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的公正和公允

史家的公正和公允——重读《史记》

汉武帝时代的张骞，在今人看来是民族大英雄，作为我国汉代著名而卓越的探险家、旅行家、外交家，他对开拓丝绸之路有重大贡献，不仅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而且还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等。汉能通西域，不能不谓是张骞首建奇功，且张骞在西域有威信，使得后来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

可在读《史记》中，我觉得司马迁对张骞颇有微词，不如后来著《汉书》的班固那样对张骞大加褒扬。司马迁与张骞同时代，而且比张骞年长九岁，自遭“李陵之祸”被宫刑后，司马迁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不要说同僚，即使对汉武帝也有不恭不敬，这种复杂、微妙的情感不经意地流露在《史记》里，所以他对引发汉武帝野心欲望的“好事之臣”，多是讥讽之言，在司马迁眼里，张骞就是其中之一。

可在汉武帝眼里，张骞却是足智多谋、见多识广的能臣。在张骞第一次出使大月氏13年返汉后，带回了大量的奇闻逸事，让年轻的汉武帝倍感兴趣。重要的是，在张骞参与的汉匈战争中，凭借对匈奴的了解，张骞提出了很多正确建议，使汉王朝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至此，汉武帝便对张骞宠信有加——元朔三年（前126）时，任命张骞为太中大夫，六年（前123）时，封张骞为“博望侯”，元狩二年（前121）时，派张骞与霍去病左右夹击匈奴，张骞率军一万，而飞将军李广则率军五千。以上种种，足见汉武帝对张骞的信任与器重。

作为史官的司马迁，似乎意识到汉武帝好大喜功、奢望多欲的心态，而且清醒地看到武帝朝为“多事之期”，连年穷兵黩武，国力虚耗，国家户口减半，民不聊生，司马迁正因为由战事得祸，“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可在记史时不便明言汉武帝之过，只能退而求其次，而张骞便首当其冲，成为司马迁的讥讽对象之一。

司马迁“文攻”张骞当然不是赤裸裸的，他用客观事实讥讽张骞的朝廷建言是不可行的，如归汉后的张骞因在大夏见到蜀布、邛竹杖，便推断，经蜀郡过身毒到大夏的道路近便，且无匈奴拦截。于是天子发使而求西夷道，结果皆闭昆，莫能通身毒国。司马迁用了两个“盛言”，其一是张骞“盛言”出西南夷求道的好处；其二是张骞派出的使者归来后，“盛言”“滇国可亲附”。但结果呢，却用了三个“莫能通”，以此讥讽张骞的“盛言”只能使国家多事、劳民伤财罢了。

《史记》中还讲述了张骞“误期当斩，赎为庶人”的史实，分别见于《李将军列传》、《大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这些记载中，即去往匈奴的战争中，失期的将领包括张骞只有三人，其他二人分别是公孙敖和李广。司马迁也记载了公孙敖失期当斩之事，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也记为“去匈奴畏懦”。但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却对“失期”的原因作了解释——“骠骑将军出北地，已逐深入，与合骑侯失道，不相得”，也就是说“失期”的原因是因为迷路，这在当时非常正常。至于李广的“失期”，在《李将军列传》中借李广之口也予以解释——“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指出“失期”的原因是大将军有意让他绕道而行，而他在行军途中迷路所致。这样一来，读者不仅不会对李广产生轻视之意，反而会为李广因此而自杀的悲壮所感动。但对于张骞的“失期”，司马迁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原因，这就给历史留下“悬案”，也给读者形成阅读空间。

我细细想来，张骞的“失期”或“行留迟”大致或是迷路，或是天气等原因所致，并非是张骞的胆怯畏懦，故意行军迟缓，以至误期当斩。原因有三：一是张骞若是畏懦之人，那么，他不会吃常人所不能吃的苦，冒常人所不能冒的险，竭尽全力去完成使命；他完全可以留在长安，当个安稳官，即便是滞留匈奴，大可享受天伦之乐，而他却并没有这样做；二是按照汉代军法，不能按预期时间到达某地会合者，当斩。在任何将领都知道此条规定的情况下，如若不是事出有因，谁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三是张骞虽然在匈奴久住，但从其导军的范围看，他主要是在单于王庭所在的匈奴中部和右贤王所在的右部活动，对左贤王所在的匈奴左地并不熟悉，因此，不排除他此次行进有迷失道路的可能。从张骞赶到战场“汉军罢，弗能追”的情形来看，因不识地形而迷路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在张骞“失期”这件事上，不知是司马迁有意为之还是无意疏忽，看来，对张骞的“污点”不做任何解释，司马迁有弦外之音。

富有意味的是，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对李广父子的英勇神武，极尽笔墨能事。而张骞赶到时“匈奴军乃解去，汉军罢，弗能追”，对张骞部队与匈奴交战的情况却只字未提。难道说，张骞的一万骑兵，不经过奋勇厮杀，三倍于（除李广部歼灭匈奴四千骑外，匈奴尚有三万六千骑）汉军的匈奴铁骑，会自行解去？这实在令人无法信服。司马迁这样写的目的无非是说：像李广这样有勇有谋的将军，却要配合张骞那样的人（从领兵多少，可断，张骞是此路主力），而汉武帝让张骞领骑一万，却没起到任何作用！如此这般，既讥讽了汉武帝，又矮化了张骞。

司马迁对张骞的成见如此之深，或许他认为，如果没有张骞通西域，就没有西域的情况，汉匈之间的战争规模就不会扩大；如果张骞不通西域，也就没有以后征大宛，夺天马的诸多事端。即就是汉武帝想宠幸李广利，让其拜侯封爵，也没有机会。倘若汉武帝不用李广利这样的庸才，李陵也不会负气自求出征而遇单于重兵被俘。那么也就不会有司马迁为李陵辩解而背上“诅贰师”、“诬上”的罪名，遭受奇耻“宫刑”。这种想法随着汉武帝开边带来的国力虚耗、百姓减半的状况，愈演愈烈。司马迁自不自觉便将这种情绪，流著于笔端。

客观地说，张骞出现在《史记》中给读者的印象并不鲜活。张骞被削职为民后，“天子仍数问骞大夏之属”。至于张骞的“智囊建言”，对汉武帝只有四次：其一为西域报告书，是例行报告；其二是建言从西南夷通身毒，“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其三，是建言联络乌孙以“断匈奴右臂”，“天子以为然”；其四是张骞再度出使乌孙后，西域诸国皆随汉使来汉觐见天子，“天子大悦”。尽管寥寥数语，足以表现汉武帝对张骞言听计从。张骞虽是司马迁的讥讽对象之一，但司马迁并没将他一棍子打死，而是公正、公允地勾画了张骞形象，虽然有时也用“春秋笔法”。

司马迁毕竟是伟大的，他深知一个行旅者的艰辛。年轻时，司马迁也曾奉使求道西南夷，兴许拥有这样的经历，使他“惺惺相惜”，深深了解张骞作为一个使者路途的艰辛和险恶，所以不挟私怨，依然公正、公允地写下历史；而良好的史德，也促使他要把像张骞这样影响当世极广的人物事迹，尽量记录下来。正是这样，后世之班固著《汉书》，采撷《史记·大宛列传》而成《张骞传》，给后来的读者们真正了解张骞留下了宝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