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河畔的新消息

深圳河畔的新消息

李　峰　杨继绳　何云华

深圳河，它小得在地图上都没有痕迹，可它却像横躺在我国内地与香港间的一个政治晴雨表。河北岸是高楼群起的深圳特区，南岸是期待着1997年的香港。在这条河上，过去传出了很多含着眼泪和耻辱的消息。不久前，我们沿着深圳河北岸采访，得到了很多新消息，凝聚着时代色彩的好消息。

超“小康”的激流

一位农民到深圳市长梁湘家里作客，他打量了一下梁湘宽敞的住宅和彩色电视机、电冰箱等用具和摆设，出人意料地冒了一句:“老梁啊，你当个大市长，怎么日子过得这么困难?”在这位农民眼里，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长竟是一个“困难户”!

这位农民为什么有这么大口气?

这里农民家里又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随意走进了沙嘴村的一幢新房，主人叫欧阳木容。这是一幢两层小楼，有2厅11间居室。翡翠色的水磨石地面光彩照人，洁白的瓷砖镶满内壁，金色的灯座托着乳白色的壁灯，在宽敞的客厅里，沿墙摆了一圈新沙发。彩电、组合式音箱、收录机、电炊具等现代家庭设施应有尽有。我们没有问他家里有多少存款，只见主人在客厅里贴着很显眼的4个字:“金玉满堂”，以表达他家的富裕。

在我们访问几个村子的十多个家庭中，欧阳木容的家中只够中等水平。很多家庭比他阔气得多。有的人家楼上楼下都摆有20英寸彩色电视机，有的人家存款几十万元。我们在这里采访，同干部和农民们谈起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所要达到的目标，他们都兴奋得欢笑不止，笑得那么自信。党的十二大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人民的生活要达到小康水平。我国10亿人民正在勤奋劳动，追逐着这个甜滋滋的目标。而在深圳河的北岸，超“小康”的激流已经汹涌奔腾了。

深圳河北岸为什么这么富，很多人感到纳闷。

有一位外国驻华大使慕名从北京到深圳渔民村参观，看到全村都是一幢幢别致的小洋楼，就问村支部书记吴柏森:

“国家给了你们多少投资?”

“国家没有给投资。”

“你们是不是靠走私?”

大使直率的提问引起了吴柏森的哈哈大笑，他说:“我们靠的是劳动，是政策。”

大使突然向主人提出了一个要求:“是不是可以看看账本?”

吴柏森爽快地满足了他的要求。大使的随从人员花了很长时间审视了这个村的账本，了解了收支实情。最后，大使满意地点头说:“好!好!是劳动得来的富裕。”

当然，深圳有它的特殊条件，全国农村不可能短期内达到这么富的水平。但是，来自长城内外的大量信息都表明，深圳河畔的农民和全国许多农村里的“冒尖富”，是我国80年代人民富裕的“星星之火”。这个“星星之火”必将燎原。

来自香港的请求

1982年7月的一个早晨，两位姑娘从香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深圳渔民村。姐妹俩在一幢幢小洋楼前探头张望，却不认得哪是自己的家。

当姐妹俩跟着离别8年的母亲回到家里的时候，恍若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当年，她们背着父母逃到香港去捞钱。结果吃尽了苦头，并没有捞到几个钱。而今，她们带着羞愧之情吞吞吐吐地对父母说:昨天晚上，和我们一起逃出去的姐妹们开了个会，大家觉得那里打工的日子不好过，都想回来，托我们向爸爸求个情。

她们的爸爸吴柏森不能原谅这种用逃跑来躲避贫困的行为。他说:“村里穷的时候，你们跑了。富了，你们又要回来。我这里又不是自由市场。怎么能想走就走，想来就来!”

这两个姑娘请求回来的心情是那样的急切。两年来她们一有假期就往回跑，向爸爸求情，还打听这个村子回来了多少人，那个村子是按什么原则批准回来的。她们再把这些信息带给香港那些请求回来的姐妹们。两年过去了，她们还在焦急地盼望着批准回来的那一天。

深圳河畔的每个村庄，几乎都接到了像这些女工一样的来自香港的请求。出于各种不同的考虑，很多请求没有得到乡亲们的同意。其中也有不少请求得到了批准。我们每走到一个村庄，听说谁回来定居了，就去访问。这些人毫不隐讳地讲述他们过去偷渡香港的经历，诉说他们现在回来定居的喜悦。到底有多少人倒流回来，没有全面的统计数字，我们只知道，一个2000多人口的沙头角镇，就有280多人回来安居乐业了。

这里的人们说，几年以前，要出现这种倒流，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当时，这些人都是冒着生命危险逃到香港的。在深圳和香港接壤的27公里长的界线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过两次外逃高潮:一次是在60年代初的经济严重困难的时候，主要原因是饥饿;另一次是在1978年，主要原因是“两个凡是”把人们粉碎“四人帮”时的希望变成了失望。

对这种外逃，多少年来，严密的边防巡逻没有防住，高大的铁丝网没有挡住，深圳湾的惊涛骇浪也没有吓住。开发蛇口工业区清理地基时，只是在这个海湾的一个地方，就发现了400多具被淹死的偷渡者的尸体。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策却像给深圳河北岸的大地注入了强大的磁力，把留下的人吸引住了，把外逃人的心吸引回来了，就连那些在香港定居几十年的人家，有的也被吸引回老家了。

