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说知识分子

杂说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或许是当今中国使用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尤其是在知识界、教育界、政界、媒体，在这些界的人大多以知识分子自居，或者被别人当作知识分子。不过，在知识分子不吃香或是反动分子的同义词时，大家避之犹恐不及，能进入“革命干部”行列的人自不必说，就是只能留在知识分子中的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强调自己的非知识分子出身或背景。“文革”期间我在中学当教师，那是无论如何也脱不掉知识分子帽子的地方，但新分配来的教师有“工农兵学员”的革命出身，与我们那些不幸早当了教师的人多少有些区别。

究竟什么样的人算知识分子，记得当年学习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时作过深刻的讨论和领会，那时的划分标准是文化程度高中以上。如果按这条标准，那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就极其高了。特别这些年大学和研究生大规模扩招，据说今年新获博士学位的就将有5万人之多，看来知识分子的学历标准也得提高了。

不过，毛泽东的标准或今天政府主管部门定的标准，只是学历意义上或统计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我们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或者整个社会寄予厚望的知识分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一方面，随着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获得高等教育学历或学位的人会越来越多，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会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现代的知识结构、科学技术的分类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或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所学习或研究的范围相当狭窄，从事的专业极其单纯。如果局限于他们的专业的话，他们的关注范围就非常有限，即使对本身涉及的领域也难以有全面的理解，更不用说对整个社会。

所以我以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标准，不仅应考虑到一个人接受教育、具备知识的程度，还必须看一个人对社会的态度。所以比较全面的标准应该是：

首先，当然必须接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或者实际上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这并不意味着排斥没有上过大学又没有实际达到大学程度的其他人才，对社会作贡献、甚至作出重大的或决定性贡献的人并不限于知识分子，如有些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艺术家既没有大学学历，也没有比较全面达到大学水平，但谁也不会否认他们的成就和对社会的贡献。但既然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范畴、一种身份，无论如何总得有一定的标准。

其次，必须拥有某一专业或某一方面的理论或比较系统的知识，即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或学者。只有这样，才能拥有与知识有关的某一方面的发言权，才能以知识为手段服务于社会，才能通过这一部分知识来思考社会现象。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她）的主要职位应该是与知识有关的，主要依靠自己的知识，而不是技术或体力。如果知识分子被长期剥夺这样的权利，没有以知识为手段服务于社会的机会，那也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了。

然而更重要的是，不能局限于自己的专业或职位，而应该关注整个社会，至少应关注本专业以外的领域。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一个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连相互间的对话都会发生困难，更不用说对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进行讨论或研究了。即使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局限于具体的研究对象。现代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每个人研究的领域再广，也不过是这个系统的一个细胞、一个器官或一个局部。当然，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不可能了解社会的全部，但多少要有些整体性的观念，才能对思想领域和社会现实发表负责任的意见。这一点，也是知识分子不同于科学家、专家学者的地方。

如果说上面三点是知识分子的基本条件的话，那么能否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还取决于第四点，即必须具有批评精神。所谓批评精神，就是对一切事物应当尽可能作出是非、善恶、真假、美丑、轻重、先后等判断，明辨是非，激清扬浊。但是比较而言，知识分子的主要使命不在于美化、宣扬或维护现有的真理、秩序、规则和存在的合理性，而是发现其中的缺陷、谬误和不足，并予以揭露和批评，不断探索、发现和创新。知识分子不应是执政的党派或团体、主流社会、利益财团、学术权威的工具，而必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这并不说知识分子一定要反对它们，或者一定要与它们唱对台戏，也不是说它们不需要有自己的工具或喉舌，但这类角色不必由知识分子来扮演，完全可以由拥有一定的知识、技能和社会经验的官员、公务员和专业人士来承担。

