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今昔谈

中国经济增长今昔谈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主持人：万象更新，思想为先，欢迎准时收看世纪讲坛。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给大家播出的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在第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的演讲。同样，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张军教授来给我们作嘉宾主持。欢迎您，张教授！我在看林教授的简历的时候，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你想他是台湾人，然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了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舒尔兹教授，然后又回到了大陆从事经济问题的研究，还是很特别的！

张军：因为从他的经历大家可以看得出，他是台湾出生的一个青年，后来他到中国大陆来就读于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做学生的时候，舒尔兹来中国访问，林教授就做他的随行翻译。我记得我在复旦大学念书的时候，就参加了舒尔兹在复旦大学的报告，林毅夫就在上面做了他的翻译，我坐在第一排，所以那时候就认识了林毅夫。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3年或者1984年那个时候，我印象中是二十年前了。后来舒尔兹教授回国以后就邀请林毅夫教授到芝加哥大学去读书，所以这样子林毅夫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用了别人看来是非常短的时间，拿了一个博士学位。别人通常觉得读个五年是很正常的，可是林毅夫教授可能用了三年就完成了博士学位，然后就回国，在国务院发展中心的农村研究中心，就是专门研究农村的这样一个机构任职。

主持人：他是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从一个经济学博士到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一个专家，您觉得他是怎么样学以致用的？

张军：我觉得芝加哥大学的舒尔兹教授就是农业经济学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想，林毅夫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做博士论文期间，选题也是研究农业，那么农业问题当然很多，但是他选择了中国的农业改革。因为当年的时候，我们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全国铺开，林毅夫教授选择的题目就是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研究。实际上他已经开始了所谓理论和中国的实践进行结合的这样一个尝试。另外，我也觉得，了解中国的最重要的一个途径是了解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所以他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期间，选择中国的农业改革作为他的博士论文，这样就奠定了他立足中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这样一个基础。所以他后来的工作，也是做农村和农业的研究。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以后，他再去研究中国的其他问题，我觉得会有一个比较优势，得心应手。

主持人：对，他的演讲题目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今昔谈是和中国经济增长有关的。那据您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近年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张军：我想，中国的经济增长始终保持着一个比较快的增长速度。因为我们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而在差不多同样的时间里面，来自于西方和亚洲的其他地方，他们的经济可能进入了低谷阶段，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反差，所以我们自己叫中国的经济是一枝独秀。因为中国的经济一枝独秀，所以西方的观察家、西方的经济学家就不太能够理解，他们不理解当整个西方和亚洲的很多国家都经历经济萧条或者衰退的时候，那为什么中国经济保持这么高的增长率？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一种怀疑，所以这样就引出林毅夫教授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过去的增长是不是真实？现在是不是过热？那么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他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来做演讲，实际上就等于间接地回答了很多西方观察家对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置疑。

主持人：那么在这样一个中国经济一片形势大好的情况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应对这些置疑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林毅夫教授的演讲。

演讲

过去几年在国际学术界和舆论界，有一个问题讨论得非常热烈。这个问题就是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数字是不是真的？按照中国官方的数字来讲，1998年以后到2002年这五年的时间，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7.8%，是全世界同期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但是我们也知道，从1998年，应该讲是1997年年底开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通货紧缩。那么一直到2002年9月份，我们的商品零售物价走势都是一直在下降的，这是标准的通货紧缩。那么在国际上当然有很多通货紧缩的理论，这些理论最近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了一个总的回顾，可以说在世界上现在存在的通货紧缩理论，如果你根据理论来预测的话，通常在你出现通货紧缩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一定是下降的、零增长或是负增长。但中国呢？却是高增长，这与西方的经济理论严重不符。而且那些理论预测跟国外的经验基本上是非常符合的。我们知道日本在1991年开始到现在前后十三年的时间，也出现通货紧缩，然后他们的经济就是零增长、负增长，或是政府来花很多的钱，然后才比零增长稍微高一点。只要政府的财政支出少一点以后，马上又恢复到零增长和负增长。美国在1929年出现经济大萧条，也是同样出现通货紧缩，也是经济是零增长和负增长。但是中国这几年却出现了平均增幅7.8%，是全世界最高水平的增长，因此你从这个现有的理论来看的话，那必然对中国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要产生很大的怀疑。

