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与公民责任

环境保护与公民责任

梁从诫

北京大学教授

主持人：万象更新，思想为先，欢迎收看今天的世纪讲坛。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名门之后，他是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先生。梁先生可以说从祖辈和父辈身上继承的更多的是责任感，十年前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也是我国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个环保组织，名字叫做“自然之友”。十年来他印制的名片都是用废旧的纸张，而且从来不用一次性的筷子，可以说他使环保从绿色高调变成了一件身体力行的事儿。今天我们将带来梁教授精彩的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环境保护与公民责任》。

演讲

在我讲演开始的时候，我先想给大家讲两个小故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从这两个小故事也可以看到中国的环境问题，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有一年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到宁夏去视察，宁夏有个西海固地区，大家都知道，固原、西吉、海原，这三个地方是中国最贫困最干旱的地区。我到西海固地区去视察的时候，在一个村子边上，看见一个小姐姐牵着一个小弟弟，一个手里拿着铁丝拴着的破铁桶，一个手里拿了一把自己用铁丝做的小耙子。我问她干什么去？她说要到草原上去挖发菜。大家知道挖发菜对于草原的破坏是很严重的，因为她挖了一个洞，就等于多了一个伤口，这个洞就会逐渐地沙化，就会越变越大、越变越大，就会把草原破坏。但是我一看这一个小姐姐牵着一个小弟弟，我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是极度缺水的地方，那个小姐姐和那个弟弟除了眼圈是白的，嘴唇边上是白的，剩下整个脸是黑的，一个黑壳子。我说他们大概从来没有洗过脸。我在那儿想，他们拿着那个小铁桶去挖发菜，第一，她挖得着挖不着，这不敢说。挖着她能挖多少？那么一个小耙子，她能挖多少？也许挖来的那点发菜卖几毛钱，说不定就是他们家的饭钱，也许是一两天的饭钱，就靠这点挖来的发菜来维持。所以我话到嘴边，小朋友，你不能破坏环境啊，你要去保护环境。但这个话我怎么忍心说，我说不出口，于是我就看着他们到草原上去挖发菜去。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也是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那时候三峡还没有开始上马，已经定了要上马，但是工程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到三峡库区边上的一个县城去视察。我们是坐船去的，还没有到县城的时候，就看见从县城里头一条黑水，像酱油的一条黑汤沿着长江边上往下游流过去，下游就是宜昌、襄樊、武汉等等这些大城市。我上岸以后就问县领导，我说这是不是你们县里头的污染。那县领导很坦率说是一个造纸厂。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造纸厂这样子污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每天黑水流到长江里头去，下游有那么多的城市，还要靠长江的水来维持，你忍心吗？为什么你不装一个污水处理装置。他说，我这个造纸厂，是大跃进时期所谓两口大锅起家的那种厂。如果装一套污水处理装置，这个投资就超过我整个厂的固定资产投资，我装不起。那么我就问他，那你能不能把这个厂停下来，他说，我这个厂两千个人，五口之家就是一万人吃饭，我这个厂要维持着我这个县的一万人的生计问题，而这个县总共才有七八万人口。他说我如果把这个厂关了，谁来给我维持这一万人的吃饭问题。再说，我这个县城几年以后，三峡大坝修好，我整个县城被淹没，我修污水处理厂干什么，没几年的事，不仅这个厂子要淹，我整个县城都淹掉，我修它干什么。问得我哑口无言，我不是没话说，因为我不在其位，我不谋其政。我怎么能够去说你用什么办法来维持你这一万人的吃饭问题，我又不能替他拿出主意，来帮助他解决这个吃饭的问题。所以这两个故事给我的印象都非常深，我一直记到今天。

可以说中国的环境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或者是一个政策问题，或者是一个法律问题。我想中国的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是各方面都牵扯在一起的一个社会问题。如果这些社会问题不解决，你仅仅是靠一种新技术，新的制度，或者是新的法规，就想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是办不到的。

