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丙辰教授

关于杨丙辰教授

收到《新文学史料》第三期，韩石山先生的《徐志摩去世前后的第一场争论》，其中提到林徽因悼念徐志摩的文章，写有“对你的赞美和攻讦由（在）你去世后一两周间，就纷纷开始了。”韩文说：“被视作攻讦当是指北大教授杨丙辰在百科学会上的一次讲演，距徐去世也不过一个月零一天。讲演稿刊在1932年1月11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是一篇四千多字的长文。”

韩先生这段文字像一枚石子在我的脑海激起波纹，使我回想起杨丙辰先生与我有过的短暂交往。此事得从洪深先生说起，因为文字上的关系，我与这位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建国后首任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的洪老，有着一段较为密切的交往，他每次写信都派通讯员送来，用绿色墨水写钢笔字，字字端正厚重，一如其为人。他介绍杨丙辰先生找我，体现了他对我的厚爱与信任，我诚感荣幸。

初识杨先生，得出的印象是：身材高大，满面风尘，衣着敝旧，如若不知他曾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德文科主任，我也许会把他看作落魄的江湖艺人。往事如烟，记忆模糊，杨先生到我工作单位找我的次数和谈话内容我都记不得，大约接触二三次。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他把民主德国建国后建设成就小册子译成中文，是民主德国驻华大使馆委托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办。洪深局长审阅译文，认为有些用词用语陈旧，吩咐我修饰整理一下。这不需要高深的文字修养，只要按照当时流行的新闻报道词语订正就行，我虽不才，当了十年以上的记者，还能勉力为之。阅读杨先生译文，我感到不解的是，字体歪斜，遣词造句也欠雅驯，和这德文前辈经历对不上号。当时我才30多岁，总以为杨先生所以风光不再，是人到老年的悲哀。近读张中行先先《负暄琐话》，得知杨先生生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我识杨于50年代初，论年龄，他不超过60岁。可能他对我讲过有什么心脑血管之类的毛病，是带病从事译著的；讲过没有且不谈，但可以断定他当时已有病在身。建国后，杨丙辰就赋闲在家，生活困顿，洪深先生委托译述，用意是支付给他一笔较为优厚的稿酬，惜老怜贫的拳拳之心彰彰明甚，长者风仪令人感佩。

《负暄琐话》杨丙辰专篇帮助我了解了杨的许多轶事，在这里我权作文抄公，摘录部分，也许能为欲知杨生平梗概的读者所乐闻。张中行先生说，杨年轻时留学德国，“有一次他同我说，他德语会话很好，连德国人听了都表示惊讶。这大概是真的，因为他爽直、诚实，想来不会因夸耀自己而说假话”。又说杨“翻译著作不少，现在记得的还有《费得利克小姐》和《火焰》，都编于商务印书馆的《世界丛书》”。张文末句介绍杨丙辰之死，“正在‘文化大革命’暴风雨中”。

1999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