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问”与“饭碗”之间

在“学问”与“饭碗”之间

（一）“学问”的意义

“学问”二字眼熟也耳熟。说某人有学问，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这人知道得多，“学富五车”（知识非常渊博）；二是这人对问题看得深、看得远（知识系统、认识深刻）。以前人们比学问，就是比谁记得多、知道得多。生活中，常常碰到“这里面有学问”的说法，此处的“学问”则是指“奥妙”或“特殊的技巧”之类。搬出《现代汉语词典》一查，“学问”一词表示“知识”，也表示“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系统知识”，还表示“学识”，与人们生活中的理解和运用大致不差。广义的“学问”可以指各种知识、技能、智慧，狭义的“学问”就是指系统的知识，指学识。有人还深究过，“学问”一词可以作为动词，指“学会发现疑问”，即学着发问，学着质疑，取“不学不成，不问不知”之意。简言之，由“问”而得“学”。“做学问”一词呢，理解为“进行学术研究”应该没错。

知识的学习和积累是做“学问”的基础，但满脑子的知识转换为智慧和见解才是关键。其实古人也并没有完全把“知识渊博”等同于“有学问”。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指出：“人的头脑不是一个要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支需被点燃的火把。”中国古代学者也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1]。社会进步靠的不是“死”知识，而是人们发现和创造的新知识。做学问就是用创造性的思维，规范的方法，从新角度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学问的功用和价值可以分为不同层次。

学问承载着人类的知识、经验、精神财富；学问包含往圣的“绝学”，包含今世积累和运用的“新学旧学”，蕴涵后世所需的“经典”。做学问，根本的意义就是寻求新知，认识世界；检验已有的认识，探究未知的领域。学问的最高目标是使人类文明，使社会进步。

日本近代著名政治家大隈重信把学问提升到青年人在复杂的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的高度。他说，“在社会的海洋中航行的指南针是什么？就是学问……而在航海中与指南针不能分离的是晴雨表。晴雨表是什么？还是学问。”^[2]因此，做学问是一项高尚而艰难的事业。

当然也可以有低层次的理解：学问能给做学问的人换来普通饭碗，甚至换来“金饭碗”。学问能换来社会地位，比如成为学问家受到社会尊重；成为学问家，可以带来荣誉，产生社会影响。学问家不比富翁有钱，但比富翁有“身价”，富翁们“富而不贵”，学问家有时“贵而不富”，有时“既贵且富”（当然有时既穷又酸）。

为什么要有学术、要做学问？易中天先生的看法是：“做学问原本不是为了混饭吃。”理由是，从个人角度，为了谋生完全可以选择别的事情。比如想要有财富就应该去经商，想要有权势就应该去从政，哪怕去打工，也不像做学问这么费神。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学问也不像学问家们自己讲的那么重要、那么有用。然而，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有存在的价值，因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为社会所需要。搞别的学科倒也罢了，一个搞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必须关注社会人生，甚至应该“为人生而学术”^[3]。

“学问不等于人生”，这是陈平原先生学术随感录的一个标题。现实生活中，明白“学问不等于人生”的学者也不少。问题在于，想到了是一回事，实际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或者另“几回事”。要反问，学问到底等于什么？陈平原先生的态度是：只把做学问作为一种职业工作。^[4]如果是这样，问题就不复杂了。首先，不信学术的人和不适合做学术研究的人，没有必要强忍着厌烦去做所谓的学问，趁早不要钻进这个行当里来。其次，原来热爱学问的人，如今兴趣已经转移了，甚至干不下去了，也随时可以坦然地变更职业，没有必要苦苦撑着。其三，已经转行去经商或从政的人，不必觉得舍弃了什么香饽饽，没必要羡慕那些耀眼的学术明星。即使经商未成大款，做官未至高位，也没有必要追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其四，有的人愿意把学问等同于人生，愿意“皓首群经”，乐于废寝忘食地做学问，不怕变成写论文的机器，这也不必大惊小怪。你可以从心里佩服这样的人，也可以“瞧不上”这样的人，还可以暗暗地“怜悯”这样的人，那是你的自由。但不必大张旗鼓地树立为榜样，也不必冷嘲热讽地把这样的人当另类。