我们知道，最早对这个问题提出意见的、提出怀疑的，是匹兹堡大学研究中国经济非常有名的帕马斯瓦斯基教授。他其实是对中国一个非常友好的教授，然后他就提出来说，按照他的推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在通货紧缩是真的状况之下，这个经济增长顶多就是2%—3%的样子。那么不仅是帕马斯瓦斯基教授提出这样的一个怀疑，去年我又看到一篇文章是MIT （麻省理工学院）的莱斯特·瑟罗的。我们知道瑟罗在整个国际经济学界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他跟他的一个中国学生也合写了一篇文章，同样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应该是零增长左右。他们的根据源自中国的通货紧缩现实以及中国其他的宏观数据。比如说，在过去，尤其在1997年、1998年、1999年的时候，假如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左右，是全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但我们知道，既然是每年7%—8%的经济增长的话，那么经济活动量应该增长很多。既然经济活动量增加很多的话，在任何情况下，它的能源使用，应该是正的增长，而且是很高的增长。这个从各个国家的经验来看，经济增长的速度跟能源使用的速度是高度相关的。但是我们在1997年、1998年、1999年，我们的能源使用都是负增长，因此就更加深了国外学术界和理论界的人对中国过去这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怀疑。

那么到底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些都是有名的教授，而且有国外的经验，又有国外一大批的理论都是这样的预测，但是中国却是说我们是高增长。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国外的理论，他出现通货紧缩的机制，跟我们1998年以后出现通货紧缩的机制是不一样的。既然是不一样的话，那么国外这些理论在国内的预测力和政策指导意义就很小。

我们知道国外的通货紧缩有各种机制，但是总的来讲，都跟一个现象是相关的，就是泡沫突然间的破灭。泡沫破灭的触发可能是银行的货币信贷的突然间紧缩还是什么，这些咱们不管，但它中间的传导机制通常都是泡沫的破灭，房地产泡沫或是股市泡沫。那我们知道，在国外一般人的财富是放在房地产里面的，或放在股票里面。当它们泡沫很高的时候，那么财富效应就让人们觉得自己很有钱，因此人们的消费就会非常多。那么大部分的国家，其实国内除了很小的经济之外，大部分的国内生产是用来满足国内消费的。比如像美国，它的出口占GDP的比重大概只有12%，有88%的生产是满足国内消费的。日本的出口占它的GDP的比重只有8%，那么也就是92%的国内生产是满足国内的消费的。当泡沫很高的时候，财务消费很高，每个人的消费就非常多，为了满足国内的消费，国内的生产的投资就非常多。但是不管什么原因，当泡沫破灭以后，财富就急剧下降。财富急剧下降的话，同样由于财富效应的结果，消费也会随之下降。在高泡沫、高财富效应状况下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在现在消费下降了以后，就变成了过剩的生产能力。当你有过剩生产能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物价当然就不断下降。当你有过度的生产能力的时候，投资的机会也就非常少，那么投资也就会不断下降。消费不断下降，投资不断下降，这个经济当然就是零增长或是负增长。只有政府来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赤字财政，花了很多钱来投资，来支持消费的时候，才能够摆脱负增长，然后达到零增长或稍微高一点。我想这样的理论，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有很强的预测力，而且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意义。

但是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在1998年以后到底我们有没有出现跟国外一样的泡沫的突然破灭？没有。房地产泡沫如果要讲破灭的话，1993年、1994年就破灭了。如果讲股票市场的话，1998年的时候还有“5·19”井喷呐，对不对？反而股票的价格高涨，所以中国出现通货紧缩，它的诱因并不是泡沫突然间破灭。那么中国怎么会出现通货紧缩呢？通货紧缩不管在国外、在国内，应该都是供给远远大于需求造成的。