一个健全的社会必定需要两个不同的方面，既有肯定和维护的人，也有怀疑和批评的人。两者相反而相成，缺一不可。而这个社会之所以能够得到稳定和进步，也得益于怀疑和批评者，得益于他们使社会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预防可能出现的问题。他们提出质疑和批评的内容，持肯定和维护态度的人一般不能发现，或者碍于地位和立场而无法公开发表。他们的质疑和批评或许不尽全面，甚至不乏夸张，但对社会起了提醒和警告的作用。对一项政策、法令、制度、措施，一项工程、规划、方案也是如此，站在独立立场的知识分子的质疑和批评是完全必要、非常有益的。允许并接受他们的批评，能帮助当权者或决策者更全面、更深入地考虑不利因素，从而进一步加以修改或完善。三峡工程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知识分子都发出过批评和反对意见，今天还有人在继续批评。但正是这些批评，使三峡的建设方案不断完善，作了多次调整，如降低了大坝高度，增加了环保措施，调整了移民方案，对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能比较及时地解决。三峡没有成为第二个三门峡，能够取得已有的成就，也应该感谢那些坚定的反对者。三峡工程如此，其他方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正因为如此，尽管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始终存在并发挥作用，但就具体的人而言，其身份是可以变化的，既可以由非知识分子成为知识分子，也可以由知识分子变为非知识分子。如一位知识分子成为军人、官员、公务员后，尽管他依然可以保持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但在本职上必须服从上级、政治利益和行政制度。如果他要从事经济或商业活动，也只能服从现行的经济规律，适应市场需要，追求利润和回报。

这种角色转换有时是相当困难的，往往难以彻底，但一个人无法同时扮演双重角色，特别是相互对立和冲突的两个不同角色。可惜的是能保持这样清醒头脑的人太少，更多的人是想左右逢源，熊掌与鱼兼得，如在官员中充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面前摆官架子；或者身居政府要职，却不认真履行职责，或毫无行政能力，却以知识分子自我陶醉、自我原谅；或者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以高参策士自居，却不愿承担应有的政治责任。古人所谓“小隐隐于山，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其实只是那些假隐士的自我美化或自我解嘲，因为既然入了市，登了朝，就绝对隐不了。我并不反对知识分子经商、当官，十几年前我就发表过文章，主张知识分子大大方方地下海入仕，只要不丧失知识分子的本色，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尽管当时我说的“知识分子”只是职业或学历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我一直以为，这也适用于真正的知识分子。

在现代社会，由于谋生的手段相对简单，一个人用以谋生的时间可以越来越短，“业”和“余”可能完全分离。例如多数白领在下班后不需要再在本职工作上花费时间，成功的投资人可以在短短几年、甚至一次交易中为自己积累一辈子也花不完的财富。有的重要岗位退休年龄很早，加上人类寿命的延长，退休后的工作年限完全可以超过以往的“一生”。所以一部分有当知识分子基本条件的人，可以在本职以外当“业余”知识分子、“兼职”知识分子，或者在退休后当知识分子。但无论是哪一类知识分子，衡量他们的标准是一致的，他们的言论都要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所以他们的本职与知识分子的角色可以完全无关，但不能根本冲突，否则即使他们自己能应付自如，在社会上也会缺乏信任度。例如一位宣传部门主管官员，如果在业余时间当知识分子，他能将他有关思想独立、言论自由的想法用真名实姓发表出来吗？其结果很可能是没有一方满意，社会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在现代社会的分工中，知识分子是一种职业，即社会上的一部分人以“知识”作为手段为社会服务，并获取社会的回报，维持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知识分子并无高人一等的地位，也不应该有什么特权。反之，社会对他们的要求，仅仅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此外就与其他公民一样。

曾经见到某位特型演员到处受到狂热欢迎，因为人们往往将他与他演的伟人、名人联系起来。这在感情上或许可以理解，在理智上却是不可取的。如果他明天改演一位暴君或流氓，那么是否也会成为众矢之的呢？其实演员的本领就是将假的演成真的，就是脱离真我。以前鼓吹“台上演英雄，台下学英雄”，貌似合理，实际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因为如果照此逻辑，台上演罪犯，台下必定得犯罪才行。对作家也是如此，写出成功的作品固然需要生活源泉和真实感情，但更需要有文学天赋和写作技巧，所以写出《妻妾成群》的作者可以是一位毫无旧时代经历的年轻人，描述黑社会的作品不必出自黑道人物，否则就不可能有历史小说，或者只能有自传了。因此，对演员的艺术成就、作家的文学成就的评判标准是作品本身，与他们的人品和创作以外的行为无关，对他们创作以外的要求应该与其他公民无异。

