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的中美关系

与时俱进的中美关系

倪世雄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主持人：观众朋友新年好，我们今天请到的演讲嘉宾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主任，著名的中美关系研究专家倪世雄教授，我们一起来欢迎倪教授的到来。

倪世雄：观众朋友们，新年好。

主持人：倪教授非常忙，上个月还在美国，是吗？

倪世雄：是的，正好碰巧温总理在美国访问。

主持人：您是随行吗？

倪世雄：不是随行，我正好去参加一个会议。那天华盛顿下了第一场大雪，雪后初晴，阳光灿烂。我到了温总理下榻的布莱尔国宾馆，到处都飘扬着中美两国的国旗，气氛非常好。所以我亲身感受到了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主持人：这也是一段难得的经历，那您新年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倪世雄：新年里面我想还要继续把我们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工作搞好。中心是1985年成立的，是我们复旦大学前校长谢希德教授亲自创办的，我们要把她没有完成的事业继承下去。

主持人：您在这个中心做多少年了？

倪世雄：十多年了，快二十年了吧。

主持人：据我了解，您原来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后来是怎么研究上中美关系的呢？

倪世雄：这个我想应该归功于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的路线。因为改革开放，再加上1979年中美建交，第二年根据邓小平同志扩大派遣到国外留学生的指示，我有这么个机会。我们国家那个时候开始派遣学者和学生到海外去，特别是到美国去。1980年经过选拔我得到机会到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国际关系的博士后研究。这样我就走上了研究国际关系这个道路了，一直到现在。

主持人：后来您就一直被大家称为是中美政治与文化交流的一个民间大使。倪世雄：这个是不敢当的。但是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吧。

主持人：现在正好是1月份，我本人也特别喜欢1月，因为总是感觉每年的1月份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但是对于中美关系而言好像1月份也是一个特殊的月份。

倪世雄：对，特别是这个1月份。因为二十五年前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是1979年1月1日。建交以后，小平同志就对美国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访问。主持人：那也正好是春节期间，是吗？

倪世雄：他去美国访问正好是大年初一。那年是羊年，羊年吉利。小平同志初一就踏上了去美国访问的路途。我记得他去之前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一生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去美国华盛顿访问。中美关系正常化了，我就可以去了。我去了美国，我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他甚至讲这个话。那次访问非常成功。北京《人民日报》有一个评论说，如果说北京刚刚在鞭炮声中迎来了中国的新春佳节，那么在华盛顿欢迎邓小平同志的礼炮声，将会迎来中美关系的新的时代的到来。所以那次访问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

主持人：所以说今年的1月份好像也是特别地有意义。从1979年中美建交，邓小平访美，再到前一阵温家宝总理访美，可以说中美关系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仍然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着。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倪教授带给我们的《与时俱进的中美关系》，有请倪教授。

演讲

我非常感谢上海教育电视台选择了这么好的时机来谈论中美关系。我刚才提到了中美今年正好是建交二十五周年，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回忆和纪念。所以我想今天就中美关系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想谈一谈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怎么来看中美关系现在的这个新阶段。第二个问题想谈一谈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着的两个方面的挑战。第三个问题我想谈一谈中美关系如何根据二十五年来，乃至于三十多年来曲折发展的历史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和指导方针，继续把中美关系在新的世纪里向前推进。

要谈新阶段我想先要回顾一下，在这新阶段之前中美关系经历了哪几个阶段。从1949—2002年，我想中美关系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49—1972年，这个阶段应该说是中美关系的对抗阶段。大家知道那个时期处在冷战最严重的时期，中美基本上处在一个对抗的状态当中。当然到60年代末这个情况就开始有所转变，特别是1968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国际形势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当时尼克松表示了一种姿态，毛主席抓住了这个历史的机遇，以无产阶级的气魄、智慧和胆识，邀请基辛格两次秘密访华，后来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最后1972年2月21日毛主席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对中国开始进行了“改变世界一周”的访问，先到了北京，然后到了杭州，最后到了上海。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标志着中美关系结束了二十三年的对抗阶段，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72—1979年这七年是中美关系重要的正常化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毛主席非常想把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更快地向前推进。1975年他邀请了美国当时的总统福特访问中国。毛主席苦口婆心地劝福特总统接受他提的三个条件，就是美国军队从台湾撤走，美国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废除美国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这样，中美两国就可以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当时由于国际形势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形势的种种的制约，福特总统没有能够接受毛主席提出的这些条件，所以中美关系没有在当年完成最后的正常化。福特总统走了以后，毛主席非常失望，他对身边人说，“看来我是等不到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这一天了。”

