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经济

全球化与中国经济

斯蒂格利茨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主持人：万象更新，思想为先，欢迎斯蒂格利茨教授来到世纪讲坛。

演讲

今天我的演讲将涉及四个话题。首先，我将花几分钟时间讲一下我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的核心思想；其次讲一下我认为当今世界、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第三，关于我为何会做这些研究的一些个人思考；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白宫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在世界银行的一些经历。

这部分演讲的思想我认为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我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的内容正式地来说是信息经济学，特别是不对称信息领域。不对称信息是指一些人知道他人所不知道的事情。经济学家擅长创造美妙的词眼，信息不对称就是用于形容信息差别的一个妙词。显而易见，信息差别的存在是众所周知的。如果你知道我所知道的，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为大家做演讲，因此信息差别是显然存在的！我的研究旨在强调不完全信息、不对称信息在各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两百年以来，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是一系列被共同称作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来自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的思想。两百年以来经济学家使用的模型总是假设信息是完全的。但这非常荒唐，每个人都知道信息是不完全的，人们只是希望一个信息并非太不完全的世界能够与信息完全的世界非常类似。但问题是经济学家并不知道如何严密地考虑不完全信息，不知道如何对不完全信息建模。然而，经济学的发展与严格的数学模型和严密的思考密不可分，但经济学家不知道如何严密地考虑信息不对称问题。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与物理学的发展非常类似。早先物理学的研究是假设一个没有摩擦的世界，而后来的物理学家就着手研究摩擦的问题。我们希望一个信息并非太不完全的世界能够用一个假设完全信息的模型合理地加以描绘，然而不幸的是，这不可能。我的工作就是设法找到严密地思考信息不完全性的方法，以及对不完全性、不完全和不对称信息建模的方法。我认为数学方法的发展确实在很多方面对我们思考当今经济问题提供了很多深入的见解。从很多方面来看，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是经济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大转移，每个经典经济学的命题都不得不受到反驳。

我今天就以一个例子简述一下经济学。可能经济学中最具影响的思想莫过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的核心是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市场、价格以及经济效率似乎就是由看不见的手创造的。没有人认为市场必然导致社会公正，必然导致考虑穷人利益的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但人们总是希望市场经济能自动实现经济效率，这些就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所提出的。市场自身能够取代政府作用的思想被称作放任自由的经济。用现代的术语，它被称作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实质是自由市场，然而正是我的研究表明，这些思想是没有任何理性基础的。只要相信存在不完全信息，并且人们也不得不承认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人们就不得不承认市场自身并不一定能带来经济效率，这意味着政府应当发挥重要作用。确定政府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并不容易，这也是我研究的重心之一。如果政府的作用太强大，将压制企业的发展、压制企业家精神。但如果政府的作用太弱，将导致利益冲突、将导致不良行为、将可能发生诸如美国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情况，如安然、安达信。他们的出现导致大量资源的配置错位和投资错位，并且导致了一个最终破裂的泡沫。

我在今年秋天即将出版的新书《咆哮的90年代》中描述了这一系列故事。在这场泡沫中，一些人赚了一大笔钱，但更多人遭到严重损失。这场泡沫最终导致美国经济在过去的三四年中大幅度衰退，因此信息至关重要，信息的不完全更是举足轻重。这一简单的道理正在改变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影响我们对各类经济市场的看法，如对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的看法。可能最重要的还是金融市场，因为金融市场的核心问题就是信息。金融市场的作用在于决定哪些投资更有价值，如果信息是完全的，金融市场的问题就不再引起人们的关注了，每个人都知道应该把资金投在这里或那里。信息造成了如此重要的一个难题——哪些是投资的最佳渠道？这一问题的答案并不是显然的。因为我们不拥有完全信息，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市场是否会崩溃？相应地，金融市场的设计对经济运行效率将产生深远影响，这正是为什么目前中国建设一个有活力的证券市场、建设一个健全的银行体系的努力如此重要的原因。未来中国经济的成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建设强有力的金融市场的成效。

我刚才谈到的信息的重要性可以用美国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事情加以佐证。接下来我将花几分钟时间来讨论，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美国和大部分国家正在发生的各种关于公共政策的争议的原因。市场经济要正常运行，正确、充分的信息必不可少，如果信息被扭曲，市场经济的运行将出现问题。同时人们还必须有正确的动机，如果动机错误，经济同样会出现问题。每一种游戏，包括市场游戏在内都必须有规则和裁判。拿足球来说，如果没有规则和裁判，场上将一片混乱。因此我们需要规则和裁判，但如果规则和裁判的作用发挥不正确，市场仍然会出现问题。