国外供给大于需求是因为需求突然间下降，但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通货紧缩呢？我想是因为在1997年、1998年以后，供给突然间增加了。我们知道1992年的时候邓小平有一个南巡讲话，那么邓小平南巡讲话讲了，“发展是硬道理，慢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越快越好。”就在1992年以后的五六年的时间，投资增长得非常快。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从改革以后，按照普尔普鲁曼的理论来看的话，我们都是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那么确实如果来看经济数字的话，这个在1981—1985年的时候，我们投资增长每年达到19%，比我们经济增长速度快多了，这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那么1986—1990年，投资增长慢一点，每年达到16%，但也是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但是我们在1991—1995年，我们投资增长每年提36%，投资在还没有实现之前是消费、是需求，等到它建成以后，它突然间变成供给了，我们的生产能力增加了将近200%。

下面我拿一个具体的产业来分析。比如说：我们当然可以把经济分成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里面可以分成民营的、私有的、三资的等等。那么国有企业在这段时间里面应该讲是增长最慢的。比如说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力，一个衡量的指标就是它的固定资产净值。如果把1990年当一百，到1995年的时候它就变成两百七十三。那我们知道，用固定资产净值来衡量生产能力，当你新增投资增加很快的时候它是低估的，因为新的生产能力当中包括新的技术，那么也就是讲在那五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力至少增加了200%。而我们知道在那段时间里面非国有经济的增长会更快，比如说外资。大家都说外资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当中的作用，从改革开放以后都一直很重要。可是我们来看1992年之前外资在我们固定资产投资当中所占的比重，从来没有超过5%。但是1992年突然间跃升为12%，然后接着变成15%，接下来变成18%。那么当然这段时间，我们整个的经济投资增长这么快，外资进来又加速地这么快。那么这些三资企业，外资投资企业等等，它的生产能力增长，应该比我们国有经济的生产能力增长还快。那么就是说我们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讲：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整个国内的生产能力至少增加了200%。但是我们的需求能增加多少？需求的增加主要受到人均收入水平的制约。那么我们人均收入水平每年大概也就是7%或8%左右的增长，消费也就是8%左右的增长。五六年的时间积累下来，消费的增长大概只有50%或60%，可是你生产能力增加了两倍以上，那么我们的整个经济就发生一个非常微妙的结构性的变化。

在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中国经济是一个标准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另外一个称法，叫短缺经济，这是柯南取的名字。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称为短缺经济，那么在短缺经济当中，什么东西都供不应求，但是在1997、1998年以后，突然间中国变成一个什么东西都过剩的国家，什么东西都过剩的话，当然物价就会不断下降。可是我们什么东西都过剩，并不是因为泡沫破灭财富效应导致大家的需求下降。既然没有财富效应，我们在1998年以后，我们的消费增长跟1998年以前的消费增长，基本没有什么两样，平均起来每年还是7%左右的消费增长。因为没有财富效应，那么这样的一个生产力过剩，对我们的经济当然不能说没有影响。生产能力既然前面都过剩的话，那么投资的机会就要下降的非常得多。那我们知道，这样的投资的机会下降得非常多，因为跟银行借钱是要还的。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大家投资的积极性，尤其是非公有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就下降得非常多，投资下降的压力确实非常大。那么也就是因为投资下降的压力非常大，在1998年的时候我参加政协时，我记得非常清楚，3月份朱镕基刚上台之前，最后一个政府工作报告是李鹏读的，在那个工作报告当中，也是强调我们财政上面应该是量入为出，应该维持财政的平衡的。但是到那年8月份开始，当朱镕基开始执政，看到投资下降得那么快，那么当然对经济的增长就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他马上就提出了一个积极的财政政策，用政府的公共投资的增加来启动投资需求。那么在过去这五年当中，我们已经花了八千亿的特殊的建设公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民间的非国有的投资是下降了，但是政府支持的投资是增加的，这也造成了我们过去这五年当中，我们每年的投资增长还是维持在10%左右。既然消费是在7%左右的增长，投资是10%左右的增长的话，当然我们的经济就能够维持7%—8%的增长。