我赞成陈平原先生的态度。不过，我从小处着眼，我觉得：学问的“基本价值”和饭碗有关，学问的“中间价值”与现世的荣誉地位有关，学问的“终极价值”才与学术贡献及人类进步有关。

（二）“学问”与“饭碗”的关系

先要谈谈“做学问”的条件。

做学问，首先要有饭碗，饭碗包括基本的生活保障，拥有基本生活费用，吃和穿不愁，至少不是早晨出门打工挣钱、回到家里再琢磨读书和写作的状态；有住房，可以安放一张书桌。有搞研究的条件，包括拥有工具书和基本资料，最好是有图书馆、资料室等。再讲究一些，就是有宽松的环境，至少不担心文字带来灾祸；有发表的途径，至少不出现两个极端：写着玩，自我欣赏之后就扔掉，或者，好坏都能发表都能换钱。

但无论如何，都会涉及“学问”与“饭碗”的关系。

（1）假如“学问”等同于“饭碗”

没有饭碗，文人学者就不可能挺起腰杆，想“硬气”也硬不起来。

没有了饭碗，不可能有真正的学问；饿着肚子的时候，第一学问就是如何吃饱肚子。

可见，经济独立，而后才有人格独立；人格独立，才能做出真正的学问。

知识分子、文人、学者、读书人，既不靠务农换取生活费，也不靠做工换取生活费，更不靠贩运货物换取生活费，饭碗从何而来？就靠知识、文化、智慧、文字、嘴巴、“墨水”。

古代中国只有跻身仕途一条道，否则就当个穷酸书生，卖文、教书。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可以选择的职业多了。但做学问只是众多职业中的一种，有了知识、文化、智慧、文字、嘴巴加“墨水”，还不行。关键的问题是，知识、文字或“墨水”能否换来生活费。

为了饭碗，不屈就行吗？经济不独立，敢于对给你饭碗的上司说“不”吗？

易中天在《书生意气》中谈陈寅恪时指出，陈寅恪我们学不来。第一，我们很难像陈先生那样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第二，我们不可能像陈先生那样守得住“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心理防线；第三，我们不能像他那样耐得住永远的寂寞，就算甘心于寂寞，“你可以孤芳自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你总要吃饭吧”^[5]？陈寅恪先生与当局不合作仍有饭吃，我们与体制对着干，谁敢试一试！

做学问成为一种职业时，学问就是为了饭碗。这和做任何行当一样，等同于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店主开店。讲课和写书是过程，培养学生和出版专著是结果。看不出做学问比干别的事情崇高多少。我常想，从重要性来说，门口摆摊卖煎饼的老大娘，比我们当教师搞研究的更能满足学生的需要。但社会上缺少了教师和科研人员，还是不行。

为了饭碗，制造应景的文章、快餐式的学术，似乎不能大惊小怪。为了饭碗，粗制滥造如何避免？“为稻粱谋”，目标是“稻粱”而不是任何别的“神圣责任”。

就算学问等于饭碗，还得归结到“人”，即做学问的人的能耐大小。

有的人因才智超群而著作等身，有的人述而不作著作稀少，有的人才智平平无论怎样刻苦仍没有大部头著述，有的人未必有学问但善于“编凑”照样专著论文车载斗量，有的人不得要领，勤于耕耘仍名不见经传。

一旦学问和饭碗挂钩，进而与名誉地位挂钩，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2）假如“学问”不等于“饭碗”

首先，饭碗可以用其他方式换得，靠做学问换取饭碗，不但不是唯一的道路，而且是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至少不是一条捷径。

换取饭碗的方式中，大多数比做学问简单，比如卖红薯、摆地摊之类。

学问是人做出来的，但不是人人适合做学问，不是人人可以做学问，不是人人愿意做学问，尤其没必要人人都去做学问。

学问基本上不顶饭吃。卖不掉的红薯可以自己吃，学问做出来之后不管预期能换来多么大的金饭碗，但做学问的过程中付出辛劳、忍受寂寞，结果不得而知，有可能是白白忍受一番辛苦。

