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任侠百年诞辰记事
今年6月初,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沈宁同志来信说:“今年是常任侠先生百年冥诞,我偕其家属编辑整理了纪念集,整理了1949—1953年间常老日记,争取在年内出版。近来搜集、编辑的书信集,已征得数百通书信,您处所藏常先生的书札能否复制提供一份,以增添内容,传之后世,这是极为盼望的事情,请多多帮忙为祷。从您的文章中得知,您年少常先生十三岁,推算起来,今当米寿之年,在此祝您健康长寿。摘录了常先生日记中与您交往的文字,或可引发某些回忆,写一些值得留念的文章,这不独是我个人所期望的。”
沈君随信附来《常任侠日记中与谢蔚明交往摘录》(以下简称《摘录》)。但讹错字句不少,我理解沈君为了让我先睹为快仓促付邮的心情。
《摘录》中常公记事抒情文字,仿佛时光倒流,把我带回50年前朋友们相聚境界。我22岁当战地记者,几十年来,交往的师友不计其数,迄今为止,我见到文字记载的只有常任侠堪称书林一枝。常任侠是学者,他的文字自有其传承的意义。大约3年前,安徽教育出版社推出《常任侠文集》,寓有尊重乡贤之意,因为他是安徽省颍上县人,是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解放前,他在印度高等学府执教时,获悉新中国诞生,为冲破国民党阻挠,离开印度,经缅甸、香港辗转回国,过天津时,赋诗明志:“远离祖国久飘零,雪压苍松岁几更,初见红旗忽下泪,何人知我此时情。”
常任侠为人厚道,朋友们提起他来,称之为好好先生,或称之为忠厚长者。他回国时,我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当记者,从此与他结下深厚友谊。他著作等身,在我的书房中,保藏有他十几种著作,虽然不是全貌,却是珍贵的纪念。有意思的是,1955年7月,他赠我的《梁祝怨(附散套)》,扉页背面注明“乙亥九月付印、限定二百本”,大概印数太少,铅印本均已送人,赠我的是晒蓝本。中国古老年代复印文件、书籍,晒蓝工艺流传多年,常任侠采用晒蓝复印《梁祝怨》,不知是怀古意识还是无奈?在我的藏书中堪称一枝独秀了。附带说明一下,《梁祝怨》所写的是民间传说人物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
十年“文革”中,常任侠也受到冲击,黄永玉《在我心中的列仙酒牌》一文中,提到他自己“在解放军看管下劳动,每天32里来回,晚上到打麦场看演出,碰到常任侠,他年纪大,大块头,居然会瘦,常任侠说,有人要我们为江青同志争气,我30年代就认识她,不晓得她今天‘又气哪个’……总而言之,我们那些年所有人的遭遇都活在一两个人的气头上”。
反右派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我未能幸免,流放北大荒劳动,“四人帮”覆灭的喜讯传遍全国,我致函京华故交旧识常任侠、马彦祥几位,都得到至慰生平的回信,不久,我告别北大荒回到故乡伫候佳音,1979年终于得到平反。时年62岁。原单位党委破格录用让我编辑刊物。我利用从上海到京约稿之便和常任侠见了面,他对我的工作也尽力支持。我离休后,彼此通信联系,仁者寿,但生也有涯,他终以93岁高龄仙逝。
有人写挽联致祭:
学术千古是开辟东方美术与考古先行者
风范永存乃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老诗翁
2004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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