所以，中美关系建交这一个使命是小平同志把它完成的。小平同志1978年复出以后，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勇气、智慧和胆识，突破了中美关系的最后障碍。他先后接见了当时卡特总统派的特使万斯和布热津斯基，接见的时候他提出了中美关系干干脆脆六个字三个条件：撤军，废约，断交，这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的要求。小平同志用非常简练的语言说，干干脆脆就这么三个条件，撤军，废约，断交，这样我们两国就可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小平同志还说，为了照顾现实，我们可以允许美国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民间关系。而且小平同志说，至于台湾问题，中国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我们中国人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奉劝美国朋友不要因这个问题为我们担忧。所以小平同志的话讲得非常非常好，表达了我们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我1988年和布热津斯基博士在哥伦比亚大学一起呆过三个月，他给我讲了当时的一些情景。布热津斯基把这些信息带回去以后，卡特总统很高兴，就接受了小平同志这个建议。所以1978年12月15日，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第二个中美联合公报，我们俗称建交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小平同志在这个月的1月28日，羊年大年初一去美国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访问。就是我们一开始谈到的这个故事。所以从1979年1月份开始，中美关系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中美关系从1979—1989年取得了初步的发展，为中美关系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1979年建交以后，中美两国的贸易额有很大的增长。据看到的统计，在1979年中美建交的时候，中美之间的贸易只有二十四亿美元，但是到了1989年已经接近两百亿美元。1979年的时候几乎没有中国的学者或学生在美国。在小平同志的扩大派遣去海外留学的学者和学生的指示下，1979年、1980年以后就急剧地增长。到1989年的时候，当时已经增加到了六七万。去年我们美国研究中心召开了一次中美教育交流二十五周年的纪念会，统计表明，二十多年来，派往美国的留学学者和学生就达到了二十万。那个阶段是一个初步的发展。而且那个阶段中美的元首的互访，各个层面的交往，经贸、科技、文化、教育，各个领域的合作都开展起来。所以1979—1989年中美关系尽管存在着台湾问题，但是总的来说，那个阶段发展是比较顺利的。到了1989年以后中美关系就比较复杂了，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非常曲折发展的一个过程。

1989年以后，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从1989—1999年第二个十年里面，中美关系经历了三场重大危机的考验。第一场危机就是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跌入了谷底，濒临破裂的边缘，当时我们都非常担心中美关系的走向。美国当时严重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公开支持中国的民运分子，对中国实施政治、军事压力，实施若干项严重的经济制裁，所以当时中美关系确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在这个时候怎么办，毛主席、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美关系这个事业，要不要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继续向前推进，还是停顿或任其继续恶化下去。我想这是当时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即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所关心的，也是当时小平同志尽管退下来以后仍然关心和考虑的。在这种中美关系处于危急的时刻，小平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智慧和胆识挽救了中美关系。

讲到这个事情，我往往就比较动情，因为那个时候小平同志已经退下来了。他曾经说过“我再也不代表党和国家接见外宾了”，但是我们翻开小平文选第三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一年他见了尼克松，见了基辛格，两次见了当时老布什总统派的特使、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布兰特·斯特克劳夫将军，一次是在5月份，一次是在12月份。特别是12月份的那次会见，美国的特使是1989年12月9日到达北京的，他当时要见小平先生。钱其琛外长见他，说我们本来是要安排，可是现在小平先生说了，他不再代表党和国家接见外宾了。因为11月份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他辞去了中央军委最后一个国家领导职务，他说他不见外宾了。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美国提出要见小平先生，但是客观上又比较困难。布兰特·斯特克劳夫说我要见小平先生，不见小平先生我就不回去了。后来这个情况就反映到江泽民主席那里去，江主席第二天见了他，是1989年12月10日。这位美国特使还要执意地见小平先生，江主席就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破例地在1989年12月10日见了美国特使布兰特·斯特克劳夫将军，跟他作了一次很重要的谈话，这篇谈话后来收到邓小平文献第三卷三百五十页到三百五十一页上面。这是非常感人的一篇讲话，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讲话，是一篇历史性的讲话，就是这篇讲话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挽救了中美关系。今天我把这篇讲话的复印件带来了。《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这篇讲话里面，小平同志称美国特使说“您这次访问是非常重要的行动，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同时小平同志提出“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我多次讲过，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的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这里小平同志提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和原则，就是第一处理中美关系时双方都要学会尊重对方，第二大家都让点步，第三问题不要拖了，拖久了不好。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最后说“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每读到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不感动。所以小平同志在中美关系处在危急的时候挽救了中美关系。

1989年以后，我们看到中美关系又遇到了一些问题。1995年李登辉访美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了问题，跌入了低潮，使得两岸关系出现了倒退。然后经过两年的努力，又克服了1995年给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带来的严重的损害，没有完全，但是基本上度过了阴影。中美关系又出现了一个高潮，就是1997年10月份江泽民主席访美和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回访，我想这两次访问应该说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事件。