那当然大家会问，既然7%—8%的增长，怎么你能源的使用也在下降？我想这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迅速由短缺经济变成过剩的经济。当中国还是在短缺经济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叫乡镇企业现象。我们知道对于乡镇企业的产业界定是不清楚的，乡镇企业的投资是非常少的，技术也是非常落后的。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句话讲说，“无粮者不稳，无工者不富。”哪个地方要富的话，就要去发展乡镇企业。那么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呢？因为当时是短缺经济，生活必需品尤其匮乏。这些轻工业产品，你有钱不见得买得到。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只要能生产出来，即使产品的质量是非常差的，那么还是会有人买，有人买你就能赚钱。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情形。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投资开始高速增长。那么到了1996、1997年，这些新的投资都变成了生产能力开始生产。我们知道新的投资，有很多是外资企业和三资企业，当然也有很多是新的民营企业的投资。它通常技术水平是比较高的，产品的质量是比较好的，那么能源的使用也是比较有效力的。那么当你什么东西都变成过剩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生产能力要退出生产，那么退出生产的到底是哪些企业？当然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一轮投资高潮时形成的乡镇企业。所以我们在90年代中期以前讲，无工者不富，可是现在到农村里面去看，哪一个地方乡镇企业多，哪个地方经济就难，因为大部分的乡镇企业都破产了。现在平均每个乡负债是四百万人民币，大部分的负债都来自于对乡镇企业的投资造成的不良贷款。

那在1997、1998年，我们就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效率非常低的、能耗非常高的乡镇企业，被这一轮新的投资的生产能力所取代了。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也就会出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方面经济增长非常快，尤其是1997、1998、1999年。这三年特别地明显，经济增长得非常地快，但是能源使用是下降的。如果了解中国经济发生这么一个结构变化的话，那么这是完全合乎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的。

这里面我提一下，我们确实需要读书，我们确实需要了解国外的理论。但是在分析中国的问题的时候，还是必须深入中国的经济现实，而不能简单套用国外的理论。理论上这么说，在国外都是符合经验的，符合推论的，在中国就不一定会符合。

我们为什么要深入了解中国的现实？主要是我们希望对中国的现实的研究对我们解决中国的问题能够有更大的帮助。比如说通货紧缩，它背后的原因是供给大于需求，供给大于需求背后的原因是生产能力过剩。那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在国外一般出现通货紧缩是很难解决的。比如日本，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还是走不出通货紧缩的阴影。美国在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以后一直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到最后是靠第二次世界大战才走出去的。那么中国呢？是不是有比较好的办法，可以走出目前的通货紧缩的困境？我觉得如果我们了解到通货紧缩背后的原因是生产能力全面过剩，生产能力过剩是一个存量的过剩，是生产能力的存量把通货紧缩建立起来的。那么要解决通货紧缩最好的办法是能不能找到一个存量需求？什么叫存量需求呢？我的定义是说：它有需求的愿望，而且它有支付的能力，但是由于体制性的原因，或是结构性的原因，它这样的一个需求没有办法实现。有支付能力、有需求愿望，也有体制性和政策性的原因，使这个需求不能实现。那么在这个概念里面，我想在现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或者任何理论模型中还都不会存在。因为在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当中，只要你有需求的愿望，不管是投资或是消费，如果你有支付能力的话，你都能实现。通货紧缩是不会存在的。

如果你是研究转型经济的话，你就会觉得，我们在经济当中确实可以存在很多有支付能力，也有需求愿望，但是不能够实现的这样的需求。我个人至少可以举出四个领域。两个是跟投资有关，两个是跟消费有关。比如说过去外资要进入中国，在没有加入WTO之前，只能在中国投资，产品必须绝大部分出口到外国去的。但中国这几年经济发展这么快，有很多外资希望进入到中国来投资。进入中国市场过去不可以，那我们现在加入WTO了，应该实行国民待遇。那么只要他来中国投资，他在中国生产，也可以在中国销售的话，外资当然会增加非常多。过去几年果然是外资增长得非常快。过去对民间投资，我们也有领域不允许民间投资，现在既然给外资国民待遇，那么也应该给内资国民待遇。只要把这些政策性的障碍消除掉的话，那么民间的投资也会增加很多，过去这两年，民间的投资果然也增加非常多。再来看消费，它也有两块：城市消费和农村消费。这几天又有人谈论到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消费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一万美元到两万美元这样一个阶段。对这一类型的消费就应该有消费信贷，过去没消费信贷，现在允许消费信贷的话，那么就会有很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产生。去年开始举办住房的消费信贷、汽车的消费信贷，果然这方面的需求也是释放得非常的多。那么再来看农村，最近我常提出“新农村运动”，在农村里面收入低是限制农民消费的一个很主要的因素。但是基础设施不足，比如电的问题、水的问题、上水下水的问题，当然也会限制农村里的消费。如果这些方面都解决的话，那么也就能够在农村取得很大的一笔存量需求。我想只有深入中国的问题，你才会想出这样的一个办法，如果你是按照外国的经济学教科书，你就不会看到这样的办法。