拥有了饭碗，还需要去做学问吗？干点什么不好，非得要自讨苦吃，坐那冷板凳？

可见，从世俗的角度考虑，学问不等于饭碗。

学问就是学问，就是提升人类文明，为人类的进步增砖添瓦。做出大学问、好学问，不是人人能办到的。

那么，哪些人愿意做学问？哪些人可以做成学问？哪些人适合做学问？

学问有贵族出身的人做出来的，也有寒士做出来的。

贵族有条件做学问，但愿意做学问的、做出学问的贵族是极少数；寒士也能做出学问，但做出学问的寒士必然借助于一定的条件，古时候那些“发愤读书”的励志故事，如凿壁偷光、囊萤映雪，往往只是学习、背诵、积累知识的阶段，达不到做学问。真正做出学问时，寒士已经不再“寒”。

西方的学问家、思想家中，多数是出身中等以上阶层。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科匹厄斯、马基雅维利，到孟德斯鸠、伏尔泰、罗伯逊、爱德华·吉本、兰克、蒙森、汤因比、穆勒父子、布罗代尔等，数不胜数。中国的学问家中，有的家学渊源，有的寒士在中进士后获得身份地位，具备了做学问的条件。那么，学问非得由贵族、上层人士、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去做？这不好说。

（3）假如学问必须归结到“做学问的人”

当然，能否做出学问，除了基本的生活条件和科研保证，还依赖于做学问者的能力和品质。科研能力不用说了，研究者至少得具备“专一、认真”的态度，“天真、朴素”的情怀，“从容、静穆”的体验，尤其要有对丑恶的“拒斥”、对浮华的“蔑视”。余杰《铁屋中呐喊》^[6]中提到的从现代中国人身上逐渐消失的“九种武器”（天真、静穆、腼腆、认真、怜悯、轻蔑、从容、朴素、专一），至少具备六种才能做好学问。

先说“专一、认真”。余杰指出，现代社会“诱惑的增加，机会的增加，选择的增加，使专一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对于学者而言，必须做到专一，假如专一到“痴”，不可能做不出学问。而“认真”二字知易行难：“人天生惰性的制约，现实利益的催迫，再加上认真经常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使人们很容易放弃认真。”但作为学者，不能轻易放弃认真。如果放弃认真，著作中的硬伤就难以避免。

再说“天真、朴素”。对于学者而言，没有天真的一面，就不可能保持探究学问的好奇心，不会产生对学问的痴迷。至于“朴素”，余杰认为审视抗战中西南联大的学者和他们的成就，就会发现起作用的因素之一就是“朴素”。“朴素既是坚持又是失去，失去的是无限膨胀着的享受欲，坚持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纯洁性。”在西南联大，谁有才华、谁有成就，谁就受到尊敬。“西南联大奉行的这种朴素的价值观（不羡慕别人、不夸耀自己、欣赏自己所欣赏的一切、离开自己所不喜欢的一切），为中国学术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7]

关于“从容、静穆”，余杰作品里写道：“现实社会中畸形的比较、汹涌的欲望、焦灼的心态、美妙的白日梦、决心和誓言、奔跑和疲惫，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8]，使我们失去了从容的境界。现代人不再追求宁静的心灵、自由的时间、温馨的情感、从容的境界，而是追求汽车、别墅、权势、金钱。对于学者来说，能否拒斥恶俗的欲念，蔑视浮华，是能否保持“从容心境”的基本条件，而没有从容的心境，如何坐得住？如果坐不住，还敢奢谈学问？能坐得住的人，才能体验静穆状态，体验过静穆状态的人，大约才能触摸到学问的真实价值和意义。

（三）如何选择

如果学问仅仅与饭碗有关，问题会很简单。做学问的人和工人、农民、商人没什么两样。学问做得好的人就是种地的能手、精明的生意人、手艺好的木匠；学问做得差的人就是面黄肌瘦的农民、筋疲力尽的工人、经常赔本的生意人。