但是中美关系就是那么曲折。大家回忆一下，到1999年，随着科索沃危机的升级，南斯拉夫战争的爆发，我们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的导弹击中。美国炸了我们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这样又造成了中美关系的一场严重的危机。1999年，第三代领导人根据小平同志关于中美关系的一系列的指示和战略思想，非常冷静沉着地面对这一场突发事件，非常沉着稳重地处理了这一场危机，使得中美关系又度过了这场危机，化险为夷，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前年我有个机会在北京开会，现在的外交部长李肇星同志，那天就对我们几个人讲，那个时候中央如何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解决中美危机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当时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果断地提出了四字方针，就是“斗而不破”。“斗”就是和美国的霸权主义要作坚决的斗争，这是原则性。但是中美关系不能破裂，要千方百计地尽最大的努力维护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对中美两国都是非常重要的，它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我觉得“斗而不破”这个方针，确实是非常好的，体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适当的灵活性的结合，说明了江泽民同志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处理危机，处理重大事件，处理中美关系，更加成熟了。所以在“斗而不破”的方针的指引下，第三场危机也比较顺利地度过了。大家回忆一下，1999年9月份在新西兰奥克兰APEC会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举行了第五次高峰会晤。谈得非常好，两国主张向前看。那个时候江泽民主席提出，中美关系要登高望远才能够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所以在这之后美国就表态支持中国入世。1999年11月15日中美达成了关于WTO的双边协议，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摆脱1999年炸馆事件的阴影，重新走上了恢复的道路。

2000年美国大选小布什总统上台，中美关系一度出现了紧张的态势。2001年发生了4月1日撞机事件，但由于“9·11”事件后，中美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国际恐怖主义，中美在反恐问题上开辟了新的合作领域，所以中美关系迅速地进行调整。2001年10月份在上海APEC会议前夕，江泽民主席和小布什总统在西郊宾馆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会晤，然后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中美关系的目标是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建设性合作关系这七个字，说明中美关系作了一个新的定位的调整。双方都有信心在新的形势下，把中美关系朝着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方向不断地向前推进。

应该说在2001年以后中美关系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态势。2002年我有机会参加了中美知名人士会晤代表团去美国访问，我们一共是八位代表团成员，我有幸作为学者的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去美国访问。所到之处确实感受到美方对我们的情意，对中国人民的情意。所到之处我们都很容易找到共识，都认为在21世纪新的形势下面临着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任务，面临着反恐这个突出的挑战。我们中美有很多理由进行合作，而没有任何理由去进行对抗。所以双方都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的机遇，我们应该抓住它。尽管中美关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应该求同存异，谋求发展。所以我确实深深地感到，2001年的时候中美关系就跟以前的形势都不一样了，中美两国的气氛明显改善，中美关系继续发展的有利条件明显增多。

2002年10月22日到25日，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了他作为国家主席的最后一次访问。他到了小布什总统的克劳福德农场，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就台湾问题、朝鲜问题、经贸问题，以及其他中美共同关心的问题，江主席和小布什总统深入、坦率、友好地交换了意见，取得了新的共识。江主席回到北京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社论，我今天也带来了，这篇社论的题目是《新世纪　新形势　新行动》。这篇社论我个人认为是对江泽民同志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处理中美关系的最全面的一个总结。这篇社论指出“这是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新条件下，在全国各族人民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重要时刻，中国领导人的一次重要出访，中国在外交上采取的一次重大行动”，认为“江主席对克劳福德农场的访问，是在重要的时刻的重要出访和一次重大行动”，三个“重”。而且这篇社论提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应该登高望远，面向未来。在承认世界多样化的基础上，相互尊重，扩大共识，和平竞争，取长补短，努力实现共同进步”。所以这篇社论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它是江泽民同志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处理中美关系的一个最全面的历史性的一个总结。据说这篇社论是政治局讨论定的题目，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的。

我想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1949年到过去的2002年，中美关系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性阶段，第一个是1949—1972年的对抗阶段，第二个是1972—1979年的正常化阶段，第三个是1979—2002年的发展阶段。也很巧，第一个阶段二十三年，第三个阶段二十三年，当中七年。所以这个七年的正常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过渡阶段。从二十三年的对抗经过七年的过渡，实现了二十三年的发展，这是何等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

一开始我就讲，中美关系在原来的三个历史性的阶段的基础上，现在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2002年11月我们党成功地召开了十六大，平稳地、顺利地实现了新老交替，产生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我觉得非常重视中美关系。一年多来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关系在原来的三个历史阶段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而且这一年多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去年5月底6月初胡锦涛同志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去法国的小镇，就是连接法国和瑞士的莱蒙湖湖畔的一个小镇，叫埃维昂，去参加八国首脑高峰会晤当中的南北国家首脑和领导人的非正式会晤。在这个过程当中，胡锦涛主席和小布什总统进行了高峰会晤，这次会晤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据说小布什总统见到胡锦涛主席后说，“我认为中美关系是好的，我希望中美关系今后会更好”。他用了一个比较级，他开始说中美关系是好的，就是“US—China relations is good，and I hope our furture relation-ship will be better”，将会更好。胡锦涛主席马上回答，“我认为中美关系现在是稳定的，我希望中美关系今后更加稳定”，也来一个比较级，而且胡锦涛主席又加了一句，“我希望中美关系能够长期稳定”。不仅是稳定，而且是更加稳定，还要长期稳定。从这个花絮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从胡锦涛主席在埃维昂会见小布什总统的谈话当中可以看出，我们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是要继续推进中美关系，希望在比较长的时期里面，保持一个更加稳定的中美关系，这就是目标。而且胡锦涛主席在前年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访问美国的时候，以及去年和小布什总统在埃维昂会晤的过程当中都强调一点，就是“合作则双赢，对抗则俱损”。所以埃维昂会议以后，我觉得中美合作进一步地扩大了，进一步加深了，显示了非常好的前景。我们看到最近一个阶段中美经济贸易合作势头非常好。据统计，中美贸易额前年已经突破一千亿。

