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残梦忆红儿

古城残梦忆红儿

李砚鸿，初为无名鼓姬，后成了张宗昌的姨太太，张死后，又成为某阔人之妾。刘云若在《古城残梦忆红儿》（刊于1933年12月7日《大报》）中说他和李砚鸿曾“有过很平常的遇合，发生过微薄的感情”。

《古城残梦忆红儿》一开篇首先写了李砚鸿的境况：去年张宗昌被刺后，“以三千金遣出。”今年北平报上刊有李砚鸿的“不名誉的记载”，李在报上发表“辨正文字，写得楚楚可怜”。最近从报上得知李氏受南京某阔人之聘，“甘心作妾”了。接着说：“许多的悲欢荣辱，只在转瞬间变幻过去，在她自己，或者只觉得经过得意和失意两种境遇。在我们旁观看来，这小妮子的额上，似已和赛金花一样的印着凄哀的史诗了。”

“四年前吧，那一年是我在情场中举行清党运动的纪念年，两个可爱的情人，死了一个，恼了一个，一个可怕的情人，偏她不死不恼，只管纠缠不解，我感觉精神痛苦了。暮春的一天，仰望着天际白云，忽动了海阔天空之念，于是提了个旅行箱，飘然离开天津。……北京到了……就住在东城瀛寰饭店。”四年前，正是刘云若写《春风回梦记》的时候，生活中这“两个可爱的情人”，无疑就是小说中“一殡出双棺”的原型。云若早年诗词有“湘瑟秦箫俱有情”、“莺与燕，空相待”等句，其本事原出于此，而这又是刘云若与李砚鸿“平常的遇合”的“语境”。

刘云若在饭店待了三天，百无聊赖，一日逛到天桥，“忽闻鼓声嘭嘭，发于咫尺，转身一看，才发现了一家鼓书场。……虽然鼓声并不是柔美的好音，然而这鼓声竟敲得那样轻缓无力，暗示是发由女子的玉腕，于是这一理会到女子，才好似被鼓槌打动我的心弦。我低头看时，原来是一个薄嘴唇的北京□□旗式的中年人。”进到书场后，他点了一曲《丑末寅初》，那薄嘴唇就喊道：“李砚红，唱《丑末寅初》。”“她在众鼓姬中，有特别羞异的风度，是一个年纪不到二十，具有十足东方□静和柔美两美点的少女。一张瓜子脸儿，白得和身上的雪色绸旗袍，几乎难分深浅。面貌被秀气充满，眉是柳叶形，并没经过摩登化的修饰。眼睛也是一汪水，可惜稍凝滞些，好似不生波的止水。身材长短合度，但因未曾发育，上下的直径相同，没有特凸特凹的曲线。尤其是那一件不可体的旗袍，便有曲线美也要淹没不彰。凭心说来，□不能不算中人以上的姿色，无奈小家碧玉的气氛太重，而且通身上没有熟的显露。这已使她减色不少。更加颈后好带一根落伍的标识——长辫。这种种使我理会她是群姬中一个最不得意的人。”“她在台上唱着，声音是那样细柔而低哑，若不是有管弦相和，几乎像是拉长了声音说话。但在唱的中间，忽而使我惊异，因为她面上竟有表情了，这表情并不是传达曲中之意，而是对于我的动作，□唱着向我注目，约十秒钟，脸上隐隐红起来，眼光把头儿和身体一齐移向左方。看得出是女儿家心灵起了变化，形于外便成为羞涩了。须臾她的身体与眼光，又同移向正面，对我注目再看，脸儿再红，眼光再躲，身体又移向右方。这样连连几次，好像转三面的摇头电扇。最后我把她的眼光再一相遇，忽然忆起在十年前，和一个鼓姬□眼色的故事，无端惭愧起来。……避开她的眼光。”“曲子唱到最末一句了，我再抬起眼皮，向她作个临别的注视。她见我忽而瞧她，声带突而涩了，这一句几乎没唱出来。”

李砚鸿是1931年张宗昌在一次宴会上遇到的一位年方二十的梨花大鼓艺人，当时唤作李艳红，后纳为二十三姨太。李艳红就是《古城残梦忆红儿》中的李砚红，题目中的“红儿”。

《古城残梦忆红儿》开篇有诗云：“花开鬘天万丈愁，樽前谁与说杭州。馀情一火心长爇，车走雷声雨入楼。”当年“微薄的感情”终成万丈的深愁，这多半是因为今日红儿额上已“印着凄哀的史诗”，曾引动馀情的风姿已永不可见。

癸巳初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