中国的平民需要这样的文人，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来感谢和回报的。

文人“触电”、文人作“妓”的现象，权当是历史长河里的一个小小旋涡，终挡不住大江东流。尽管“触电”文人、“作妓”文人或仕途奔兢，或香草美人，但大多数正直文人正在砥砺奋进，对这般文人嗤之以鼻，因为他们懂得，文化人的最终成果是人格，文化人最值得骄傲的在于自尊，尽管有高官厚禄的利诱，在这方面大可不“述”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