两国元首的互访非常频繁，小布什总统四个月里面两次访问中国，胡锦涛副主席当时访问美国，去年年底温家宝总理对美国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温总理这次访问是非常及时的，非常重要的一次访问，这次访问是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次主要的议题是四个：台湾问题、经贸问题、反恐问题、朝鲜问题，都谈得很好。我们从报道里面看到，在这四个问题上温总理和小布什总统会晤以后，都达成了新的共识，对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地发展将会起深远的历史性的影响。因为我刚才讲到了，我当时在美国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所以大家都充满了信心。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在我们的压力之下，美方特别是小布什总统，两次明确地讲反对台湾方面改变现状的公投，反对台湾方面提出的或者作出的改变现状的言论和行动。所以我觉得温总理这次访问确实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果。

温总理访问回来以后，我们发现中美关系的势头确实是比较好的。我特别要向各位介绍的是，这个月的7号胡锦涛主席接见了美国前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会晤的过程当中，胡锦涛主席强调了三点，第一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上升了，而且他强调中美两国合作的领域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第二点胡锦涛主席这次强调，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就是从更高的高度，更广泛的范围里面来看中美关系。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谈的第三点，他说中美关系今后的发展应该是“加强沟通，增进了解，扩大共识，深化合作”，提出了新的十六字方针。这使我想起了十年前的1993年，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和对美方针的基础上，曾经提出了十六字方针，那个十六字方针是“减少麻烦，增加信任，加强合作，不搞对抗”。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强调有麻烦，有对抗的可能，要减少麻烦，增加信任，加强合作，不搞对抗。十年后的今天，胡锦涛主席对美国来访的重要外宾说，中美两国应该加强沟通，增进了解，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强调的是沟通，了解，共识，合作，而且提出了要深化合作，所以我觉得这就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开拓了更好的前景。

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全面发展的阶段，我觉得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以合作为主旋律，以合作为主趋势，来向前推进。现在不仅中美两国传统领域继续扩大合作，像经济贸易方面，特别现在还注重在新的领域，比如反恐领域进行合作，在很多全球的问题上加强沟通，扩大合作。而且在有些过去中美关系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的领域，能不能缩小分歧，增加共识，通过对话，来促进合作。比如说防扩散，我们中国主张防扩散。过去一讲到防扩散，安全问题，似乎中美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要分歧对抗的。现在开始有一个新的思路，能不能通过对话来把原来有分歧的领域转化为可以对话的领域，甚至可以进行合作的领域。像两军交流现在出现了很好的态势，中美军事关系（在）炸馆事件以后几乎都停止了，前年12月6日熊光楷副总参谋长去美国访问，标志着这一方面的合作交流恢复到副部长级。去年10月份国防部长曹刚川将军去美国进行访问，进一步推动了中美军事交流恢复的过程，几乎恢复到部长级。这两天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正在北京访问，带来一个很好的信息，中美两国在军事领域可以开展更加具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所以我觉得最近一年多来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发展的态势，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有信心进一步推进中美关系，实现建设性合作关系的目标。中美关系发展了，它确实会有利于亚太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接下去我想就转到第二个问题，中美关系现在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最近，中美近二十位学者在锦江饭店的锦江小礼堂开了两天会。会议的题目是中美关系，副标题是合作与管理。为什么中美要合作呢，因为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为什么中美关系要管理呢，因为我们同时也存在着分歧。正因为我们有共同利益，我们可以加强合作，正因为我们存在着分歧，所以我们要进行有效的沟通。我们两天的会议从双边关系，地区层面和全球层面，探讨了中美之间存在的若干个问题，总计大概有十二个问题。比如说双边就有台湾问题、贸易问题、人权问题和不扩散安全问题。比如地区问题就有朝鲜问题、南亚问题、东南亚问题和地区安全框架与机制问题。比如全球层面上就有联合国问题、世界经济问题、反恐问题。还有当时我们提到一个产生国际影响的中东问题，但是中东问题你可以说是地区问题，但是我们谈地区问题是涉及到中美之间的地区问题，所以我们把中东问题放在全球层面来考虑。每一个方面有四个问题，一共涉及到了十二个问题。

但是今天我不可能和各位把这十二个问题一一道来，我想主要提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我们的内政台湾问题。中美现在和今后如何处理好台湾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另外就是朝鲜半岛问题。大家知道朝鲜半岛自从前年10月份朝鲜核危机产生以来，全球都非常关注这个热点问题。现在进展如何，朝鲜半岛的核武器今后的发展会对中美关系提出怎么样的挑战，我想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所以下面我想就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着重讲讲我了解的情况和我的看法。