我是上世纪30年代后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上小学的，那个时候我的老师就跟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中国那个时候确实是地大物博，但是那个时候中国人口是多少呢？我上小学的时候，四万万五千万。我再往前说一点，大家知不知道，清朝的前期，康熙乾隆时期，那时候中国人口是多少？也就是一亿左右。三百多年前，中国的人口不过一亿左右，到了一百年前，就是八国联军的时候，八国联军打败了清政府，索要赔款，赔款总额是多少，我不知道在座的知不知道，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这个数字怎么出来的？就是当时都认为中国是四万万五千万人，你们中国人打败了，要你们每个人赔我们一两白银。这是一段国耻，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来讲历史的，我们讲环境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口也不过四万万五千万。到了建国初期，1958年，毛主席曾经重上井冈山，老人家高兴了，写了一首诗，诗名好像就叫做《重上井冈山》。头两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那个时候人口只有六亿啊。我那时候在北大念书，我们北大的校长马寅初提出来要限制中国的人口的发展，结果被毛主席给批判了一顿。毛主席批判马寅初的最主要的论据是什么呢？说马寅初只看到了人口，而没有看到人手。他的意思说，人口是吃饭的，就是人是一个消费者，但是他没有看到人手，人是一个劳动者，是可以创造财富的。但是如果劳动者只有两只手而没有相应的生产资料和他相配合的话，他照样要饿死。三年困难期间，我们饿死了两千多万，非正常死亡两千多万人，那不就是光有两只手，但是没有生产资料嘛。所以人只有两只手，只是作为一个劳动者，而没有相应的生产资料的话，那么也是白搭。但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并不能像人口一样无限地增长，而在迅速地消耗掉，没有增长。我们的人口是在增长，但是生产资料，我们的自然资源是在迅速地消耗着。

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接受美国一家传媒采访的时候，曾经提出一个很好的说法，他说，中国的问题就是一个乘法，一个除法，中国每一个人要消费一点，浪费一点，排放一点，拿十三亿一乘，就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说句粗话，我现在喝一杯水，喝完了水我上厕所去一趟，就成了污染。十三亿人，我说句粗话，一人一泡尿就不得了，就一个游泳池大概都装不下。这是温家宝总理讲的一个乘法，还有一个除法，中国不管有多少资源，耕地也好，水也好，森林也好，草原也好，矿产也好，拿十三亿一除，一个人还剩多少？温家宝总理讲这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中国的问题就是一个乘法，一个除法。大家一定要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我们每天都在既参与这个乘法，也在参与这个除法。我们每天都在消费中国的很少的一点资源，而我们每个人都在消耗着这些资源，所以我们既参与了乘法，也参与了除法。中国的资源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我没有一个全面的数字在这儿，但是我们可以用几个最基本的数据来说明中国的资源情况。拿耕地来讲，我们现在的人均耕地有不同的统计，最严格的统计，说中国的人均耕地只剩了一亩一分地。乐观一点的统计，说中国的耕地是人均一亩五分地。大概中国整个现有的耕地是十九亿亩左右，那么大家拿十三亿一除，大家可以算得出来大概是多少，在一亩一分到一亩半这两个数据中间。但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设定的全世界人均耕地的警戒线是多少？是三亩，警戒是三亩，但是我们现在只有一亩一分地。我们现在的一切吃的粮食就是靠这一亩一分地长出来的，包括我们的肉类、家禽、蔬菜等等，都是靠这一亩一分地生长出来的。解放初期，有一句顺口溜，那时候是批评那些分了土地以后就不思进取的中农。什么顺口溜呢？叫做“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现在一想，好家伙，那时候一户还有三十亩地，五口之家的话一个人分六亩地，就算十口之家，一个人还有三亩，而现在只剩了一亩一分地。解放初期，土改前后我们土地的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再以水来说，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贫水国家，缺水国家，按世界排名，中国排在一百多位以后，是一个极度缺水的国家。我是从北京来的，北京的水可是不得了，是极度紧缺。大家知道，北京在正常来水年度，就是正常年月，就不是特别干旱，也不是雨水特别大的正常年份，北京每个人的淡水占有量不到三百立方，二百九十多立方。而著名的沙漠国家以色列人均淡水占有量三百零六立方，我们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人均淡水占有量，还不如沙漠国家的以色列。大家可以想像，中国水的缺乏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这个国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总体比较均衡的话，那么也许我们的环境问题还不至于像现在这么严重。但是很可惜，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块土地是一块不均衡的土地。我带了一块小小的塑料的立体的中国地形图，大家来看看这个图。大家看看只有东南沿海这一片绿色的地方是真正适合于人类生存的，而这个青藏高原动不动海拔四五千，动不动零下四五十度，连藏羚羊都活不成，何况人呢？所以那个地方是不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中国十三亿人口基本上就是靠这一片土地来维持。我这还有一张图，大家看看这张图，这是中国人口分布图。我每次看这张图都觉得心里受到震撼，大家看看中国人口挤在哪里啊，就挤在东南沿海这一块。我们的一切吃穿住用，吃喝拉撒全都靠这块土地。十三亿人，如果是平均地分布在这块国土上，日子可能还好过一点。但是很可惜，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国土就是这样一片不平衡的国土，所以我们的吃穿住用主要是靠这一小块土地来维持。说到这里我就想提醒大家，我们刚才讲了，我们中国的人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所以按人均资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少。但同时我们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大。按说中国人口多，平均资源少，应该是约束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可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机遇，正是在恰好是我们人口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均资源从来没有这么少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经济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就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大。这个矛盾怎么解决？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提高，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是受惠者，我个人也是受惠者。那么老人一说话，就是，哎呀，当年我们如何如何，这话我就不跟你们说了。但是说起当年如何如何，台下老一辈的都坐在这儿，都对当年我们拿油票布票买东西的时代，记忆犹新。但是现在大家根本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怎么过日子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受惠者。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不是没有代价的，我们这样的速度和规模所需要的代价，我们能支撑多久？这是我特别关注的中国的环境问题的原因。我们能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不仅是资源的支撑，能源的支撑，还有环境容量的支撑。我们究竟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换得这样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我们能够维持多长的时间？

