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之功用”的通俗解释

关于“历史之功用”的通俗解释

没有一个问题像“历史有什么用”这样的疑问更陈旧、更低级，可是这样陈旧的问题从来没有过时，这样“低级”的问题只有高级的研究（历史哲学、史学理论）才能作出回答。大学历史教师遇到这个问题，无论怎样回答，从来没有使学生满意过。于是，给学生推荐“解惑”的书：去阅读尼采的《历史的用途与滥用》，或者爱德华·卡尔的《历史是什么？》。学生读了这些书更迷惑。再推荐国内学者的书，告诉学生：王学典、陈启能、耿云志、刘克辉、张耕华、刘家和、朱孝远等先生的著作或论文中都讨论过“历史有什么用”的问题，如张耕华的《历史哲学引论》、朱孝远的《史学的意蕴》，有专章谈论史学的功用。学生阅读后可能会说，这些专家的观点还是太深，不好懂。那就干脆了解一些简单、有趣的说法，推荐学生去读张鸣教授的短文《历史可以当饭吃吗》。

对“历史之功用”的质疑，言外之意是历史这门学问没有实用价值，但仔细一想，其他学科也一样没有实用价值。事实上，世间任何一门学问、任何一样工具、任何一样药方，“效用”都是有限的。人类的进步是由于哲学家的指导而进步的吗？没有。每个时代的哲学家很少，是“珍稀动物”，而哲学家往往不会生活，日子过得比普通人差。经济发展是由于经济学家的指导吗？没有。经济发展是受人的无限欲望的刺激，是受条件的限制而被迫算计；经济学家面对如脱缰野马般的经济态势，充其量只能在远处喊叫喊叫而已。同样，社会学家能指导社会秩序的调整吗？政治学家能够安邦定国吗？心理学家通过心理辅导能使青少年犯罪减少吗？自然科学家能阻止生态环境的恶化吗？不能，都不能。如果这样想，历史学的“无用”就不值得大惊小怪。

历史有用无用，就要看你把历史当作什么来用。要拿它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一点用场都没有。历史不但难以满足充饥御寒之需，换不来银子，而且，要拿它做宝典改造社会、推动经济发展，非但无用甚至还可能有害。比如有的政治理想家以“三代之法”治国，国家越治越糟；有的君主历史书读得太多，动不动找历史上整治人的经验，对富国强兵没有什么好处。

要是换个角度看，历史不是没有用处，而是相对来说“用途”太广。如果不追究这门学问的崇高价值，只看它对个人有什么好处，这就简单了。比如提高个人的修养，或者纯粹是自娱，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比得上历史学。自古至今，对普通人而言最好的享受是听历史故事。对书生而言，不满现实，可以借古人抒发自己的郁闷，所谓“借古人的酒杯，浇胸中的块垒”，而古人不会爬起来和你计较，痛快而又没有风险。其实生活中喜欢历史的人很多，经商的、务农的、当官的，说起历史都喜欢。或者说，社会上对历史知识的消费一直是旺盛的。不仅历史题材的通俗作品受欢迎，而且非历史学专业的人乐于谈历史，从历史人物身上找动力，从孙子兵法中找智谋，把古板的历史鼓捣得很鲜活。

有意识地把历史当“良药”来用，典型的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司马光的用意是好的，统治者未必都去认真学，学了未必去做。假如有哪位统治者真正百分之百按照《资治通鉴》去治国，未必能把国家治理好。刘家和先生指出，历史学真正起到的作用可能是无意识、不经意产生的，比如普通求知者通过读历史书、学习历史而获得教益或启迪。当然，普通求知者学习历史而获得教益主要还是与求学者本人的主观愿望、原有的知识基础、个人的理解力等有关。不管有意无意，这些可以算做“历史之用”的积极方面，或者“正用”。

历史之功用真正成为问题，不是“无用”，而是误用、滥用。这些“用场”败坏了历史这门学问。从历史中汲取有用的教训，为人们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参考，应对新的“挑战”，探索社会发展的总趋势，都算“正用”。不过，“经验教训”有时候派不上用场。中国的统治者历来重视总结前朝覆灭的教训，但每个朝代都以和前朝相似的方式亡国了。而且，“执陈方以医新病”，甚至把“虎狼药”当作温补剂，这是对历史的误用，危害就非常大。吕思勉先生早年就有精辟的分析。前人的经验是否全对后人有用，或能用到什么程度？需要当作问题慎重看待。把历史当作某种工具，达到某种目标，就是滥用历史。如借古讽今、影射史学等，是夸大了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

问题是，不仅仅历史学，其他学问也会被误用和滥用。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本来应该造福人类，却被统治者用来制造杀人武器。思想家和宗教家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本来是帮助弱者的，却被统治者当作愚弄民众的工具。文学家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诗词和小说，也会变成获罪的证据。学问被误用和滥用，做学问者自己没有能力阻挡。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被滥用和误用，并不比其他学问的遭遇更突出。

说到底，对历史的功用提出疑问的，主要还是走进历史行当之内的人，比如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历史专业的学生。有用无用对于一般人来说不成问题，而对于这个行当里的人成了问题，源于这样的现象：许多行当可以轻松混饭，搞历史研究则不能；许多专业可以换来明显的经济或社会效益，历史学则不能；其他专业的学生可以偷懒，历史专业的学生不可以，一旦偷懒不读书，许多坎儿就迈不过去；历史学的回报率很低，研究历史的人可能面临生活窘境；一旦历史学专业与社会就业挂钩，历史专业的毕业生面临的问题更大；历史学的用途不是直接拿来换货币的，但历史研究者却用它来谋生；历史学是冷门学科，但历史系毕业生要和其他实用学科的毕业生一样去竞争工作岗位；历史专业的学生培养，本来应该少而精，但大学大量地招收历史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这些矛盾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现实中的困惑即来源于此，但这些都不是历史学的错，更不是历史本身的错。

历史本身的功用是不必怀疑的，因为人类生活经验的记忆与今天的生活天然相连，并影响着人类未来的生活。历史学的功用也是不必怀疑的，因为一个民族要向前走也要回头看，“存储和整理一个民族的记忆”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用王学典先生的话说，“历史学家就是一批接受民族的委托专司‘往后看’的人”，所以天职就是“提供真实的记忆”。王学典还有一句经典的话：“史学就是史学，其余什么都不是。”从“历史学之功用”的基本意义看，只要根据民族发展的要求写出信史，求出真相，史学家的使命就完成了，至于何时用、如何用只能由社会来决定。

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对历史知识的需求，甚至提出各种问题。读历史书是自然而然的事。有些人寻求活着的意义，有些人想提高个人素养，有的人要找出解决某些问题的参考答案，各取所需。不过，历史记录有的不准确甚至有误，有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被遗忘，史学工作者就必须承担起整理、校对、追忆、补录的任务，用心地做这项枯燥而繁难的工作。面对庞杂而歧义的史料，研究者还必须作出准确的判断，进行必要的取舍，这项工作回报率低，却丝毫不能马虎。史学工作者完成了这些任务，做好了这些工作，本身就是贡献，无需寻找任何“附加”的功用或效用。没信心和毅力做这项工作的人，有权选择改行；愿意坚守这块阵地的人，自然不去羡慕其他行业的无限风光。