先谈朝鲜问题，首先谈谈背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1985年参加NPT的，NPT就是核不扩散条约。中国是1992年参加的。那么参加NPT以后就应该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核查，就应该担负NPT成员国应尽的义务。应该说在一段时间里面朝鲜方面是认真执行的。我个人觉得朝鲜问题之所以在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初成为一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和美国长期以来对朝鲜执行敌视的政策有关系。朝鲜认为自己的安全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保证，所以朝鲜半岛在90年代初曾出现了一场核风波。我想各位也了解了很多情况。我去年3月份在曼谷开会的时候，曾经见到了朝鲜的一位官员。他跟我谈到了朝美之间的三个重要的外交文件，就是1993年的外交备忘录，1994年在日内瓦签订的框架协议和2000年的美国和朝鲜之间所发表的联合声明。特别是1994年在日内瓦签订的框架协议，当时确实使得朝鲜当时的一场核风波得到了缓解的机会。当时根据框架协议，美方表示愿意提供援助在朝鲜建立氢水反应堆，代替原来的石墨反应堆，帮助朝鲜和平利用核能。这表明在解决朝鲜半岛安全机制方面跨出了积极的一步，所以尽管当时朝鲜退出了NPT，但是框架协议达成以后朝鲜又回到了NPT，应该说90年代初这个事情有所缓解。后来金日成去世使得朝鲜问题有所反复，但总的来说还是可以控制的，可以管理的。以后出现了一点问题，所以到了90年代末，各方都比较重视。特别要提一提，2000年美国的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去朝鲜进行访问，我觉得那个事情也是很重要的。美朝发表联合声明，使得当时的朝鲜问题极大地缓解。金正日给予盛大的欢迎，给奥尔布赖特留下深刻的印象。去年8月份我在美国参加一次会议期间，多次见到了奥尔布赖特。她跟我讲了当年的情况，至今她还很激动，她说朝鲜问题完全可以谈判。而且她认为之所以前年朝鲜问题出现了一场核危机，是与小布什总统上台以后第二年把朝鲜列为邪恶轴心有关系的。前年美国的特使美国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凯利10月3日到5日对朝鲜人民共和国进行了一次访问，向朝方摊牌。在这次访问以后美国就传出来朝鲜有核计划。

所以朝鲜的核风波，就是核危机，是前年10月份开始的。大家都非常关注10月7日我们中国政府得到了美国方面的通报以后，美方提出在10月22日到25日江泽民主席访问克劳福德农场期间，希望江泽民主席和小布什总统就朝鲜问题交换意见，列入高峰会晤的议程。中国方面同意了，据我所知，江主席和小布什总统谈得很好。江主席阐明了我们中国政府在朝鲜核危机的基本立场，就是第一，我们主张朝鲜半岛成为一个无核地区。第二，我们主张朝鲜问题应该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我们反对对朝鲜施加压力或者经济制裁，甚至于军事手段，这个我们都是反对的。第三，我们认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所以十分重要，我们非常重视。这个三点基本立场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小布什总统也表示同意，也提出中美两国应该在朝鲜半岛进行新的合作。所以去年克劳福德农场高峰会议以后，中美在朝鲜问题上开始了合作。

去年1月10日朝鲜宣布再次退出NPT。去年2月3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了一个提案，把朝鲜核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应该说，从前年年底到去年2月份事态确实有所恶化，使得国际社会越来越担心朝鲜半岛的核危机问题。有关各方认为，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控制，争取和平方式，通过谈判来解决朝鲜问题，我觉得这符合各方的根本利益。在这种情况之下，去年3月8日钱副总理去朝鲜，说服了朝鲜同志接受了中方的建议。去年4月下旬在北京举行了三方会谈，三方就是朝鲜、美国、中国。我觉得这次会谈是解决朝鲜核危机的一个重要的事件，标志着朝鲜问题不谈的僵局开始打破，为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赢得了时间和机遇，使得我们看到了希望，这次会谈我觉得应该说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所以三方会谈以后大家就提出，能不能进一步更彻底地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需要更加广泛的进行交换意见，所以这样子就开始探讨六方会谈的可能性。从去年4月份三方会谈以后，我们中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和戴秉国穿梭般地在平壤、汉城、华盛顿、莫斯科、东京之间进行访问，作斡旋劝说工作，中国确实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到，条件逐渐地成熟，去年8月下旬在北京举行了六方会谈，就使得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又向前跨进了一步。当然这次会谈最后的会谈纪要——新闻公报——没有能够发表。但是王毅副部长在总结的时候概括的出席会谈的六方所取得的基本共识，使得我们看到，推动朝鲜问题和平解决还是存在着极大的希望，还是存在着共识。我们要继续地努力，六方会谈以后进一步地考虑是不是可以进行第二轮会谈，就朝鲜的核危机问题继续交换意见，特别是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给朝鲜以安全的保证，同时朝鲜放弃它的核计划。两方面都要考虑，在朝鲜没有得到安全保证的前提下，你不能够单方面要求它放弃核计划。美国方面也要进一步地采取措施，放弃对朝鲜的敌视政策，这样子才有可能解除危机。经过一段时间的斡旋、协商，大家知道，特别是吴邦国委员长去朝鲜进行了很成功的一次访问，劝说了金正日同志。金正日同志表示原则上同意参加第二轮的六方会谈。但是现在由于种种的主客观原因，这次第二轮的六方会谈还没有举行。原来说是12月9日，后来推到12月17日，现在又推到今年1月份。现在已经是1月中旬，现在看来还没有宣布第二轮的六方会谈什么时候举行的迹象。但是我想第二轮六方会谈会举行的，这是大致的一个情况。

