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郁达夫

作家、战士郁达夫

到贾植芳教授家串门聊天，谈起前不久我的浙江富阳之行，听到关于当代文学奠基人之一的郁达夫在故乡富阳若干轶事。老贾教授说，有个日本青年学者铃木正夫是研究郁达夫的，经过20年以上的探索研究，写出一本专著，边说边从书柜里把这本书取给我看，书很厚实，硬面精装，封面正中印的汉字书名《郁达夫》，书脊上在郁达夫三字下面另印《时代の悲剧作家》一行字。全书不少于30万字，印着出版年月是1994年4月，是作者从日本横滨寄来的。

老贾教授说，上海和横滨结为友好城市，十年前，当时任横滨大学副教授的铃木先生以访问学者身份来到上海复旦大学深造，和贾植芳结下了师友情谊。他风趣地说，青年访问学者外表像是“太君”，实际上善良忠厚。他为了研究郁达夫的结局，特地跑到印度尼西亚做调查研究，还查阅了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讯日本战犯的记录，在印尼巴耶公务寻访了郁达夫的知情人——华侨、印尼商人，还找到了当年在巴耶公务日本宪兵队任班长杀害郁达夫的凶手。关于郁达夫被害真相、时间、埋葬地点，40多年来，传说纷纭，没有正确答案。凶手健在印尼，他吐露了真情，纠正以往传闻的失实。

过去传说，郁达夫遇害时间是1945年，日本宪兵队班长说，年月不错，日期不对，应为29日。

过去说，郁达夫是被枪杀的。日本宪兵队班长说，是他用手卡住郁达夫的脖子掐死的。

过去说，郁达夫遗骸下落不明。日本宪兵队班长说出了郁达夫葬身的地点。

不仅如此，日本宪兵队班长还说，他杀害郁达夫是奉上级命令做的，确实出于不得已，良心上始终不安，为了表示忏悔，每年郁达夫的祭日他都上坟祭奠。

这个前日本军曹在日本战败投降后就留在印尼巴耶公务经商，当铃木正夫先生找他谈话时，他承认杀害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尽管是奉命执行也是犯罪的，愿意供认事实真相，但要求铃木先生不要公布他的名字。

1985年8月，在首都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座谈会上，胡愈之曾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纪念碑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在郁达夫的故乡浙江富阳，相继召开了纪念郁达夫学术讨论会，中外作家学者当中就有日本横滨大学教授铃木正夫先生。还有一位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教授伊藤虎丸先生，他也是研究郁达夫的资深学者。这两地纪念会一致给予郁达夫公正的高度的评价。胡愈之在北京座谈会上的讲话具有代表意义。

郁达夫是文化名人，同时又是爱国志士，前者人所共知，后者熟知的人可能较少。1937年抗战爆发，郁达夫即以笔为武器投身抗战；次年底，远走南洋继续从事抗战宣传，1939年11月23日，在上海孤岛担任法院刑庭庭长职务的达夫长兄郁华（曼陀），因忠于职守引起敌伪忌恨，被汪伪特务暗杀于寓守门口。郁达夫在海外得讯后，写了《悼胞兄曼陀》发表在新加坡《星洲日报》上。文中说，“自先父弃养后，对我实是兄而又兼父执的长辈”。他还撰写了一副挽联以表哀思：

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闻海内。

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辽东。

郁曼陀长期在司法界工作，当过南北各大学法学教授，是南社著名诗人之一，还擅泼墨山水。出版过画集、诗集。他是抗日战争中第一位殉国的中国法官。

郁达夫遇害前化名赵廉，公开身份是日本宪兵队翻译。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中美英苏四国发出乞降照会的同一天，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向国内外三军下达停战诏书。侵占印尼的日本军方敢于在投降后的8月29日，秘密处死战胜国一方隐姓埋名的大作家，是罪上加罪的行为，它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显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由此引起的一些善后问题，令人深思。

我在富阳鹳山，瞻仰了为纪念郁曼陀、达夫兄弟的双烈亭。郁氏兄弟为抗日死难，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签名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陪同我游览鹳山的是郁曼陀的哲嗣郁兴治。郁门多才人，兴治的胞姊美术家兼作家郁风、胞妹原《中国日报》（英文版）高级编辑郁隽民也正在富阳。兴治精通远洋业务，英语娴熟，在远洋轮船长任内，到过五大洲40多个国家；近年离休后，还完成了有关远洋专业的巨著。当我们登上濒临富春江的山上平台时，他说，1935年祖母做寿的那天，父亲曼陀、二叔养吾（业医）、三叔达夫和郁家老幼，还有亲友雷圭元、刘开渠、叶秋原等30多人在这里合影留念，那年兴治5岁，和王映霞比肩而坐的郁风19岁，转眼60年，人事变化很大，我们都不禁感叹。

郁兴治曾见过铃木正夫教授，当我打电话告诉他，铃木先生已出版《郁达夫》一书，他很高兴。老作家柯灵也见过铃木先生，他听说日本版《郁达夫》出版了，但是顾虑没有中译本。日前见到贾植芳谈起译书问题，老教授说，他有个学生，现在大学执教，中日文都好，想找他翻译，所顾虑的是出书难。我说，大家想办法让中译本《郁达夫》能够顺利出版。

1995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