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一些时候规则和裁判就没有发挥正确的作用。比如，1993年、1994年我们争论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股票期权。股价的表现将会影响公司首席执行官和高级经理的薪酬。当股价上涨时，他们的薪酬也增加。我们的争论并不在于是否应该使用股票期权，而在于股票期权的披露问题。股票期权的作用在于，当股价表现良好时首席执行官将获得上百万美元，甚至上亿美元的报酬，他们因此而满足。股票期权奇妙的地方在于它似乎没有让任何人有所付出，没有人签发支票，没有人支付这笔薪酬。情况似乎是经理人得到了钱，但没有任何人支付这笔钱。但任何一个相信物质守恒的人都应该知道一旦有人得到一些东西，必定有人为此付出，问题恰恰在于首席执行官们的收入来自哪里？他们的收入来自谁的口袋？也没有人知道这些信息是怎样披露的？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钱来自股东，但股东们对此却浑然不知，并且由于股东并不知情，他们也就谈不上拒绝支付了。因此，情况就是股东向首席执行官们支付了成百万美元的钱，但他们自己却不知道。这是一种形式的偷窃行为！因此我们建议让股东们知道他们向首席执行官们支付了多少。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改进，在股东的账户上注明公司首席执行官获得了多少股票期权，这些股票期权的价值是多少？人们可能认为我们的提议是一场大的变革。首席执行官们不喜欢我们的建议；华尔街不喜欢我们的建议；金融界不喜欢我们的建议；财政部提出反对意见，但我所在的经济顾问委员会认为这将是一次重要的改进，因为此举将提高信息的质量，并且随着信息质量的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也将得以改善。然而财政部却认为如果股东知道他们向首席执行官们支付了多少，他们的股份是如何被稀释的，股价将会下跌。我们认为这正是支持此项改进的理由，因为一旦人们获得了更多的信息，他们对股票的估值将下降。我们提出，如果人们没有掌握正确、充分的信息，将导致泡沫的产生，股价将上涨，然而信息最终将被人们所掌握，股价会因此暴跌。价格上涨下跌的波动会造成经济不安定，导致经济萧条，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都带来不良影响。然而，财政部、舆论、首席执行官们出于不同利益反对此项改进，并且不幸的是他们最终成功了，结果就是泡沫确实来临了，并且泡沫最终也破裂了，最后人们开始说：“我们不得不对会计系统进行变革，人们应该掌握更正确、更充分的信息。”

股票期权的一个缺陷在于：首席执行官有动机给市场错误的信息，因为他们可以因此抬高股价，从而增加自己的收入。股价将上涨，他们通过虚报公司的收入情况来抬高股价，从而增加自己的收入，并且用通过歪曲信息达到这种目的的方法比发现好的投资项目更为容易。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首席执行官正是这样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安达信，为什么会有安然等类似事件的原因。这些人创造力强、头脑灵活，他们本该创造更多的价值。现在却在考虑如何通过巧妙地报告信息来欺骗股东，使公司看上去更好。我要再次强调，这里存在经济动机，人们对经济动机作出反应，但结果是经济表现差劲了，经济发展被扭曲了。

关于这方面的最后一个例子，我将花几分钟时间讲一下，然后进入下一个话题。这个例子就是会计师。会计师在经济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审计确保公司披露的信息是充分和正确的，但我们需要再次来探讨一下动机的问题。亚当·斯密理论的一个妙处是人们无需考虑道德问题，人们只要出于自己的个人利益行事，必然对社会也是有益的。然而，亚当·斯密说错了！人们必须担心道德问题，利益的冲突总是存在，有利于个人的事情不一定也有利于整个社会。会计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前，会计师的收入全部来自会计服务。但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美国，会计师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为公司提供咨询服务，他们受雇于首席执行官，由首席执行官向他们支付报酬。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有讨好首席执行官们的动机。这意味着如果首席执行官在信息披露上耍花样，不提供真实、充分的信息，他们没有动机阻止他们，向他们提出不能这样做。相反，他们有动机帮助首席执行官这样做，这就是安达信的故事。并且几乎所有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都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这样做过。关于这些例子我想说的是，我希望它们不仅能够说明信息经济学的一个简单思想是如何改变了经济学理论，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学理论的看法的，而且能够说明它可以如何被运用到日常经济政策中来。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经济学前沿理论研究和它在经济政策中的运用之间的距离被大幅度缩短。曾经，经济学的思想和研究需要过上三五十年才会被最终应用于实践。现在相对而言，信息经济学中许多思想的应用则比较快了。在五年、十年、十五年间，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不完全信息等我试图在70年代发展的基本思想，已在90年代人们关于公共政策各个领域的争论中得到应用。我认为知识传播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提高的幅度是非常惊人的。