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朝鲜核危机发展到今天的过程，对中美关系提出一个挑战呢？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中美之间，在朝鲜问题上既有共同点也有分歧点。共同点，我们都重视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我们都认为朝鲜半岛应该成为一个无核地区，我们不赞成朝鲜方面拥有核计划。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究竟用什么方式呢，是和平方式还是用强硬的方式，用经济制裁，甚至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制裁和军事手段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从最近一个阶段来看，美国似乎一方面也在和谈，主张三方会谈、六方会谈。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积极地在朝鲜半岛进行军事部署，驻韩国的美军已经开始撤离汉城了，他们讲汉城在北方大炮的射程之内。而且大家也知道，美国在韩国开始部署高科技的先进武器，同时继续和韩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加紧对朝鲜的间谍侦察。而且在经济各个方面施加一定的压力。我觉得这个情况确实也是令人担心的。据我所知，美国当然第一劝说，第二施压。甚至还有消息传来，可能到必要的时候海上和空中实施军事计划等等。更过分的则提出要对朝鲜实施政权更替的计划，那就是更严重了。这些问题我觉得都对中美关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在推进六方会谈过程当中，出现困难、矛盾和逆转，这个都是有可能的。美国施压方面逐渐地增大，比如说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对朝鲜进行经济制裁的提案。这个时候我们中国怎么办，我们中国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毫无疑问，我们反对。

有很多美国人问我，你们中国会不会弃权？投赞成票，弃权票，还是否决票，这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反对美国对朝鲜施压，赞成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万一在和平谈判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那我们怎么办？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低估。有不少美国朋友都跟我讲中美关系现在的势头很好。这个势头我们希望能够长时间地发展下去，但是如果朝鲜问题处理不好，朝鲜今后出现了我们大家不愿意看到的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有个思想准备，来迎接朝鲜半岛对中美关系的挑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美国既有共同点又有分歧点，决不能只看到共同点而忽视分歧点，我们应该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要有思想准备。

另外一个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我觉得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性，就是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敏感性、制约性和危险性。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当然非常重要，这是原则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我们的事情。在建交的时候小平同志就说了，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你美国不要来干预，我们自己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反对美国干涉。台湾问题在当前更具有它的重要性。台湾问题也具有突出的敏感性，因为涉及售台武器的问题，牵涉台独趋势的发展问题，非常敏感。而这种敏感现在更加凸现了，而不是减少。另外我觉得台湾问题具有制约性。因为处理不好，台湾问题会很大程度上制约改革开放向前推进，而且某种程度上制约中国外交。所以台湾问题确实非常重要，非常敏感，同时它具有一种制约性。当然台湾问题现在还具有它的危险性。我们经常讲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和经贸问题上存在分歧。贸易逆差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甚至人权问题，你再争再吵，中美之间不会导致军事对抗。但是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导致中美之间的严重对抗，甚至于军事对抗，所以它具有危险性。

那么台湾问题是怎么来的呢？最近我每天晚上都在看《毛泽东传》。在《毛泽东传》上册一百零七页上面讲到朝鲜战争。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以后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岛，这才出现台湾问题。中美二十三年的对抗，我觉得台湾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出现了松动。它开始接受一个中国的政策，那时候才有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所以毛主席在接见尼克松的时候，才作了这样的战略调整。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胸怀，对尼克松说，台湾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国际形势，就是对付苏联危险。毛主席甚至讲台湾问题可以放一放，一百年以后再说。毛主席当时在学英语，他用人家听不大懂的湖南英语来讲“The small issue is Taiwan，The big issue is the world”，即小问题是台湾，大问题是世界。如此举重若轻，是非常了不起的。

建交以后，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至少经历了四次交锋。第一次交锋是1979年初美国搞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当时参议院是在1979年3月28日，众议院是3月29日，分别以八十九票对四票，三百三十九对五十票，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4月10日卡特总统签署。这个《与台湾关系法》的通过和签署就成为中美关系一个重大障碍。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这个《与台湾关系法》是飘浮在中美关系上空的一片乌云，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因为这个《与台湾关系法》是违背中美两国刚刚发表的建交公报的。这个《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把对台湾海峡和台湾所形成的可能的安全威胁，视为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美国有义务向台湾提供及时的足够的防御性安全援助，而且提出台湾的地位未定等等这些完全错误的结论。我们当然坚决反对，所以这一场较量从1979年初就开始了。到现在美国方面还是不断地强调《与台湾关系法》，以《与台湾关系法》来应对三个联合公报，所以这一场较量并没有完全过去。

