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的张恨水
李珂先生在大作《恨水打油画众生》(见8月19日《文汇报•笔会》)中指出张恨水“一生中创作了三千多首诗词”,“充其量仅够三流水平”,“所以他为自己起的主要笔名之一,就是‘打油诗人’”。
我想说的是,抗战胜利后,张恨水从重庆回到北平,发现沦陷期间有100多部内容荒诞不经、下流无耻的作品,一律盗用张恨水的名字在市面流传。他非常生气,多次在报上发表声明,并请主管部门查禁。他听说东北各大城市也是如此。我不知李珂先生是否一时失察,误用了敌伪时期的一些资料。
1940年初,我在新闻研究班学习期满,被分配到军委会政治部三厅所属的通讯社当记者,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向我们发表讲话。接着我们为避开敌机空袭,特地在星夜到《新民报》参观,当获悉我仰慕已久的张恨水先生就在报社不仅写稿,还主持报社全盘业务时,我异常高兴。张老办公室的陈设简单萧然,一灯如豆。听说我是桐城人后,张老说他是潜山人,地地道道的安徽大同乡。1945年,南京政府国防部组织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傅作义将军所部,我随团乘专机飞抵北平停留一天,听说张恨老在《新民报》北平版当经理,我趁便前去拜访叙谈,至于谈了些什么,现在已毫无印象。我回南京不久,听说张恨老向《新民报》创办人陈铭德、邓季惺恳辞获准,结束了40年的报坛生活。世事变化太大,三年解放战争,换了人间。我应旧友浦熙修邀约,走进她主持的《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当记者,有一次,与她情同姐妹的彭子冈一同看望熙修,闲聊当中谈起张恨水,子冈与我当即决定一道走访。张恨老伫立在一幢房子台阶上,身着白衬衣和浅灰西装裤和我俩见面,接着把我们引进屋里谈话,我们这才知道他已将这幢有30多间房的豪宅卖给电影厂,过些日子就要搬走,住进砖塔胡同43号小四合院。他又说,他处境衰败是因为把版税所得的十几两黄金和外币托大中银行经理王锡衡存入银行,姓王的开了一张收据没给存折。等到世乱如麻,王锡衡席卷外币、黄金逃跑,张恨老没有存折,无法到银行取钱,造成了经济上的巨大损失。后来我到他买下的小四合院一看,他家里上有岳母,还有原配妻子,以及后来婚配的夫人周南和7个子女。新居有一面积不大的书房,陈列着竹子做的小书架,上面陈放着几十本书,显出书架空间很大。
当时,海外有些好事之徒散布谣言说,张恨水现在流落街头以乞讨为生。我的朋友潘际垌找我谈起海外谣言,建议我找张恨水写稿由香港《大公报》发表,谣言自然不攻自破。我受托后,就专程拜访张恨老,请他按照港报要求的内容,写他耳闻目睹的新社会新气象。张恨老对我的说辞表示不同意,理由是,他在家养病,足不出户,怎么可以编造亲自目睹社会上新气象。我完全赞同他的实话实说,并将他的话转告际垌。隔了两天,际垌对我说,《大公报》领导尊重张恨老的意见,不谈社会情况,可以写民间传说,张恨老一听表示同意。他的第一部著作《梁山伯与祝英台》问世后,被香港《大公报》连载,深受好评,政治影响很大。他继又推出《白蛇传》、《牛郎织女》、《秋江》、《孔雀东南飞》、《孟姜女》等十种以上。他致函好友马彦祥说,稿酬收入足以养家活口,前承政府关心照顾,每月发给的生活费120元请即停发。有一天,张恨老对我说想请《大公报》的朋友们聚会一次,托我代为筹划,我遵嘱在大华电影院后面的康乐酒家订了酒席,是日应邀入席的有《大公报》社长王芸生、香港版《大公报》驻京办事处主任朱启平、潘际垌和张恨老的报坛老友、时任《大公报》办事员的季廼慈,主人在夫人周南陪伴下入席。开席前,宾主叙谈,王芸生先生和我谈京剧,以为我懂戏。等到酒菜上桌,周南女士向客人敬酒,她看到启平与我能饮烈性白酒,多次用茶杯斟酒和我俩干杯,毫无醉意。聚会在热烈氛围中散席。
张恨老正直高尚的品格令人敬佩。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在一次各界人士相聚的盛会上,把延安带来的土特产赠给张恨水,称延安翻印过他的《五子登科》等著作,但是延安没有版税制度,这些土特产只是聊表心意。当时重庆报纸作了报道。1955年春节,全国政协团拜会上,毛主席接见张恨水,询问为什么看不到他的著作,他据实回答,一来是生病,再是对工农兵生活不熟悉难以胜任。此后不久,周扬告诉他,毛主席有指示,为工农兵服务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老作家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毛主席对张恨老的关怀是殊荣,但他从不向人提起以此自炫,显示了这位老作家的人格力量。
200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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