现在，我将讨论第二个话题——关于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前景的问题。我不会把太多关注放在经常出现在报纸上的那些讨论，而是侧重介绍一些关于对世界经济走向的广泛的争论。

有一个问题受到大家广泛关注，那便是全球化问题。我在我写的《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着重讨论了这个问题。今天我将用几分钟时间讲一下这个问题。全球化是这样一个观点：世界各国被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是各国降低运输成本、降低通信成本、减少隔离各个国家的人为障碍等各方面努力的结果。全球化对我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的大部分研究只是注重全球化对我们的经济影响，商品、服务在世界各国之间更加自由地流动，然而全球化对我们其他方面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全球化还意味着知识的全球化、技术的全球化。如今，知识在世界各国之间的流动更加自由、更加频繁，并且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这种情形的发生。我们还看见文明社会的全球化，一些全球社会中的运动诸如反战、反对强权、以及发达国家对最贫困国家的援助在今天看来都是全球性的运动。因此我们说全球化对我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全球化为世界上许多人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其中有一个地区得益最多，那就是东亚地区。东亚地区在过去三十年间收入增长显著、贫困大量减少，这些都得益于全球化，得益于与国际市场的接触。这些国家出口显著增加，还得益于与世界各国先进技术的接触。现在我们看到国与国之间的差异不再是由于资源的贫穷或富足，而是知识占有程度的高低，并且这种知识占有程度的差异在过去十年中已大幅度减小，这同样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因此，在东亚得到有效管理的全球化为东亚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但问题是对全球化为何还会有那么多的不满呢？答案非常简单。在许多地方，全球化并没有带来那么多好处。比如在拉丁美洲，在过去二十年间，也就是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增长速度只有全球化到来前的一半左右。全球化只对当地20%—30%甚至还要少的人带来了好处，而贫困并没有减少，甚至在一些国家，贫困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还在上升。最难回答的问题莫过于为什么全球化能在东亚成功，却在拉美以及其他的一些地方失败了？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可能需要较多时间。不过简单地来回答，我认为是因为全球化在东亚得到了有效的管理，是东亚国家他们自己决定来如何管理全球化。可是在拉美一些国家，全球化没有得到有效管理。他们的一些经济条款都是被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他们的，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条款，我们称之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并非在发展中国家达成，而是在华盛顿达成，用于向发展中国家推行应该采用怎样的发展战略的共识。这是位于第15街的美国财政部和位于第19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通过协商达成的一个共识，因此可以说这个共识只是在华盛顿四个街区中达成的。并且这套共识并不是基于对发展中国家完整的了解，而是建立在发达国家自己利益需要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一套共识。正是由于它建立在特殊利益和意识形态基础上，它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

我到世界银行去工作，对华盛顿共识如此强烈反对的原因首先在于，他们是错误的，即这套共识并不是基于经济学原理。我的研究已经表明：放任自由的经济并不能有效运转，我们需要政府来进行调控，我们需要对银行进行监管、需要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如果这些市场无法有效运转，我们就不能对监管持被动态度，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市场自己能够有效运转。自由市场并没有理性基础，亚当·斯密是错的。因此，我反对华盛顿共识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们在推行一套并不存在理性基础的思想。因此我发现当今世界上发生的问题、对全球化的不满一部分是由于全球化并没有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出发来加以管理，而是基于一套被称作华盛顿共识的意识形态来管理的。华盛顿共识所宣扬的发展战略与中国、东亚地区贯彻的发展战略相比，显然是不成功的。对全球化不满还有另一个原因。关于这点我只简单说一下，那就是国际上的游戏规则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这点在贸易领域可以最明显地看到，在世界贸易组织，我首先要承认，世界贸易组织本身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它创造了一套国际贸易的法制体系。如果国际贸易没有一套法制体系加以约束，贸易强国就会欺压弱国。因此拥有一套法制体系是相当重要的。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的法制体系并不是一个完全公平的体系。这种体系使工业化国家获得了好处，而发展中国家却受到损失，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世界贸易组织前四回合的贸易谈判有多么不公平。