对于中国，我们不仅想知道过去的增长是不是真的，我们更想知道未来的发展是否能够长期持续下去。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在2000年的基础之上，经济上翻两番，那么平均起来从2000年到2020年每年还必须以7%的增长速度来增长。昨天蒋小娟博士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应该看看历史经验。”她研究历史经验的结论就是，从现在的历史经验来看的话，那么维持20年7%的增长的国家有不少，但是维持四十年的经济长期增长却非易事，她看到日本是5%，然后越到后面经济增长速度就越慢。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前面二十五年维持9.5%的增长，如果从历史经验来看的话，那以后我们要再维持每年7%的增长可能会非常难。可是我觉得看历史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历史经验不能简单地类推。我想在这个状况下，我们更需要的是科学的经济分析。一方面要有经济，另一方面也要有很好的历史分析。为什么我说仅仅看历史经验还不够呢？因为我们来看，从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对不对？但英国的经济增长，第一次增长一倍是用了七十五年。在英国之前你要是跟任何人讲说：“用七十五年的时间能够让经济增长一倍”，从来没有，因为在过去的话，每年的经济增长从来没有超过1%的。后来美国又上来了，美国让经济增长一倍的时间是用了四十九年，后来日本用了二十五年，再后来韩国用了十五年。如果说我们改革初期就在讲，世界上最好的经验就是十五年，那我们也十五年的话，也就不会出现在1994年的时候，世界发展报告里面所提的中国改革以后让经济翻一番的时间只有十年。而且现在反过来看的话，其实七八年的时间就翻一番了。

那未到底能不能够维持比较快的经济增长？我觉得我们一方面看历史经验，另一方面我们是要深入分析，让一个国家经济维持增长的主要要素是什么。而这些要素我们能不能比较好地使用，我想简单的经济分析会告诉我们。维持经济增长大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是投入的增长，当然资本的增加最重要；第二个是结构的转移，同样的要素，我把它从比较低的附加价值转移到比较高的附加价值；第三个是技术的变迁；第四个是制度效率的提高，因为前面三个都假定你是在生产边界曲线之上，但实际上有很多国家是生产边界曲线之内，这要靠体制的改革才能够让你进入到生产边界曲线。那么对前面三个因素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技术，因为如果你技术不提升的话，那么资本不断积累，它的边界效率就不断下降，那么资本积累的积极性就会低。另外从结构转换的角度讲，要是没有新的技术，你就不会有新的高附加价值的产业。此外，像我们这样的转型中国家，从制度的改进来提高效率的潜力，当然会比一般的一直都在边界曲线上市场经济国家的潜力大一点。