从香港回来定居的人告诉我们，他们回来以前都经历了一番痛苦的内心斗争。罗湖村袁德回来，就是总结了全家两代人辛酸的经历以后才下定决心的。袁德的父母早年都在香港做工。父亲当了一辈子建筑工人，全家6口只能挤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子里。母亲是清洁工人，却无法使这个拥挤不堪的家庭保持整洁。袁德在一家濒于倒闭的制衣厂里做工，前途渺茫。他回来的那年已经26岁了，婚姻大事还看不见一点影子。像他这种情况的人，四五十岁不能成婚，在香港有的是。两位老工人想到自己这一辈子在香港的景况，看到这个独生子的愁苦的脸色，在深深的绝望之中，终于把希望的眼光投向了深圳河的北岸。

袁德是个有心计的人。他回罗湖村观察了整整3个月，认真地计算一家一家的收入，仔细地打听深圳的发展前景，暗暗地比较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他认为，尽管深圳的生活水平还不如香港高，可是回深圳当农民比在那边当工人要挣得多得多。1980年，他才下决心和祖母回乡定居，很快就盖起了小楼，结了婚。在香港的工友来看望他时，十分羡慕地说:“这才几年，你比我们过得都强!”香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营了100多年，深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这才几年”，农民的生活就比香港这些工友“过得都强”，这感慨多么值得人们深思!

我们向袁德提了一个问题:“听说到香港去的也有发财的、当了大老板的，为什么你们没有发财?”他有点不大高兴地说:“都当老板谁打工?还是打工的多嘛!到香港发财的人是有，不过一百个里头也不定有一个。”

如果说，这些倒流回来的人仅仅是受富裕的吸引，那就说得不全面了。政通人和，社会安定，与财富具有同等的吸引力。渔民村一位从香港回来的新居民，是个见人都让三分的老实人。可在香港，有时人不闯祸祸撞人。他有一次偶然看见黑社会分子盗窃邻居的财产，因此竟受到那些歹徒的威胁，全家人生命难保，一家人便回来了。正是由于人身安全的吸引力，一些不愁吃穿、长期住在香港的老人，也到深圳买房安度晚年。沙头角镇实业发展公司盖了不少房子，很快就被香港那边的人买完了。有的老人没有买到房子，也不撤回买房的申请，说:“挂个号，以后有房子先卖给我!”

“界桩”两边的心声

沙头角镇中心有一条街，只有250米长，四五米宽。街中8根花岗石的所谓“界桩”，把一条街道分为两个世界——一边是资本主义，一边是社会主义。

桩子两边的人咳嗽一声，互相都可以听得很清楚。两边居民心中本来就没有什么界限。那“界桩”只不过是昔日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中华民族遭受屈辱的历史伤痕。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却人为地强化了这个界限;这边的中国人如果和那边的中国人联系，就有“里通外国”之嫌;那边的中国人如果和这边的中国人来往，就有“亲共通共”之疑。这些桩子深深刺痛着两边中国人的心。

我们到这里采访的时候，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虽然还在进行，但是可以看到这个小镇的“气候”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们到一位名叫范乙生的老人家里作客。他在英国开了20多年的餐馆，原来家在香港，现在来这边买了新房安度晚年。听说我们来了，住在旁边的两位老人也过来和我们聊天。他俩都在香港做生意，也是新近到这边买房安家的。他们高兴地说起近几年那边居民心情的变化。一位姓蓝的老人说:“前几年这房子白给我，我也不敢要;现在花了20万元能买到就算走运!”他们都是生活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居民。姓蓝的老人的儿子和媳妇白天在那边做生意，晚上回这边居住。他的孙子在那边上学，孙女在这边读书。另一位姓曾的老人对我们说:“我过去走路都是紧靠那一边，一靠近这边心里就很紧张。现在，这些桩子在我心目中消失了，我是中国人嘛!”

“中国人”，这个感情色彩最鲜明的字眼，从“界桩”两边居民的嘴里说出来，总是带着激动和自豪的音调。

早晨，这边的碧海宾馆，常常坐满了那边的茶客。那边的中小学的课堂里，端坐着这边去的孩子。

夜晚，大鹏湾海风习习，两边的居民，有的老人在一起乘凉消暑，有的青年男女在海边谈情说爱。两边又开始通婚了。

在沿深圳河北岸采访中，我们发现，隔河相望的中国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却有一个相同的心愿:两边的人都庆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胜利，都希望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都希望香港保持繁荣和稳定，如期回到祖国的怀抱。一位来自香港的经理对记者说:“没有中国人不爱国的，只是深浅不同。香港绝大多数人盼望1997年;但想到过去‘左’的政策，有的人又害怕1997年。现在看到深圳特区的变化，顾虑打消了，盼望1997年的心切了!”

不久前，沙头角举行歌咏比赛，大家唱得最多的一支歌是《社会主义好》。人们越唱越激动，越唱声调越高昂。歌声惊动了“界桩”那边的人，他们投过惊奇的目光，幽默地问:“你们多年没唱这首歌，今天怎么又唱得这么欢?”

新华社　1984年10月4日

评　点

1980年，一个与香港比邻的小渔村被设为经济特区，那就是深圳。当时，国内刚刚对外开放，办经济特区，很多人心存疑虑。《深圳河畔的新消息》以最新的消息，报道了深圳这个昔日小渔村成为特区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以改革开放后深圳河北岸日渐富有的事实，有力地回答了当时一些人的疑惑不解，解开了他们心头的疙瘩。《深圳河畔的新消息》还是一篇可读性强的报道。它聚焦深圳这个特殊的地方，尤其比较了深圳和香港的生活，从过去人们私逃香港到如今返回深圳定居;从过去“界桩”完全隔膜了两个不同制度的世界，到人们通过各式经济往来甚至通婚而消除了内心的“界桩”，说明了深圳所迈出的历史步伐，别具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