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影响着今天的世界吗——介绍《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
我从小喜爱历史,从1978年报考历史学的研究生后更离不开历史,但我有自知之明,对蒙古和元朝历史总是敬而远之,能不碰尽量不碰。实在回避不了时,如我写《中国人口发展史》,讲人口发展总不能缺蒙元一段吧,我也尽量参照已有研究成果,再做分析推断。
我想,在历史学界像我这样的人大概还不少,整个社会上就更多了。这倒不是我不重视蒙元这一段历史,其实在1978年前,或者在我读小学、初中上历史课时,就知道有成吉思汗,有蒙古大帝国,有元朝。60年代学毛泽东那首著名的《雪》,“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词句背得很熟。“反修(苏联修正主义)”学习时,《九评》中曾经引用鲁迅的话批驳“苏修”的“攻击”。针对“苏修”以蒙古军队曾经侵略东欧一事指责中国历史上好战,中方的驳斥是中国人民与俄罗斯人民一样,是蒙古军队侵略的受害者。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批“苏修”称中国历来以长城为边界时,又得强调中国历史上的边界远远在长城之外,蒙古也曾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分。《文天祥传》和他的《过零丁洋》早已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文天祥的对立面元朝自然只能留下负面的印象。
不过,非专门研究人员要了解正确的蒙元历史,还真不容易。一般人未必看得懂《元史》,看《蒙古秘史》又不见得有兴趣。英国人霍渥斯的五卷本《蒙古人史》、法国人格鲁塞的《蒙古帝国史》、瑞典人多桑的《蒙古史》等虽然在学术界久享盛名,但对中国的一般读者来说,毕竟相距甚远。据我所知,就是专业人员,也遇到直接史料太少的难题,所以不少方面无法深入,甚至根本不了解,另一方面又不能将史实叙述得生动活泼。公众对蒙元史的忽视与误解,与专业人员无法提供有吸引力的历史书不无关系。
所以在友人告诉我美国人类学者杰克•威泽弗德所著《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一书值得一读后,我立即看了起来。我为作者写这本书所付出的异常努力所感动,惊叹一位人类学者居然能如此细致入微地复原出已经消失在人们记忆中的历史,也庆幸蒙元史增加了一本适合公众阅读的佳作。
作者并不因为他只是想“讲述”成吉思汗的“故事”而满足于现有的史料,而是首先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考察。作者穿越了俄罗斯、中国、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他用一个夏天的时间沿着突厥部落在古代迁移的路线行走,从蒙古远至地中海的波斯尼亚,然后大致遵循马可•波罗的海上航线,从华南到越南,穿越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最后到达威尼斯。当他于1998年到达蒙古时,本以为这是一个收尾和短暂的旅程,结果却长达5年!在此期间,他与蒙古的考古、军事、语言、地理学者紧密合作,将来自12种语言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文本,跟《蒙古秘史》中的记载进行比较。然后他们对照《秘史》,尽可能复原出历史场景,将断续的故事联系起来。通过大量具体而微的考察,作者比其他学者更深刻地理解了仅有的史料。例如他指出:
尽管我们对成吉思汗出生地——斡难河边的小山丘——的准确特征存在争议,例如,显然,有很多沼泽而又长着繁茂树木的河流地带,与宽阔空旷的草原相比是很不一样的,草原是大多数游牧民生活的地方,也是大部分历史学家认同的成吉思汗的成长地。这种区别使得他与其他的游牧民之间的差异变得相当明显。我们随即就可明白,为什么《秘史》在成吉思汗的童年时期经常提及的是狩猎而非放牧。地理条件本身将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涯与西伯利亚文化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秘史》所言蒙古人即发源于这种文化,而不是与空旷平原的突厥部族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这些信息大大地影响了我们对成吉思汗战争方式的理解,并影响了我们去认识他是如何将敌对平民视作被驱赶的牲畜,而又如何将敌方士兵视如被追捕的猎物的。
但是作者与合作者5年间的所经历的艰辛也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
2001年1月,我们来到霍洪纳(Khorkhonag)草原,那里的气温变化幅度超过80℃——从没有遮蔽的广阔地面的38℃左右高温,到—46℃的低温。在这样的地区,我们经历着旅行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灾厄与幸运。我们的交通工具被围困在冬天的冰雪中,被阻滞在春季的泥淖里,或者陷入夏季的沙石中;甚至有一次被暴发的山洪冲走。很多次,我们的帐篷被风雪破坏,有时也被烂醉的狂欢所毁坏。在二十世纪的最后的几个夏季,我们尽情地享受无限的牛奶、羊肉。然而,在本世纪的头一年里,我们也经历了牲畜饿毙所带来的最糟糕的年份,这个动物饥荒称为“阻德”(译注:zud,蒙古语,指自然灾害,或更准确地说,是指牲畜长时间无法靠近牧场的各种自然灾害的组合),那时我们周围的马和牦牛全部倒毙,夜间所有的大小动物都直挺挺地被冻死。
正因为如此,作者对很多原来无法依靠文献解决的疑问作出了合理解释。在此基础上,作者最终回答了书名提出的问题:“虽然成吉思汗出现在古老的部落时期,但他却塑造出现代世界的商业、交通和大量长期存在的国家,仅这一点就超过其他任何人。在动员专业化战争、促进全球商业和制定持久的国际法准则方面,成吉思汗完完全全是一个现代人。历史以游牧人与农夫之间的残酷战争为开端,以蒙古人融合各种文化为结局。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认识到不同生活方式后,成吉思汗变得更有远见,他努力为他的人民创造出一些全新的、更美好的东西。通过拆除那些使一个个文明隔绝开来的城墙,并将各种文化结合在一起。蒙古军队破坏了周边文明的单一性。”“成吉思汗离开历史场景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他的影响将持续地萦绕在我们这个时代。”
正如姚大力教授在中译本的序言中所指出的,这本书并非十全十美。在如此有限的史料条件下,要完全准确地重建蒙元历史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作者本身的局限,例如他与他的合作者显然还不大理解中文,对中国和元朝的历史也不太熟悉,而且作为一位人类学家,他对历史的理解也有一定的片面性。不过,读者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和结论,甚至可以推翻他精心构成的故事,却不能不相信他的真诚——他绝不会像某些“戏说”的作者那样,自觉地糊弄读者,至少他自己是极其认真地写出了书中的每句话,他的学术良心对得起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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