如果学问与饭碗无关，问题也很简单。放眼望去：学界中，有一些是把做学问当作消遣方式的人，有一些是带着崇高理想、愿意为人类进步作贡献的人，有一些明知道要忍受寂寞但心甘情愿的人，有一些是死脑筋的人，还有一些为了其他目标误入歧途的人。

学问与饭碗的关系，恰恰不是以上两种情况。社会选择的结果，学问可以换得饭碗，也可能换不到饭碗。知识分子、读书人、文人自己呢？既可以把学问看做换得饭碗的手段，也可以把学问不当饭碗而当成辉煌的事业。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的读书人很少像古希腊的读书人那么傻，把学问看成单纯的学问。换不到名头和地位的学问，至少没有人去追求。不能“经国济世”的学问，算不上有用之学。试看近年来的笔墨官司，有几个是为了纯粹学问方面的争辩而引起的？有的虽然听起来是学术问题引起的，但凡是“闹大了”的，无一不是上升到名誉和地位问题。试想想，一个学者一辈子搞研究，其中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中被人揪出几处“硬伤”，就像母鸡偶尔下了一只软蛋，很正常，怎么会扯到“断送了”某人的“学术生命”呢？下一次产出的是硬蛋、而且是金蛋，不就可以了嘛！关键还是因为所谓的学问，与名誉地位是“连体”的，撞着“学问”的肌肤，就会伤到名誉和地位的“神经”。

既然在中国社会“很少把学问看成单纯的学问”，我们进入这一行当的人该如何“自处”？

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经不住外界的诱惑，于是有了烦恼：闭门著书还是扩大交际范围？专心学术还是获取学衔（也许二者没有矛盾）？安于做教书先生还是谋一官半职？君不见，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苦恼并不“高级”：凭什么他年终考核“优秀”，而我只是“称职”？君不见，那些“清逸雅士”既不飘逸，也不俊雅，为了评上职称或当个学术带头人，比官场中人毫不逊色：找评委找得理直气壮，送礼品送得大模大样。为什么会这样？逼出来的，或“锻炼”出来的。你要飘逸，你就可能一辈子当不上教授；你要洒脱，你就可能永远住不上大房子。试看天下学术豪杰，有几个是迂腐的书生？

我们这些普通教师，不期望做学术豪杰，但也要保住饭碗。做学问不容易，保住饭碗也不容易，只能徘徊在学问与饭碗之间。从内心说，可能每个人既希望把学问做好，又不希望生活得过于窘迫；希望专心学术，但也不希望成为道学先生模样的书呆子；希望十年磨一剑写出精品来，但不敢去冒“与单位的硬性科研指标对着干”的风险。这一类人的通病表现为：当陷于对一个问题的探究而绞尽脑汁、心里冒火时，会发誓说“一辈子不再搞这劳什子学问了”；当看到别人轻松赚大钱时，心里还是有些暗暗的羡慕和无限的失落；可是，当有人真的劝我们放弃现在的职业，又一百个不情愿！舍不得还是不甘心？说不清楚。

一直就这样，始终徘徊在学问与饭碗之间吗？

还得有个选择，至少要确定一个轻重缓急。比如，首先要得到饭碗，得到饭碗以后才有条件追求真学问。即便徘徊在学问与饭碗之间，只要不失“专一、认真、朴素、天真”，还是有望跨入学问的门槛。一旦失去这些品质，对学问只能羡慕、兴叹。当然，现代社会拿学位容易、当教授容易、出书容易，可以制造和包装出学问家，不需要像我这里说的非得具备什么品质，那是另一个问题。

如何去做学问，这里面本来就“大有学问”。

以我的浅见，只要不追求大红大紫，不追求名利双收，心还是能够静下来。只要不怕“高职低聘”，不怕名次排在别人的后面，自己支配自己的时间，还是能够做到的。

【注释】

[1]《礼记·学记篇》。

[2]《大隈伯演说集》，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7年版，第482页。

[3]易中天：《书生意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4]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6页。

[5]易中天：《书生意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9页。

[6]余杰：《铁屋中呐喊》，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7]同上，第45-56页。

[8]同上，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