在2001年11月开始的多哈回合上，成员一致决定将下一轮谈判称作发展回合的原因，以减弱以往的种种不平衡。让我用两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想法，在上一轮贸易谈判结束时，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曾做过一项测算，以确定谈判结果对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即非洲的影响。测算结果表明：该地区不仅不能从谈判结果中获得一点点的好处，而且随着谈判结果的产生，他们的处境更加糟糕。所以当美国举杯庆祝他们在谈判中得到的好处时，他们应意识到他们的好处来自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损失。另外一个例子，贸易谈判的一个问题在于，在谈判过程中存在许多信息不对称。发展中国家减少贸易补贴、开放国内市场，然而发达国家仍然保持对国内的贸易补贴，不开放市场，他们仍然保持对纺织品、对农业的补贴。让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在欧洲平均每头牛每天可以得到两美元的补助，这个数据来自世界银行，这个数字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两美元一天是世界银行用于衡量贫困的标准。在发展中国家，有二十多亿人生活在两美元一天的贫困标准之下。这就是说，生活在欠发达地区的人的处境还不如一头欧洲的牛。美国每年花费三十到四十亿美元用于补贴农村，这三十到四十亿美元是用于补贴给两万五千位经济条件相当不错的农民的。与此同时，为了得到这笔补贴，这些农民加大产量，随着产量的增加，农产品价格下降。结果是两万五千名富有的农民得到了补贴，但却有一千万原本只能维持温饱的非洲农民陷入了贫困。正是由于这种不公，由于发达国家意识形态在全球化管理中的作用，人们对全球化存在诸多不满。

关于未来的发展前景，目前有很多讨论。我曾受一些英国评论家的邀请，他们邀请我就怎样才是真正的发展回合做一项研究，即应该怎样设计回合谈判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真正的发展谈判是怎样的。结果我们的研究和报告表明：这一轮贸易谈判实在是不伦不类，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宣称的发展回合。我们正在进行的发展回合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回合，它只是一轮维护工业化国家利益而非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贸易谈判。我强调这点的原因在于，中国可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它有机会，并且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机会在全球担当领导地位。在担当领导地位时，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意识到中国应该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应该有一种团结精神。中国应该说出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心声，这些国家的利益在以前多轮谈判中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它们在以前全球化的管理方式上也没有太多的发言权。

现在开始我的第三个话题，关于我的一些个人经历。我将花几分钟时间讲一下我的成长经历。我出生在印第安纳州的加里，那是一个钢铁小城，它有着与密歇根一样的湖滨，它的兴起与衰落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经济史。加里建立于1906年。在那以前那里只有一片湖滨，但它地理位置相当好，便于从各地运来铁矿石、煤炭和石灰石进行钢铁生产，它因此成为了美国第一个最大的综合性钢铁公司所在地。加里也确实是一个钢铁小城。加里是以美国钢铁公司第一任董事会主席的名字命名的，钢铁公司建造了大量房子，使小城成为名副其实的公司小城。钢铁公司不断发展，但后来美国开始了“后工业化”进程，钢铁行业的缺陷在于低效率，这使公司缺乏竞争力，因此它开始衰退了。现在似乎小城的人口只有繁荣时期的一半左右了。我几个月前刚去过那，当地政府给予了我一个荣誉称号，所以我回家乡看看。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三件事对我影响深刻！首先，我们面临钢铁行业的起落特别厉害，它对商业周期非常敏感。当然资本主义从它开始那天就存在起起伏伏。我强调这点的原因是当时我们得不到保障，钢铁行业得不到保障，经济周期约为四年一次。每次萧条来临，大量的人失业在家。那段时间我同学的父母们找不到工作，他们没有收入，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保障，他们没有钱购置任何东西，因此从我的同学们的处境中可以发现经济一定出了什么问题。社会处理经济问题的方式一定存在某种欠妥当的地方。关于加里小城第二个明显的特征是那里各种族人民聚集。加里小城吸引了大量南方人，其中不乏来自南方的黑人，小城因此成为了多种族城市。但一般而言各种族之间总是较为隔离的，白人对黑人也有很大的歧视，黑人在南方受到的歧视更加严重。比如，他们无法受到良好教育。一般而言他们的受教育年限为六年，这就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第三个对我造成影响非常大的方面就是贫穷。我的家乡没有太多有钱人，却有不少穷人，我们家也不例外。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总是感到在我长大后我应该为此做些什么。我的父母对我强调，这对一个经济学家而言可能非常有趣，他们说我不要太在乎钱。这件事的意义在于当他们说我不要太在乎钱时，其实他们指的是要我服务大众、服务他人、磨炼头脑、考虑如何做研究。因此他们鼓励我追求一些事情，这就是我最终所从事的这些事情。