本来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条件下，我们中国人的生产也好，消费也好，都应该是特别节约型的，但是我下面给大家讲一组数字，我们中国恰恰不是这样。现在中国的钢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钢产大国。大跃进时期我们曾经提出的口号叫“超英赶美”，那时候是做梦，现在可不是做梦了，现在变成现实了，真的成了世界第一钢产大国。但是我们每一吨钢所消耗的水是多少呢？我们最好的钢厂产一吨钢的耗水量是二十三吨，效率最差的钢厂生产一吨钢要耗费五十六吨水，而发达国家生产一吨钢耗水多少呢？六吨。大家想想，差距有多大。我们是一个缺水国家，但是我们生产中的耗水量，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我们是个农业大国，我们生产的粮食要解决十三亿人的吃饭问题，但是我们生产一个单位产量的粮食，我们的耗水量是美国的十倍。我们中国的锅炉的热效率平均比发达国家要低20%—25%。2000年，中国每单位产值的能耗是美国的五点五倍，德国的七点五倍，日本的十一点五倍，我们是这样一个不节约型的生产方式。这个数字都是权威的数字，都是各个领域全国政协委员的发言，我把它记录下来的。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的3.3%，但是我们消耗的钢材和煤炭占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我们用了全世界水泥的二分之一，用了三分之一的煤炭和钢材，只生产出3.3%的国内生产总值，这就是我们的生产效率。我们单位产值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浓度、强度，是美国的八倍，德国的二十六倍，日本的六十倍。所以现在中国很多人，说中国现在正在成为世界的工厂，或者是世界的车间，很多人为此沾沾自喜，特别是很多传媒。大家看参考消息，说，某某国家说，中国现在正在成为世界的车间，好像用很沾沾自喜的口吻来说的。我换了一个说法，我说中国现在正在成为世界的厨房。什么意思？好饭好菜做出来，送到国际大餐桌上去，请别人品尝，也受到一些好评，中国菜好吃。但是鸡毛蒜皮肉骨头、肉皮子、刷锅水、剩菜剩饭，都留在你的厨房里。我们还能维持多久？我们愿意心甘情愿地当世界的泔水桶吗？当世界的工厂也好，当世界的车间也好，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我们消耗了自己的能源，接受了生产过程中间所产生的污染物，这样子换取当了世界的车间、世界的工厂的地位。如果说这个工厂和车间是靠如此超额地消费资源和能源来支撑的话，我们的可持续性又在哪里？