那么单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我们到底还能够维持多长时间的经济增长？技术变迁，尤其是靠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经济的发展，能让一个国家维持多长的时间？我想用理论来分析的话，靠引进技术你可以以成本比较低的方式取得技术，来加速经济增长，但这里面我必须说一下，引进技术必须结合比较优势。如果说我现在引进的是高科技的技术，如果没有比较优势的话，那效果就很差。按照比较优势来引进技术，在这点上我们可以参照日本的经验。为什么要看日本的经验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的水平非常像日本在1960年的水平。各种经济社会指标，我前面做了一些分析，比如说生命预期值。生命预期值是一个社会指标，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那么日本在1960年的时候，男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是六十八岁，女人是七十三岁。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男人是六十八岁，女人是七十二岁，是同一个水平。第二个来看婴儿死亡率，这也是综合指标，也是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日本在1960年的时候是每天三十一个婴儿死亡，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也是每天三十一个死亡，同一个水平。第三个看农业在整个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农业在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是15.9%，日本在1960年的时候是16.3%，同一个水平。然后再看城市恩格尔系数。我们现在是每一百块钱大概花三十八块钱（在食品上），日本在1960年的时候也是每一百块钱花三十八块钱，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都是很接近同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我们知道日本从1960年开始到1988年人均收入赶上美国。当然我不能这么乐观地说我们到2030年的时候，人均收入赶上美国。但是我相信，很有可能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年均收入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日本为什么能达到呢？其实它靠两个因素：一个就是靠引进技术，经济发展得非常地快。然后再加上日元升值，在1960年的时候是三百六十日元兑一美元，到80年代中期的时候是一百四十日元兑一美元。那对中国的分析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两个因素都发生作用。比如说按照光辉的计划，我们现在人均收入是美国的3%，但我个人非常相信如果按照我前面的分析，我相信我们很有可能在未来三十年平均每年维持在8%—10%的增长。而美国在未来三十年，它顶多就是每年平均2%的增长，我们可以每年比它快7%。三十年以后，如果没有汇率变化的话，我们当时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4%。那我也相信到那时候人民币不是八块两毛钱兑一美元，很可能变成四块一毛钱兑一美元。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人均收入就达到美国的一半，这是从历史分析和经济分析两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判断。

主持人：好，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世纪讲坛！面对国外的置疑，刚才林毅夫教授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作了精彩的阐释。张教授，我在想：是不是由于我们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所以导致国外的一些人对我们中国经济有一些置疑，或者说有一些误解？

张军：我想是这样子。从我个人在国外和经济学家进行交流的经验，人们对中国经济的确有一些批评的声音。那么这些批评有些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提示，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的评论或者他们的研讨，更多的可能是基于他们所在的国家的经验。比如美国的学者，他可能更多地是基于美国的经济的经验。那么欧洲的学者呢，可能更多的基于欧洲的经验。所以他不完全了解中国的经济，因为他不生活在中国，仅仅依据一些数字的大小来评判中国经济，有时候会冒一定的风险。今天林毅夫教授作的演讲里面，我想他抓住了一个问题，就是认为现在的经济学对通货紧缩的研究有不当之处。