我随后到阿默斯特大学读书，我要提一下阿默斯特大学是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大学，它对我的整个教育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自由教育的本质是我们必须学习所有的学科。我主修的是物理，但我们还必须要学英语、历史、人类学、科学、生物、化学，我们必须学习所有的学科。这样做的宗旨在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必须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了解。我认为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研究经济学问题帮助很大，我的研究视野就比那些仅具备某方面单一知识的人开阔。关于在阿默斯特所受教育的第二个特殊方面在于，许多教学都是通过接力的方式完成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太多课堂讲授。通常是教授向我们提问，我们回答，然后我们再提问。因此实际上我们是在进行对话。这种教育强调的不是学习某一方面特定的知识，不是记笔记，而是你想要提出什么问题。回答问题是简单的，问题在于你想问什么问题，因此全部的重心在于问问题，重心在于你一旦问对了问题，答案就显而易见了，你就找到回答问题的思路了。虽然说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很好回答，但这种方式最终引导我走上了研究之路，并且我的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奖。当我在麻省理工就读研究生时，老师告诉我们一些模型，这些模型的假设包括完全信息、高度竞争等。我的大部分同学只是简单地接受这些模型，他们将模型记下，并从中推导定理。他们对所学的东西进行举一反三的能力非常强，但我却认为那些模型是有问题的，我知道那些模型是有问题的，这可能就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可能就是民主传统的一部分。质疑一切，这也是欧洲启蒙思想的组成部分。没有什么东西是应该被接受的，这是阿默斯特教育思想的一部分，你不应该完全接受任何东西。

在麻省理工，老师在教我们的模型时说：市场是完全的，市场是有效的。但我小时候曾见过大量的失业，如果在经济不景气时有20%的人失业，市场怎么可能是完全的？这一定有问题，现实世界一定出了什么问题，模型也一定出了什么问题！作为一个学者，我感觉我应该去探究模型的问题，并且只有我了解了模型出了什么问题之后我才能去纠正现实世界的问题。当我开始就读研究生时，我就把这当作我的使命。我发现模型所描述的和我亲眼看见的世界之间存在差异，我决定要把这两者之间的距离拉近。还有一些问题困惑着我，那就是我应该问什么问题？模型没有涉及任何的不平等和歧视，但在我看来，这些恰恰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我们作为经济学家，怎么可以忽视歧视和不平等的存在呢？然而，我在麻省理工学到的，以及当时世界上每一所大学教授的，几乎都没有谈到不平等和歧视的问题。因此我觉得我有必要花些时间来建模，以理解不平等和歧视的来源。因此我们也许可以为这个问题做些什么。

对我而言，道理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发现社会中存在问题，我们可以为之做些什么，但同时我们必须努力斗争来争取改变，这就是我为什么对全球化的一些问题持有如此高涨热情的原因。因为这中间涉及到不平等和不公平，涉及到不正确的经济学思想。一些人可能会说：这就是现实！确实，我十分同意改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观点，但除非我们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我们意识到不平等，除非我们试图用思维框架的力量去理解为什么现实如此？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否则我们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也就是我面向大众写了两本书《全球化及其不满》和《咆哮的90年代》的原因，因为我相信让更多的人理解问题的实质，就会凝聚起更强大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将会最终，可能不是在我的有生之年，但终会改变我们的全球社会！这股力量将会最终创造一种对全人类都公平的世界秩序！谢谢！

（翻译：王　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