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周作人与胡适研究中的宽容精神

也谈周作人与胡适研究中的宽容精神——与舒芜先生商榷

1995年第12期《读书》杂志发表了舒芜的长文《理论勇气和宽容精神》，文章是这样的：“大约近十年来，周作人和胡适两个研究禁区都已逐步被打破，出现了一些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是，情形又有所不同，在胡适研究中，比较能集中力量研究他一生文化上思想上学术上的成绩，该肯定不妨充分肯定；而在周作人研究中，却不得不分去许多精力，辩解式地反复说明何以有研究的必要，不得不处处联系周作人抗战期间叛国附敌那一段历史，以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肯定周作人最好七折八扣，指出缺点错误时怎么夸大都成。”舒芜先生说，否则，“你的研究就会受到种种指责，甚至你的研究动机似乎都很可疑。”他认为：“周作人的一生，也主要是一个文学思想家，我们不应该用一顶‘文学汉奸’的帽子一笔抹煞……至于他叛国附敌，这是政治行为……无须曲为之讳……若当论胡适的政治运动，同样是应该用政治标准衡量，不应该替他掩饰。”读到这里，我想提醒舒芜先生，近几年来，书肆上流传的《胡适传》就有好几部，无不涉及胡适的政治活动和功过是非，所以不存在“替他掩饰”的问题。同样，为周作人立传也风行一时，综观内容，贬多于誉，尤其对周的自毁名节并未“曲为之讳”。

舒芜先生以对比手法衡量周作人与胡适的政治行为，斥责胡适支持蒋介石“戡乱”、“1946年他在伪‘国民大会’上，竟以伪‘国人代表’的总代表的身份，亲手捧着蒋记独裁内战的伪‘中华民国宪法’的文本授与蒋介石，作为蒋介石就任伪‘总统’的法律的民意根据，这一历史镜头，当时煌煌刊载全国性报刊，这比周作人在北平检阅青年的那张照片，政治上可重要多了。”舒芜先生还作出论断：“这个道理，现在说起来，虽会有人反对，但赞同者是越来越多了。”我不怀疑这一结论的真实性，但敢于肯定它的片面性，因为周的政治行为事关民族大义，胡适的问题毕竟是国内的政治矛盾，绝不能混为一谈。

日寇利用周作人的清望出任伪职，和蒋介石利用胡适的清望让他到“国大”表演，两者的政治手法一模一样，可是周、胡两人的政治品格则迥然不同。周作人就任伪华北教育督办后，在给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著作写序，颜写下“老儿为吏”的句子，一点也不以当日寇傀儡为耻。在中国人民抗战最艰苦的年代，周作人到日本东京向天皇“问陛下康强”以及参拜靖国神社等等。“周督办”罢官后，汪精卫选任他为伪国民政府委员；为庆祝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周作人以汪精卫随员身份谒见伪满皇帝溥仪，后来又到南京为汪精卫祝寿。1941至1942年间，周作人三次南下，视察徐州各地治安强化运动开展情况，每到一处都先拜见当地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然后慰问陆军医院伤病“勇士”，检阅地方保甲自卫团并作“训示”。1942年12月8日，华北地区成立了“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周作人在会上发表了《齐一意志发挥力量》的训词，下午在天安门检阅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上，他又头戴日本军帽，身穿日本军装，主持检阅式。周作人曾表示“协力大东亚战争”，可作为他为日寇侵略中国当帮凶的自供。周作人在北京“落水”的消息传到抗战阵营，文化界惊诧愤慨，但绝未想到他为媚敌如此丑态百出。上述事例是从钱理群著作《凡人的悲哀：周作人传》摘录的梗概，事实确凿，其斑斑劣迹令人不忍卒读。

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期间，实施“以华制华”政策，其中一项是网罗我们的民族败类做帮凶，干日寇做不到的事。他们每占领一地就成立“维持会”利用汉奸统治地方，还收买汉奸搜集情报，抗战初期发生的国民党行政院主任秘书黄秋岳出卖国防机密，致使集结在长江上游的日本军舰一夜之间逃出江阴封锁线。身经八年抗战的人都知道，在敌我两军交战地带，屡屡发生我军重要军事目标被敌机扫射轰炸命中现象，经证实，都是汉奸向敌机指示信号的结果。抗战时期出现的“汉奸杀无赦”的口号标语，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叛国投敌的民族败类痛恨之至。

至于胡适，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他走出书斋积极献身抗战，赢得了国际上的同情与支持。他的夫人在国内获悉他得了心脏病要他辞职休养，他的答复是“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孙都得做奴隶”。他用一片丹心来维护青山不倒，恪尽匹夫之责。胡适出使美国以前，为滞留在北平的老友周作人的处境感到不安，寄诗与周敦促其南下，八行诗句中有：“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重”指民族大义，“轻”是苟且偷安。周在答诗中写下“可惜我的行脚不能做到”，不久即落水变成颜事仇的无耻文人，令人齿冷。始于1937年的抗日战争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场从无先例的抵抗外国入侵的神圣战争，如日寇阴谋得逞，中国就要亡国，南京大屠杀、平顶山万人坑、日寇细菌部队种种灭绝人性的暴行，足以说明除了万众一心投身抗战外别无选择。

八年抗战获胜，全国人民企盼的治疗战争创伤、和平建国的美好愿望，又在内战烽火中幻灭。蒋介石好了伤疤忘了痛，在积极进行内战的同时，撕毁协议，单方面悍然召开所谓“行宪国大”，妄图使他的独裁统治合法化。于是出现了胡适到会表演的一幕。舒芜先生据此得出的胡适比周作人检阅北平青年“在政治上可重要多了”的论断值得商榷。

周作人投敌叛国、在北平检阅青年是1942年，当时正是中国抗战最为艰苦的时候；胡适则与抗战共始终，胜利后出掌北大，整理国故，蒋介石为了给伪国大装点门面，在大会开幕头两天“亲自打电报催请胡适‘即日命驾，莅京出席’，并要胡适回电答复，显然这多少有一点强制的意思”。“胡适出席这次伪国大，多少有一些被动，所以后来才出现了抱着《水经注》出入会场的尴尬场面”（以上见于白古庵著《胡适传》，431页）。蒋介石善于利用学人维持他的统治，继胡适之后，又有地质学者翁文灏组成“戡乱内阁”的闹剧。解放战争中，胡适、翁文灏都被列入战犯名单，新中国成立后，翁文灏回到北京，享受到人民政府的礼遇。要论周作人早年在文化界的声望，与胡适、翁文灏都够得上大师的标准，但因为在日寇卵翼之下当“督办”、“国民政府委员”，就不能享受翁文灏以及李宗仁、卫立煌的政治待遇，这就是政治标准。

国共两党十年内战之后，抗战军兴，中共中央旗帜鲜明地提出“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促成国共二次合作，共同对敌”。《诗经》上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名句，“阋墙”之争是自家人的事，遇到外侮就得携起手来共同对敌，这是爱国精神的升华。列宁把爱国主义称为“人类崇高伟大的精神”，可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舒芜先生把周作人附敌与胡适附蒋作了夸大其辞的对比，我不敢苟同，并请舒芜先生考虑，我们如何向下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倘若不当，产生负面影响，那就不好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