再说说中国的污染问题，前面的情况我手头没有现在的数据我就不讲了，但是我记得很清楚，90年代国家环保总局提出来，中国环境治理的重点一个是三河，一个是三湖。三河就是淮河、海河和辽河，三湖是巢湖、太湖和滇池。那么淮河刚才我已经提到了，淮河污染到现在，我记得2000年的12月31日，国家环保总局在淮海搞了一个零点行动。那个意思就是说淮河的治理到此就告一个段落，从2001年的1月1日零时零点开始，淮河就变清了。真是这样吗？很遗憾的是，现在淮河还出现了癌症村，淮河沿岸的老百姓是非常无奈地生活在这个地方。但是，话又说回来，治理淮河，首先要关停这些乡镇企业，如果污染源不治的话，淮河是治不清，治不好的。但问题是说，如果真的把沿着淮河的这些小的乡镇企业关掉，这些农民吃什么？这又回到了我在三峡库区视察的时候所碰到的问题，谁给这些农民饭吃？所以我说，中国的环境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某一项技术，某一项政策、法令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至于说滇池，我个人对滇池是特别有感情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抗日战争时期，我父母带着我躲避日本人到了昆明。所以从小我就知道滇池，我小时候有点印象，后来我又到云南大学去教书，又和滇池结下了很深的关系。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曾经到滇池去游泳，那个时候滇池的水是水清见底，站在水里头，水到胸口，低着头一看，可以看到自己的脚趾甲，水就那么清。可是最近几年滇池变成了什么，整个变成一个臭水塘，真正意义上的臭水塘，一点都不夸张的臭水塘。你在黄昏的时候到滇池边上去，晚风吹来，那个滇池是臭的，长满了水葫芦，典型的污水植物葫芦。你扒开水葫芦一看，下面的水是黑的。现在不要说游泳，你连碰都不敢碰那个水，就到了这种程度。现在滇池污染到这个程度，主要就是因为滇池是昆明最低的一个部分，所以整个昆明的污水，实际上都自然地流入滇池。但是可怜的昆明人，现在昆明水厂的取水口，还在滇池里面，自己喝自己的脏水，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我最近到云南的中甸，也就是所谓的香格里拉。我用香格里拉，是加上个所谓，因为我不承认中甸叫做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是外国小说里莫须有的名字，怎么来正式命名为中国一个县的名字，我是不接受的，所以我还是叫它中甸。我在中甸开了一个生态方面的论坛，碰到了云南省环保厅的一位负责同志。我就问他，我说现在这几年滇池的治理情况怎么样了，他回答我三个字，斩钉截铁地，没希望。云南省环保厅的负责人，敢说是没希望。他说为什么，就是因为周边的污染源治理不了，整个昆明市的污水全都排到滇池里面去，这个滇池怎么能够净化。而且滇池是一个在萎缩的湖泊，它没有大量的来水，它的水源很不充足，所以它不可能自己净化。从滇池的情况也可以看到，什么叫做环境容量，它的周边的环境就这么大，它所能够吸纳的，它所能够自动恢复的环境状况，只能有这么大的能力。超过了这个能力，继续排污，它就没有可能自动地恢复，这就叫环境容量。我们中国岂止是一个滇池，岂止是一个淮河，我们很多地方都在出现类似的情况。

