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蒋孔阳谈养生之道

与蒋孔阳谈养生之道

我年过70时，不少人看到我没有老态，或者把我实际年龄少看了一大截，便问我有什么养生之道，其中有熟人，也有在旅途上萍水相逢一面之交的，我如实作了回答：平常生活，平常心态而已。最有意思的是，居然有一位先生专程到我家里动问养生之道，这是绝无仅有的新鲜事。来者是美学家、复旦大学蒋孔阳教授。他光临寒舍以前，我曾走访蒋教授和他的夫人濮之珍教授，代报社副刊约稿，因而相识，并无深交。有一天，他在小外孙女搀扶下来到寒舍说：“谢老，你比我年长，精神好，走路健步如飞，叫我羡慕。”蒋教授接着问我的饮食等等生活习惯，是不是每天做气功、打拳锻炼身体。

我说，有位老同事说我是“三不主义”，一不锻炼，二不戒烟，三不戒酒。关于锻炼如打太极拳，做气功之类的健身运动，我承认有益身心，可以延年益寿。有位作家朋友说，过去的政治运动，丧失宝贵时间太多，但做健身运动需要付出时间；宁可少活些岁寿也得写作。这位作家的观点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具体的说，我每天三四点钟起床，吃完早点就伏案写作，到用午餐时停笔。下午读书报，散步约一小时。至于烟酒是青年时期养成的习惯，老来对身体尚能适应，所以没有戒掉的打算。蒋教授还问我是否注意“食补”。我说很随便，而且爱吃肥肉。可是体形消瘦，怎么也不长肉，每年照例做体检，一路绿灯，顺利过关。我常想，这可能与先辈遗传有关。我的结论是，身体素质因人而异，所谓“三本主义”不足为训，最要紧的是保持良好心态，顺其自然，这就是我的养生之道。蒋先生点头称是，起身告辞，在小外孙女掺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了，不料从此竟成永诀！

我自少而壮而老，前半生吃过不少苦头，南京沦陷之日，鬼子进城，我出城，渡江逃生，一次又一次在千钧一发关头，躲过敌军舰机枪扫射。40年代初当战地记者，在鬼子扫射炮轰下竟未伤毫发。人家说我命大，我说还得有健全的体魄才能支撑下来。日本鬼子投降那年，我28岁。当时正在江防前线办报。

建国后，我在北京度过整整八年记者生活。接着当上右派分子，升级被劳改，三年全国饥荒，繁重的劳动中，我下肢浮肿，吃不饱。后来在北大荒19年，不自觉地白了头；黑土地有粮仓的美誉，但对劳改犯先是减低口粮，然后一度只给柞树叶粉碎的面做窝头吃，造成大便困难，得上医务所用肥皂水灌肠排便，我的体重下降变成皮包骨，只有80斤，在我身边每天都有人悄然死去。还有身体健壮的人大概因热能供应不足，先瘫痪后一瞑而逝。面对死亡，我在心灵上建立一条防线，这就是保持强烈的生之意志，默读唐诗宋词自娱。挨过三年饥荒岁月，体力得到恢复，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风化雨，我得到平反，回到上海原单位重操文字旧业。当时我已年过60，返聘长约10年。

1980年，脖子上发现长了个肿瘤，到医院检查，有位医生不怕把我吓倒，说这是甲亢腺癌，叫我马上住院。当时我任《文汇月刊》副主编，主编因心脏病也在住院，党委书记叫报纸《笔会》主编兼任月刊工作，这位主编感到压力太大没有答应，可是月刊每天收到的信稿不断，编辑部看到我处变不惊，就把文稿送给我处理，还称赞我勇于任事之类的话。其实我不是糊涂胆大，而是好几次从九死一生中走过来，活到60多岁，死了也算长寿，值得。后来做手术，从脖子里取出鸡蛋大的瘤子，经过冷冻、切片化验，原来是良性的，医护人员当场向我道贺，我仅休息了几天就回到编辑部。

离休以来，坚持写读不辍，春节中有云南之行，清明节回安徽故乡给先父母扫墓，人家听说我已86岁，都说不像。可是我有自知之明，记忆力衰退，走路节拍放慢，不再“如飞”。真是一年不如一年。我承认严峻的自然规律，但没有改变生活习惯的打算，初步设想，要是能活到90岁，就压缩写读时间，做些健身运动。人的一生，长短有命，难以预言，只能走着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