所谓通货紧缩就是指物价不仅不涨，反而一直在下降。那么物价下降过程当中，通常我们在西方看到的是，物价出现下降的时候，经济也相应地下降。我们现在看日本就是这样子，日本的通货紧缩已经十几年了。那么它的GDP也基本上不增长，有的时候有些年份还是负增长。那么我想这个经验在西方来讲，可能他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然后他们的理论就会去解释这个经验。那为什么会出现物价下降的时候，GDP的增长也在下降或者说干脆就是负增长？那么现在对于通货紧缩的理论研究的发展，甚至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经验的基础上的。所以他们就认为中国在1997、1998年以后也出现了通货紧缩。如果我们认为你中国也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话，那么根据我们西方的理论你们的经济就不可能增长，你们的经济一定是下降的，但是你们公布的GDP的数据每年都是8%这样一个增长率，有的年份还要高一点，所以我们就看不懂了。就是说，你物价不涨，那么经济又在7%、8%、9%的速度在增长，确实我们的物价指数、我们的消费价格指数、社会商品的零售价格指数，过去这个十年增长得都很少，基本上是不增长的，按西方的经验，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认为你中国是通货紧缩的话，那么我一定不相信中国的GDP的增长率，因为根据理论的话，GDP应该是不增长的，但是你中国公布的却是增长的，所以我怀疑你这个数据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想林毅夫的这个演讲，就是针对这样一个理论。所以他来解释说为什么在中国可能出现物价不涨，但是GDP可能增长比较快的道理。我觉得他给出了一个答案。他认为西方的理论只能用来解释西方的经验。那么他们的理论是什么呢？如果这个通货紧缩的原因是因为需求的下降，那么这就不可能导致物价上涨，就是物价下降的时候GDP也在下降。那么什么是需求下降呢？就是大家都不愿意花钱了。当这个经济里面的公众不愿意花钱的时候，这个经济肯定下降，对不对？就像我们现在讲需求不足，对不对？那经济下降的时候，东西卖不掉的时候，这个东西怎么样？东西的价格肯定下降。所以他说西方的理论一定是这样来的，就是说是需求的原因，引起物价下降，继而经济也在下降。那为什么会出现需求的下降呢？林毅夫教授在演讲当中指出，主要是因为在西方国家出现过泡沫。比如说你虚拟的这一部分经济，无论是你的房地产还是你的其他的金融资产、股票等等，当市场行情很好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富了，对不对？觉得财富增加了，可是房子还是这么多房子，企业还是这么多企业，为什么我的财富能增加呢？那完全是因为需求太大了，资产的价格涨了、房价涨了或者股票的价格涨了，所以它是一个虚拟的东西，所以我们称为泡沫。如果这个泡沫太大的话，那么大家都会觉得自己都比过去富了。那么等到这个泡沫一旦破灭以后，比如你买了房子，你一百万买的房子，泡沫破灭以后这个房子只能卖六十万或七十万，你就觉得你的财产缩水了。财产缩水的时候，那么你银行有贷款，你要还贷的话，你就觉得你负担比过去重了，对不对？这时候为了偿还债务，你就要减少消费，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泡沫经济可能会引起你的财富效应，那么财富效应就会导致一旦泡沫破灭，那么你就会紧缩你的支出，就是你不再去消费，或者说减少消费增长的速度。那么这样一来的话，这个经济就会出现西方意义上的通货紧缩，就是物价不涨了，因为购买力不足嘛。物价不涨的话，经济也在下降，因为没有需求了嘛。

那中国的情况为什么可能出现通货紧缩，就是物价在下降，同时GDP又在增长呢？那么林毅夫教授在演讲当中讲到，他说中国的通货紧缩呢，不是由于需求的原因造成的，是由于供给过大的原因，就是说我东西生产得太多了。今天我们叫中国的经济出现了相对的过剩，其实这个过剩已经相当严重了，就是我们的生产能力它的增长已经远远大于我们对它的需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东西多了，当然是价格肯定是跌的，对不对？但是因为东西多是因为它表明你的供应在不断地增加，所以你供应的增加经济是可以增长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完全可能出现和西方不同的经济现象，原因是因为中国的特殊的国情，它和西方是不一样的。由于这种特殊的国情就导致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虽然我们也叫通货紧缩，但是这种通货紧缩伴随的是经济的增长，而西方它是经济的不增长。

那么这样一来对经济学家来讲，中国的经济学家就必须要开创性地提出能够解释中国现象的理论，而不是去照搬西方的理论。因为你照搬西方的理论，你就不能解释中国的现象，那么你也会产生怀疑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恐怕是不真实的。因为按照理论的说法，你应该是不增长的，你现在怎么可能增长呢？对不对？那我相信，生活在中国的经济学家都知道，中国经济不仅是增长的，而且增长的速度确实是相当的快。所以说林毅夫教授的这一个回答，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鉴于他的一个特殊的经历，我想他的这个回答就是表明中国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中国问题，而且用修改的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样的话我觉得对经济学就有贡献，因为通常现在我们看到的经济学，都是建立在西方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用中国的经验发展了西方的理论，那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对西方经济学的贡献。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就是回到吴敬琏教授讲话里面，我觉得那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中国经济学家的使命其实就不仅是体现在中国经济转型改革过程当中，中国经济学家帮助政府决策，提出更好的思路等等，就不仅仅在这个方面了。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中国的经验在不断地出现，然后中国的经济学家总结中国的经验，然后来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这样，中国经济学家就能对人类的发展和进步献上一份厚礼了，所以说中国经济学家的角色是不可忽视的。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张教授带来的点评。那么在目前中国经济这么好的形势之下，有没有一些隐患？另外十六届三中全会到底给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给出了怎样的一个指导性的方针？下期节目，请您继续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热点专家谈”。世纪讲坛，下周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