第二场较量是1981—1982年，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当然这场较量因为1982年8月17日的第三份中美联合公报暂告一段落。第三个联合公报应该说是有积极作用的，当时迫使美国政府同意至公报发表之日起，逐步减少向台湾出售武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解决美国售台武器的问题。1982年8月17日以后的几年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问题又日益突出出来。不要说停止，以后美国从来没有减少过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以中国方面没有许诺和平方式解决，没有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为理由，不断增加向台湾出售武器，使得中美关系围绕着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构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这是第二场较量。

第三场较量就是刚才提到的1995年李登辉的访美，这个事件对中美关系带来极大损害，使得两岸关系出现了倒退。李登辉访美以后，陈水扁几次过境。而且前两年美国亲台势力扬言邀请陈水扁访问华盛顿，但是这个阴谋没有得逞。所以看上去这个较量也是在持续。但是最大的一次较量是1995年李登辉访美。

第四场较量我想就是小布什总统上台之初美国对中国的比较强硬的态度。特别在台湾问题上，小布什总统发表了很多错误的言论，提出了要保卫台湾，后来改为协助台湾保卫它自己等等。而且2001年4月份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总值达四十多亿，比十年前增加了近十倍。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对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带来严重的挑战，所以台湾问题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四场较量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考。如何处理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我觉得这是中美两国不能回避的。

当然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也不是完全是对抗的，所以在克劳福德农场高峰会议过程中江主席提出一个新的思路，甚至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也可以寻求共同点。从克劳福德农场回来以后，江主席接见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重复了这个观点，即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也有共同点。比如说我们注意到了美国六届总统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与我们主张一个中国原则的观点相一致。美国强调要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的方针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我们也主张争取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这就是共同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中美之间也不是没有一点共同点。但现在的问题是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我们不能小看，不能忽视。

我觉得当前在台湾问题上反映出来的中美之间的分歧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久久不能解决。我刚才提到1982年的8·17联合公报，白纸黑字写着的美国方面承诺不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美国承诺要逐步减少向台湾出售武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最终解决此问题。已经过去二十二年了，美国没有做到。我们中国方面要求美国减少然后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这是美国二十二年前就应该做到的事情。二十二年过去了你都没有做到，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应该严肃的对待。而且江泽民主席在克劳福德农场主动向小布什总统提出，如果美国方面减少向台湾出售武器，开始认真实施8·17联合公报的话，那我们中方也会积极地回应来解决美国提出的导弹问题，就是大陆部署导弹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小平同志讲得很清楚，建交以后美国和台湾只能保持民间关系，非官方关系。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已经二十五年了，但是这些年来美国方面不断地在试图突破这个底线。官方关系，非官方关系，在美国决策者有些人的眼中已经淡泊了，模糊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很多事情美方并不是无意识的。我曾经和一个美国朋友讨论过，你们认为你们和台湾的非官方关系，民间关系应该是什么，你们怎么界定这个非官方关系，民间关系。他口口声声讲这事由我们来界定，我们认为它是什么关系，就是什么关系。我说这怎么行呢，民间关系，非官方关系，还是半官方关系，还是官方关系，应该有个客观的标准。这个客观的标准就是第二个联合公报，建交公报，这是一个客观的标准。我们看看这几年的事实，台湾的一些高官所谓的国防部长汤曜明、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外交部长简又新，多次去美国访问；美国的副国务卿、副国防部长、国防部长，乃至于国务卿，在不同场合见了其中一位或者两位，我觉得这很成问题。所以在当前的形势下，强调三个公报的基本原则不能违背，同时探讨在新的形势下用新的思维来处理中美关系面临的问题，我觉得这恐怕是中国面临着的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刚才给各位介绍了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所面临的两方面的问题。我想我们可以感到这些问题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有办法，有信心去迎接这两个挑战，去处理好。特别是我最近又重温了十六大报告。十六大报告非常重要地提出了一个中国的三句话，第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第二大陆与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第三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可分割。我觉得一个中国的三个原则是第一次在我们党的正式文件加以确认，具有深刻的意义。我们在这以前的一段时间里面都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开始说，中国的大陆与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法，这就说明一个中国原则有了更大的包含量、内涵量，使问题的解决有了更多的余地。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情况下，和台湾方面来探讨如何贯彻“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问题。特别是十六大报告里面还提到另一个方面，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只要台湾方面接受一个中国原则，那么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谈，第一是结束两岸的敌对状况可以谈，第二是台湾的政治地位可以谈，第三是台湾的国际地位，国际空间问题可以谈。大家注意到了，台湾的国际空间，台湾的政治地位，过去是不能谈的，但十六大报告提出，在一个中国原则下面都可以谈。所以我觉得这就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开拓了一个新的政策和战略空间，这是非常重要的。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台湾问题十分重视，特别是去年3月份，胡锦涛主席对台湾问题提出了四点意见。各位可以回忆一下，1995年春节江泽民主席提出了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俗称“江八点”。然后去年3月份，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四点意见，俗称“胡四点”。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基本思路。胡锦涛主席对台湾问题提出的四点基本意见，第一点就是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第二是大力促进两岸的经济文化社会的交流，第三是深入贯彻寄希望予台湾人民的方针，第四是团结两岸人民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四方面的原则性意见非常简要，非常深刻，我觉得这是当前处理中美关系、两岸关系的非常重要的指针。