刚才我谈到了世界的厨房，现在我们有两个地方正在进行争当厨房的竞赛，一个就是咱们上海在内的长三角，还有一个就是珠三角，看谁当厨房当得厉害。我感觉这个事情，我忧心忡忡。大家知道，在广东的贵屿，屿就是岛屿的屿，那个地方就是以处理电子垃圾著称的一个地方。那就不仅是它自己成了世界的厨房，而且把别人厨房里的泔水也拉到自己那个地方来处理。贵屿这个地方是专门处理从日本和美国进口的淘汰了的电子产品，包括手提电脑、电视机、电冰箱等等这些电子设备。拿来干什么呢？他把外壳去掉，就是提炼里面那一点点有用的金属。但用什么方式来把这个外壳去掉呢？干脆就烧，或者是用强酸来溶解。所以那个村子，我看了那个照片，我没去过这个地方，我看那个照片，那个村子简直真是叫做乌烟瘴气，那个烧的黑烟滚滚。可怜的老百姓，就为了那一点点有用的金属，要那点活命钱，就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甚至于自己的生命，来换取这点生存的资源。这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这个又和我们国家的大量的人口和人均生存资源的不平衡联系在一起。我们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容量都有一个客观的限度，不是我们想改变就能改变的。唯一能改变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主观上对于生产的态度和对生活消费的态度，这是我们能改变的。

90年代我曾经到过宁夏的一个著名的国营大厂去参观，那个城市的名字我在此隐去，那个市的市长出面来接待我，然后我们去一个工厂去参观，那个工厂生产一种非常特殊的金属。我们到那个工厂去参观，她很得意，就给我们介绍这个工厂的成就。同时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地方水贵如油啊，是极度缺水的城市，我们在当地也感受到了缺水的情况。但是我在参观的过程中间，我去上了一次厕所。没想到，那个厕所里头自来水龙头坏了，还不仅仅是滴水，整个龙头就完全失去控制，哗哗地往下冲水，就往下冲。冲到什么程度呢？以至于整个厕所的地上全是一层水，水多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有人到院子里面去拣了砖头铺在地上踩着过河，上厕所要踩着这个砖头过去上厕所，到了这种程度。可是这个市长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水贵如油。我从厕所回来，我就跟这个市长发了火。我说你水贵如油，你自己到厕所去看看去。可惜我上的是男厕所，这个市长是个女市长。一个自己嘴里在说水贵如油的市领导，她很得意地作为样板的工厂是这样对待水资源的话，谈什么节约资源，节约能源。

再讲讲我们个人，在讲个人的时候我想提到，解放初期有一个字，是个贬义词，什么字呢？豪字，土豪劣绅，强取豪夺，都是坏的意思。可是现在大家上大街上去看看，豪字成了一个褒义词，是值得炫耀的词。到处都是豪，豪宅、豪饮、豪宴、豪车、豪华装修，什么都是豪。这个说明一种心态的变化，当年我们认为浪费资源，豪华享受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现在正好反过来。而且不仅反过来了，还有人以学者的身份，振振有词地提出来，现在我们要批判勤俭的观念。居然有人要提出来批判勤俭，而且还有一套说法，说勤俭是中国人民在贫困时期所形成的道德原则，现在我们富裕了，这个道德原则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而且现在我们要舍得消费，只有舍得消费，我们才能够拉动内需，才能形成国内市场，振振有词。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中国每个人都是在大量地消费，我们的资源能够支撑多久？

今天来，我跟大家交流，我希望大家能够接受我的理念，能够改变你们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改进你们的行为方式。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首先管住自己，如果连自己这张嘴都管不住，谈何管别人。所以首先管住我们自己这张嘴，管住我们这双手，管住我们这颗心。如果能够管住自己，你就算是尽了一份责任，如果你行有余力，你再去影响别人。但是我们谁也不是救世主，说是一挥手就天下一片绿，如果我们能够管住我们自己这张嘴，这颗心，这双手的话，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在这方面我自己也是尽了我自己的努力，比如说，我们尽可能地，我们自然之友，不光是我自己了，我们自然之友的很多会员，都尽可能地不用一次性筷子，我的名片是用废纸做的。有人说，你做秀，你这张纸，能解决多大问题。我说，是啊，什么事情都得从零做起，第一步总是一小步。你说这些事小，那么什么事算大事呢？你能够一下子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吗？那算大事，你解决得了吗？你只能从你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从自己身边小事做起，一张纸，一双筷子，能从这种小事做起，那么中国就比较有希望了。有个著名的环保活动家，一位英国的专门研究黑猩猩的，也是社会学家珍·古道尔，珍·古道尔有一句名言，我不知道她当时给你们讲的时候讲过这个话没有。她说，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做的事很少，但是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能改变这个世界。我想用最后这句话来和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