我一直认为，“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画如其人”至多是一种特例，或者是人们的主观臆测。张大千仿石涛完全可以以假乱真，难道张大千有了石涛的心境？汪精卫当汉奸前后写的字难道会有本质区别，谁又看得出来？某些高官的亲笔题词要是不署名，肯定会被当成小学生的涂鸦。可见对艺术品的鉴别标准也是作品本身，与作者的人品与言行没有必然的联系。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主要体现在他的言论，而不是他作为职业以外的行为，更不是他的私人生活。一般来说，在评价知识分子发表的意见是否正确，是否有价值时，只能考虑这些意见本身，不能以发表者本人的身份、行为、历史作为判断的依据。

当然这只是最基本的要求，对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社会完全可能对他提出更高的要求，希望他在行动上也能实践自己的主张，或他本人能成为公众的楷模。对知识分子本人而言，权利和义务应该相称，即你获得的社会声望越高，承担的责任也越大；一旦成为公众人物，个人隐私必定会受到限制。要赢得公众的信任，就只能向公众公开历史，敞开心扉。而且最低限度，知识分子的行为不能与自己所主张的相冲突。当然从理论上说，不能因此就判断他的意见是错误的，但公众对他的意见会产生怀疑。特别是对一些本来就有争议的观点，如果提出这种观点的知识分子的行为恰恰相反，这不是告诉公众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吗？

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不仅是指书本知识，更重要的是社会实际。即使是以理论研究为主的知识分子，也应该了解社会的现状，否则就无法实践这些理论，或者使这些理论产生实际效果，他本人也就不成其知识分子了。

现在有一些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经历是从学校到学校，或从学校到研究所。他们了解社会的途径不是直接接触社会各界，倾听他们的声音，而是完全根据书面材料，却不了解书面材料与实际状况之间的明显差异。对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他们往往不是考察实际情况，而是一味相信本人说的话或当事人的记录，由此得出的结论必定会南辕北辙，事与愿违。尽管他们有良好的愿望，但这种书呆子态度决定了他们的无效和低能。

书呆子的另一种表现，是自己的关注范围只限于专业知识，却非要对专业以外或广泛的社会问题发表意见。自然科学背景的人常常不懂最基本的人文知识，而人文学者往往对最新的科学技术进步漠不关心。本来他们都是本专业的优秀学者，但当他们对自己毫不熟悉的问题发表意见时，却力不从心，甚至成为公众或官员的笑柄。

不过与知识分子中的伪君子相比，书呆子还不失其可爱真诚的一面。我所指的伪君子，是指那些连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都不能守住，却又要故作高深，伪装崇高，用岸然道貌掩盖肮脏灵魂的人。我并非对这些人苛求，因为我对自己也没有严格的要求。如果做不到或不想做的事，能躲就躲，躲不过的就承认，却不能提高嗓门，高举大旗，大义凛然，造足声势，最后溜之大吉。有一次我说，如果不能将大杂院恢复为真正的四合院，那就迟早要拆除了。一位青年学者大不以为然，他说即使是大杂院，也比高楼大厦好得多。我问他现在住在哪里，他一时语塞，但答非所问地说以前也住过大杂院。我就不明白，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继续住下去呢？要当真君子固然很难，要不做伪君子却很容易，只要做到一点就行了：设身处地想一下，你自己能不能照你的主张办？我曾经遇见一位坚决主张实行传统儒家思想的学者，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尽管我不赞成他的观点，但他的人格和治学态度赢得了我的尊重。但如果“环保学者”私下在搜购珍稀动物制品，“伦理学家”拥有不止一位情妇，“学术腐败”的反对者抄袭别人成果，这样的知识分子对社会还有什么价值？对知识分子这个称号起着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