关于台湾问题，具体来说的话，当然还有些问题值得探讨。特别是最近一个阶段以来，台湾岛上传出了不协调的声音，陈水扁当局不断地试图搞公投。去年5月份提出这个说法，9月、10月、11月三个月就更加加紧了。去年11月27日台湾的立法院通过了公投法，特别把民进党提出的防卫性公投作为一个专门的提案单独投票，以一百二十八票通过，台湾的立法院共两百零四个席位。所以这样的话，使得公投问题受到世人的瞩目。去年12月份我有机会去台湾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访问，在访问过程当中也确实感到民进党特别是陈水扁要搞公投的危险性。我离开台湾的前一天他在电视里面还讲，2004年3月20日搞防卫性公投，2006年搞制宪，2008年实施新宪，使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完整的伟大的国家，台独势头气焰非常嚣张。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坚决地反对。

这一次温总理访美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美国进一步达成了共识，美国表示反对台湾进行改变现状的公投。从现在来看我们制止公投的可能性还是完全存在的，所以我们要继续努力。我们继续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团结所有主张国家统一的台湾的积极的力量和政治势力，来阻止台湾搞任何会导致改变现状的政治性公投，但是我们更反对台湾所谓搞会导致台独的公投。在美国访问期间我看到，很多美国朋友非常关心这个事情，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也明确表态要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当前的情况之下，应该以三个联合公报为依据，争取美国方面的积极的因素来制止。但是从整体来讲，台湾问题是我们的内政，还是要靠我们两岸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制止台独。

我觉得中美之间现在有很多问题可以讨论，而且面临的挑战也是方方面面的。但当前主要的挑战恐怕一个是朝鲜半岛的核危机，另外一个就是台湾问题，特别是3·20公投问题所提出的挑战。但是我们相信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一定会沉着、冷静地迎接这些挑战，而且很好地去处理好，管理好这些危机和挑战，使得中美关系能够沿着一个正常、健康、稳定的轨道继续向前发展。

接下去讲讲第三个问题，就是中美关系今后如何发展。我讲一点，中美关系今后要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战略高度来看待中美关系，处理中美关系，我觉得就要树立一个战略观。

这使我想起了一个很感动人的故事。就是1956年10月6日上午，毛主席在北京的西郊机场送走外宾以后回到中南海，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听说在北京有一个日本商品展览会，我想去看一看。”那天下午毛主席就去看了这个日本商品展览会。看了以后，毛主席非常感动。当时中国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日本贸易代表团团长向毛主席介绍了这个展览会的情况。毛主席听了以后说，“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日本人民是勇敢的、智慧的、勤劳的人民。”日本代表团团长就问了毛主席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日本和中国外交关系建立不起来？”毛主席说，“不要急，慢慢来。中日关系中还有一个与美国的关系问题。美国不和我们合作，反对我们，所以也不喜欢日本和我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毛主席继续说，“我们希望和日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也希望同世界各个国家，包括美国，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中美两国人民是友好的，只是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好。我这一代同美国政府的关系不好，但是我上西天以后，我的儿子一代，可能会好。再不好，孙子一代总会好的。”在1956年的时候，中美关系还处在对抗的情况下，毛主席就以这种战略的眼光来看中美关系，他坚信中美关系会好的。

现在我们回顾这三十多年的曲曲折折、风风雨雨，中美关系能够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是相当来之不易的，是由我们三代领导人的战略眼光，战略胸怀，战略胆识所带来的。我们非常高兴，我们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也坚持了这种战略的眼光。胡锦涛主席去年在埃维昂小镇的高峰会晤，这次的温总理访美都提出中美关系要有战略眼光，都提出中美关系是有坚实的基础的，有共同的利益的。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的发展，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亚太和平与稳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我们相信美国政府也会坚持用战略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

第二点历史经验就是中美两国要求同存异。中美两国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标准、生活方式都不一样，有分歧，有矛盾恐怕在所难免，但是中美在21世纪和平发展的趋势是不断向前推进的，在全球化、多极化、民主化、多样化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又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我们应该扩大共同点，缩小分歧点，求同存异，不能解决的问题放一放，不要让那些分歧影响中美关系的全局和长远的发展。我们进一步地去思考、比较、探讨中美两国利益的共同点和分歧点，树立一种新型的中美两国利益观，求同存异的利益观，来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地向前发展。

第三点就是要根据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妥善地处理好台湾问题。特别在当前，我觉得这个问题有更加突出的现实意义。因为马上“3·20”要到了，台湾有什么动作，陈水扁有什么动作，我们如何在这个情况之下，来贯彻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精神。反对台独，争取台湾问题能够早日地根据“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要求来加以解决。

今天我想第三个问题就简单地说一说。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要树立战略观、利益观和互动观。在新的世纪，我们会以更大的努力去推动中美关系更稳定地向前发展。中美关系搞好了，它会造福于中美两国，它会有利于亚太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世界的进步和繁荣。让我们继续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